他的行事也仿佛孔子，收过不少门徒，率领着他们游说各国。由于各国间都以力相争，他却鼓吹以德为王，言仁义而不言利，终不能被任用，于是退而著书。
孟轲的思想本于孔丘而有所发展。他主张施仁政，使人民安居乐业。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是一种黎民不饥不寒，老者安享晚年之乐的小康景象。“民贵君轻”是他的著名论点。他对当时某些统治者虐民以逞的行为提出尖锐的批判，甚至斥责为“率兽而食人”（《梁惠王》），同时基于宗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对君主的个人绝对权威表示否定：“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万章》）“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离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这样的话，在专制强化的后代就没有人敢说了。
《孟子》共七篇，记述孟轲的言行。此书的写作与《论语》不同，是他本人和门徒共同完成的。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与《庄子》是文学性最强的。因为孟轲的为人，本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是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好辩而且善辩，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反映在文章里，就不仅仅从逻辑上说明道理，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其行文坦露，喜笑怒骂，绝不作吞吞吐吐之态；文字通俗流畅，无生硬语，又喜欢使用层层迭迭的排比句式，这样就形成了《孟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富有气势。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横行无阻。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聘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
《孟子》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它善于用形象帮助说理。有时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鸡犬放（逃逸），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有时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都成为后世常见的成语。
最精彩的是《离娄》中的一段：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人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一则绝妙的讽刺故事。文字虽短，但写得精炼，情节有变化，人物有性格。尤其是故事的结尾，人物内在品格的委琐与外貌的庄严自足，形成强烈的反差，达到美学上的滑稽效果，完成了尖锐的讽刺目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尖锐的性格。这种丑恶现象在社会中始终存在，因而这故事的生命力也始终未消竭。
《孟子》的散文对后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善于用文学手段达到实用目的，对于既主张以文载道，又重视文学的美感，喜欢在说理中包蕴个人感情的唐宋古文家，成为绝好的典范。试看韩愈的文章，雄肆而严整，喜用排比、博喻，与孟文关系最大。
孟轲关于个人修养以及如何理解古诗的一些看法，对后代文学批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这里“气”指一种光明正大的意气情感。后世的文气说（主要讨论作家才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即由此发展而来。他又说，读古人之诗，要“知人论世”，要“以意逆志”，都是很精辟的见解，为后世文学批评中重要的原则。
第四节 庄周与《庄子》
在谈论《庄子》以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老子》。关于老子其人，《史记》中引用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是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姓李名耳，字聃，年代稍早于孔子，据说孔子曾向他请教关于“礼”的问题；一说老子可能就是楚国的老莱子，与孔子同时；一说战国中期周室有位太史名儋，有人认为他就是老子。《老子》一书的形成年代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应当早于《论语》或大致与之同时，也有人认为它甚至迟于《庄子》。把我们看来，老子很可能是古代一位具有传说色彩的贤哲，并一直有些关于他的故事和言论流传，这些言论，可能就是《老子》一书的雏形，其年代大约与《论语》相近；大约是在战国中期，又有人对这部书加以增补，形成了今传《老子》的面貌，故其中包含有反映出战国时代社会特征的内容。这书是用韵文写的，用韵规则与楚辞相近，它的作者应当是楚人。
《老子》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哲理著作，也牵涉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但书中把两者和自然性的宇宙本质——
“道”联系起来，所以“形而上”的特征很强。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张“虚静无为”，即反对以人为的手段——包括种种文化礼仪——干涉社会生活，尊重生活的“自然”状态；关于人生态度，《老子》也主虚静、退让、柔弱，但这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消极，因为《老子》所推重的“阴柔”，实是一种长久之道和致胜之道。
《老子》的文体，既非如《论语》那样的语录，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文章”。全书约五千字，都是一些简短精赅的哲理格言，又押韵脚，特别便于记诵。各章节大致有一定的中心或连贯性，但结构并不严密，前后常见重复。它的语言无所修饰，但所包涵的道理玄奥而深刻，常常揭示出事物向其反面转化、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断转变的规则，以及从反面取胜的途径，反映出中国先秦时代哲学思想的透彻性。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如三十六章云：“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自居于弱势、静态而保持一种弹性，促使敌对一方向膨胀、夸张发展以至成为脆弱，即产生盛衰的对转，这确实是看得很深。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推进道家思想而具有集大成意味的著作，是庄周及其门人的《庄子》。
庄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生活年代与孟轲相仿，可能年岁略小。只做过地位卑微的漆园吏。据《庄子》中记载，他生活贫困，住在穷闾陋巷，困窘时织履为生，弄得面黄肌瘦。但据说楚王派人迎他到楚国去做国相，他却拒绝了，说是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
《庄子》一书，汉代著录为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通常认为是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有庄周门人及后来道家的作品。
庄周的思想，是以老子为依归。但《老子》的中心，是阐述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庄子》的中心，则是探求个人在沉重黑暗的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方法。在作者看来，最理想的社会是上古的混沌状态，一切人为的制度和文化措施都违逆人的天性，因而是毫无价值的。对于个人人生，《庄子》强调“全性保真”，舍弃任何世俗的知识和名誉地位，以追求与宇宙的抽象本质——“道”化为一体，从而达到绝对的和完美的精神自由。《庄子》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尖锐的批判。不同于其他人只是从统治者的残暴来看问题，作者还更为透彻地指出，一切社会的礼法制度、道德准则，本质上只是维护统治的工具。《胠箧》说，常人为防盗，总把箱子锁得很牢，遇上大盗，连箱子一起偷了。“圣知仁义”就是锁牢箱子的手段，大盗窃国，“并其圣知仁义而窃之”。所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
极是痛快淋漓。但作者并不主张以积极的行为来改变现实，而是对现实人生持悲观厌世的态度。甚至认为，一切世间的是非、美丑、大小之对立，只是人的认识上的对立，而并非万物自身的性质。
庄子学派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揭示了社会统治思想的本质，表现了摆脱精神束缚的热烈渴望，为封建时代具有反传统精神和异端思想的文人提供了哲学出发点；从消极意义来说，它所追求的自由只是理念上而非实践的自由，提供给人们的只是逃避社会矛盾的方法，因而始终能够为统治者所容忍。
庄子本人既是一个哲学家，又富于诗人气质。庄学的后人，也受了他的感染。因而，《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并且，其文章体制也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文学意义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