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事服务台后面坐着一名职员，他那里有留给亨特的一个口信。
他瞧瞧桌上的拍纸簿。“有一位叫乌里的先生来过电话。他下午5点钟来这儿见您。”
亨特看着手表，时间是4点46分。“还说了别的什么吗？”
“没有了，先生。”
亨特做了个怪相，然后谢谢他。这个领事馆职员本来可以不为他记录口信，他这样做已是特别帮他的忙了。尼斯领事馆没有多余的人员，也没多余的设施。亨特能得到半间档案室来办公，这说明国务院还没有决定不让他继续干他这点“破事儿”。晚上领事馆下班后，他的另一个办公中心就是尼斯郊外的拉马克住宅。奥黛尔已经同意在这段时期每天晚上为他守电话。
“山斯基在楼上吗？”亨特问道。
“是的，先生。还有拉马克特派员。”这位职员是个法国人。他的英语讲得很好，但在说到拉马克时，却自然而然地将他在退休时的法语头衔说了出来。
亨特看了看通往二楼的楼梯，踌躇了一下。他在太阳底下奔走了一天，脸都晒干了。于是他绕过书桌，来到后面的走廊。盥洗间就在领事办公室的对面。但盥洗室门边用铜链挂着的一块牌子上却写着“女”。
尼斯领事馆太小，只有一间盥洗室，因此便挂了一块能两面使用的牌子。亨特靠在油印室旁边的墙上等着，竭力让自己心中什么也不想。他的脑子被这一天的各种不顺心的事和毫无所获搞得乱糟糟的。他想清醒一下，消除因毫无进展而气馁的心绪，以便再战。
一个负责护照申请的漂亮女职员从盥洗室出来。她向亨特投以一个发窘的微笑，伸手翻过牌子上写有“男”字的一面，然后匆匆走入了左边的签证办公室。亨特进入镶铺着白瓷砖的盥洗室，拧开木制厕所间旁边唯一的水池上的凉水龙头。他弯下腰，把大手掌放在水里冲着，直到它们变得凉爽。然后他用手往脸上，头上浇水。
他直起腰来，满头滴水，觉得清爽多了。他用一块上面印有“美国政府公共财产”字样的毛巾擦干头、脸，然后出了盥洗室，上了二楼。
让亨特使用的房间中大部分地方都堆满了档案柜，里面装的都是旧签证和公民的申请书。空地方刚好够摆放一张小书桌，桌上有一部电话机。另外，屋里还有两张木椅。山斯基坐在书桌后面的一张木椅上，拉马克占据着另一张。他们那么急切盼望的神色告诉亨特他们也无甚收获。
“毫无所得？”
他们摇摇头。“你也一样？”山斯基丧气地问。
亨特耸耸肩，靠在一个档案柜上，一言不发地凝视着窗外。有好一会儿他们都缄默无言，冥思苦想着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调查还未能突破的那堵空墙。
从马赛到意大利边境，亨特已启用了他认识的所有关系，山斯基也动员了他认识的所有暗探。拉马克也对所有他认为可以信任的警察和海关官员讲了此事。弗兰克。卢西向法国缉毒部门和美国缉毒便衣传了话，乌里动用了他手下的“摩萨德”特工，并包括一些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的特务。由于阿拉伯人决心要将波斯湾改名为阿拉伯湾，伊朗的秘密警察也有理由对恐怖分子进行监视。
但3天过去了，竟然一无所获。亨特告诉自己，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们已经将整个里维埃拉置于监视之下。巴黎的情况有莫特。克朗负责；麦克英尼斯和佛雷德·里沃斯在欧洲各地转悠，随时观察他们所碰到的每个人。应该发现点什么了！
里沃斯悲观的话语又在嘲笑他了：迟早……不早就迟。
亨特怒视着花园中心高大的棕榈树干上攀缘着的红玫瑰。“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末了，他决然地大声说。“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却得不到回报，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
“如果，”拉马克指出。“我们监视的地方错了呢？”
“我们是正确的。”亨特的语气中没有强调，也没有怀疑。他瞧着挂在档案柜上方的里维埃拉地图，上面最有可能出事的地方都钉上了红色力钉，而有一般可能性的地方则是蓝色图钉。“就是这儿——科特达祖尔一带。”
