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朝文章的发展趋势来看，是越来越显示出以下几方面的严重的弊病：第一，是骈体文的过度膨胀。本来，六朝人提出“文”、“笔”之分，包含着区别艺术性与实用性文章的意识，但士人好尚丽藻的风气，不仅使抒情写景一类文章完全骈偶化，而且把骈文的写作推进到奏议、论说、公文、信札等各种实用文的领域，使用散体文的几乎只剩下历史、地理等不多的几种著作类型。第二，是骈体文的束缚越来越严重。本来，骈文的基本特征只是使用对偶句式，而且也不妨散句和骈句杂用，到了后期，不仅对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句式也定型为四字句和六字句交错，还要讲究用典、声律，实际成了一种“格律文”。第三，对文章形式的极度讲究，原本和南朝文人回避社会矛盾的心理有很大关系；而形式的严重束缚，又推进了程式化和好用陈词滥调的习气。因此，文章的抒情、叙事、说理等各种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能够在层层束缚中自由挥洒的骈体文不是没有，但这毕竟太困难，大多数人只能靠套用陈旧的程式、典故、语汇来写作，造出大批不痛不痒、半死不活的文字。由于以上弊病的存在，文体的改革就不可避免。不但实用之文要恢复其实用性，就是艺术之文，也需要有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形式。何况，文章的所谓实用性和艺术性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因素。
由上述情况就可以知道，所谓“古文运动”，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从基本的特征来看，古文运动是要改革文体；而改革文体，却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一方面，古文家企图以此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的功能、以挽救唐王朝的衰亡；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以此来更好地表达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感情，而这一种需要同前一个目的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古文运动”之所以有文学史上的价值，主要还是因为后面这一点。
骈体文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贡献，但它是带着偏颇和弊病发展起来的；古文运动也是如此。而且，尽管古文运动以一种“矫枉过正”的面貌出现，也并没有对前者彻底“取而代之”。后代是骈体文与散体文两者共存，并互相融汇。我们需要知道：文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从来不存在不偏不颇、十全十美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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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文运动的兴起
在中唐以前的一、二百年里，不是没有人看到六朝骈文的弊病，也不是没有人写质朴的散文。西魏文帝时宇文泰、苏绰等和隋初的隋文帝、李谔等，就从政治功利的角度、用行政手段试图强行改革文体，但都没有成功；唐代初期，史官也曾从历史兴衰的角度批评过六朝文风“意浅而繁，文匿而彩”（《隋书·文学传序》），后来又有过陈子昂“以雅易郑”、“以风雅革浮侈”的努力（见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及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但是，骈文本身是审美情趣趋于华丽、文学风格追求典雅的产物，也是时代文化精神的结果。在这样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还没有失去它存在的土壤时，硬性以行政手段或仅以个别人的大声疾呼与不高明的示范，是不能使它发生根本改变的。特别是科举考试，从贞观到开元百余年间都以骈文写对策，更助长着骈俪文风的流行。
大约在开元、天宝年间，文风出现了缓慢的变化。首先是骈体文从典雅雍容而内容贫乏开始向质朴流畅、内容充实的方向转化。如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张说的一些碑志，李白、王维的一些书、序，都写来生动简洁，情理兼备，并且在骈中夹散，句式有了变化。其次是散体文章不仅在书信尺牍中，而且在记、论、表、铭、碑等文体中开始有了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如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及李华的《著作郎厅壁记》、元结的《自箴》、《七不如篇》等，都写得很自然流畅。
元氏作于安史之乱以后的文章，仍继续朝这一方向发展，如《右溪记》已经具备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某些特色。
正是在创作实践上有了一定变化的情况下，理论上的呼吁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从天宝末到贞元末，由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现实，使一部分士大夫急于寻找挽救衰世的方案，他们认为，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违背了儒家传统的社会规范而导致礼义沦丧，道德水准下降，因此需要再次树立起儒学权威，以重新整顿社会秩序，包括肃清文坛上的颓败浮靡之风。于是，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相继从两个角度又一次提出了文体改革的问题。
第一，他们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角度提出了为教化而复兴“古文”的主张。独孤及在《赵郡李公中集序》中说：“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梁肃《祭独孤常州文》也引独孤及的话说：“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华而不实，君子所丑。”合起来看，即是说文章是志的呈露、道的载体，“道”、“志”要用“文”来发扬，而不本于“道”、不表现“志”的“文”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批评六朝以来“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认为“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独孤及同上文），元结也在《文编序》里极力强调散文的教育劝化作用，说作文“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梁肃更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提出了“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即“文本于道”的见解；柳冕则更明确了散文的教化作用，认为“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为“君子”所耻（《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在他们看来，只有把伦理教化意义放在首位，才能使文章内容充实，气格刚健，才显出它的实际效用，这就叫“道能兼气，气能兼辞”（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其次，他们从文学盛衰的角度提出了复古的口号。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曾自我表白道：“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文章好坏，关键在于作者及其时代，这叫“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李华《崔淝集序》），在先秦两汉，时代风气比较醇正，作者又以儒家经典为本，所以文风也纯朴雅正。而自那时以后，“世道陵夷，文亦下衰”（独孤及前文）。用柳冕的话说，就是自屈原、宋玉以后，“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与徐给事书》），而“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声色而亡兴致”（《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所以文风改革的途径，首先在于复古。
萧颖士、独孤及、李华、梁肃、柳冕等人的见解，从本质上说，首先是为了推动儒学复兴而提出的，其次才涉及文体改革的问题。所以，他们把散文的价值限定在伦理教化和服务于政治的范围，把对散文的形式、文辞、风格的要求限定在对先秦两汉古文的模拟中，力图“助人主视听”而“以名教为己任”（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抹杀楚辞、汉赋以来文学发展的意义，其保守色彩是很显著的。这一特点使古文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很深的隐患。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们打着“经典”和“古人”的权威旗号攻击骈体文浮靡空洞、千篇一律的弊病，这对推进必定要出现的文体改革，客观上也起了颇为有力的作用。
当散文创作实践与理论开始出现变革苗头的时候，在关系到读书人前程、影响到读书人文风好尚的科举考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宝应二年（763）也就是安史之乱平息的那一年，杨绾和贾至主张在科举中废诗赋、去帖经而重义旨、以促进人们对儒学精神的真正理解，改变华而不实的文风；建中元年（780），令狐峘主持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策试，开始采用散体文形式。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文体改革的主张开始渗入科举的主持者心中，证明它已形成了思潮；另一方面则可以推断，由于科举策试允许了散体文形式，那么它一定对文风变革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中唐时代，虽然考试依旧考诗赋，但人们向官员请谒求荐，向主考投行卷，却大量用了散体文。像韩愈当年便是一个以散体写书信投谒的举子，《旧唐书·韩愈传》说他“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馀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可见，尽管诗赋取士没有废除，但无论是主考官还是应试者，都已经把散体文看得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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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韩愈与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