“但仍有许多空白点，”山斯基取笑说。“他们能去的地方还多得很。看看这些乱糟糟的图钉吧。在接下来的5天里，还会有许多事情发生。”
根据贝尔·加拉对罗莎琳达说的话，无论他准备干什么，时间就剩下5天了。亨特已提醒最有可能出事的地方：尼斯机场，还有马赛机场。他还警告保安人员注意下星期已安排好的可能成为袭击目标的活动。
蒙特卡洛网球赛将在4天后举行，美国队可能成为袭击的目标。尼斯图书博览会可能是另一个目标。戛纳要召开一个国际医学大会；圣特罗皮兹要举行时装表演，有以色列官员参加；伊朗博物馆要在圣保罗文斯郊外的麦特基金会举行一个古波斯艺术新展；英国的一支船队在驶往海法的途中将在马赛作短暂停留。还有……
太多了，正如山斯基所说的，防不胜防。
亨特身后一个声音说道：“我有了点线索。”
亨特转过身来，见乌里。伊占伫立在门口。乌里掏出一张湿乎乎的手巾，擦去脸上的汗珠。来这儿3天中，亨特没见乌里的脸上有过笑容。他现在也没有笑，但眼里却闪着光。
“一个伊朗特工刚传给我们一个有意思的情报，”乌里告诉他们。“有一队阿拉伯人——那伊朗特工认为他人是某恐怖组织的一部分——昨天晚上离开了马赛。他听说大约有10人。往尼斯来了，往这儿来了。他听到的就这些。情报内容有限，但可靠。”
奥利弗尔。拉马克从椅子上站起来，不自然地笑着。“我想，我应该将这个情报传出去，下达点要求。”他瞧着亨特。“这儿似乎要出事了。但是否跟我们那位贝尔·加拉有关，还很难说。”
“是与他有关，”亨特语气平静，但相当肯定。
一个小时之内，他们便将情报传给了所有的联系人。这一次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尼斯。调查一直持续到晚上，但未能发现与那个伊朗特工报告的情报相吻合的线索。
第二天上午，山斯基相会了他的两个老朋友：巴索·马尼诺夫伯爵和娜塔莎·克里切夫斯基。
山斯基非常喜欢他们。这天上午与他们相会，没有别的间思，仅仅为了怀旧和松弛一下神经。尼格勒斯科饭店的圆形咖啡厅是一个绝妙的地方：19世纪90年代的装饰，弱音喇叭播放着古老的吉普赛音乐和维也纳的华尔兹舞曲；女招待身着19世纪带裙撑的服装，食物和饮料则是美国式的。
这对俄国老相好与这儿的气氛很是吻合。娜塔莎又高又大，有老祖母的气派。她穿一件黑色天鹅绒长礼服，搭一志黑披肩，起皱的手指上戴三只宝石戒指。她永远保持着一种忸怩的神态，而且宣称自己只有60岁。有的熟人曾恶作剧地指出，这样一来，她的女儿反倒比她大了两岁。但她仍坚持说，那是她女儿的问题，而她本人，只有60岁。
巴索本来就矮，老了后缩得更厉害，即使戴着一顶提罗林式礼帽，也只比娜塔莎的肩头稍高一点而已。跟她的大块头相比，巴索那干瘦的身躯更显可怜。但他仍是她的主人——这一点毋容置疑。他之所以能拢住她，完全是因为他对她有一种不衰的热情。
巴索和娜塔莎要了“金莲花”酒。山斯基因为有些想家，要了一份带香草冰淇淋的巧克力牛奶。他一边啜着牛奶，一边回忆着他的童年，而巴索却在欣赏着娜塔莎修整得很好的指甲。
“你做的这个发式，”巴索热烈地说。“绝对适合那个招待会。”他瞧着山斯基，寻求确认。“你同意吗？”
山斯基敷衍地看看娜塔莎染黑的波浪型头发，点点头说：“很美。”
“她用的香水也是一种新牌子。”巴索半闭着眼，深深地吸气。
娜塔莎向他调皮而爱怜地微笑。
山斯基用麦杆吸了些牛奶，漫不经心地问道：“是什么招待会？”
“德兹索·瓦拉西的八十大寿招待会，”巴索告诉他。
一听到这个，山斯基出于职业上的那一点兴趣就完全消失了。瓦拉西生日招待会是他、亨特和拉马克已经得知并考虑过可能出事的场所之一。在经过熟虑后，已经将它排除了。虽然招待会上也有著名人士出席，但都不是那些政治疯子会感兴趣的人物。
瓦拉西自己早年也是个政治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烧了他的画，因为他是个共产主义同情者。战后，共产党人又烧了他的画，因为他们认为他的画腐朽不堪。但是，现在谁都不把他作为一个有政治影响的人物看待了。
所以山斯基对他也只有个人的兴趣。“我还不知道你们跟瓦拉西这么熟悉。”
娜塔莎骄傲地微笑着说：“我们在战争时期救过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