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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这只能从认识发展的特定阶段与气本身具有的特殊性质来寻求解释.  这种特定阶段是:人们在否定天、天命、天志之后,老庄的虚无主义思潮风行一时.  但老庄的“道”既然以“虚无”为本,那么,以之指导生活,人们对现实生活就决不可能获得任何确定性、肯定性的认识.  而气作为一种在人的经验范围内可以感知到的自然物质现象,它的微小、流动、不定形,与万物的生长有广泛的联系等特点,正能满足人们正面说明宇宙多样而统一的特性的需要.  因此,气一元论的提出,表明人类真正地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把握了客观世界.这种理论引导人们以现实存在的东西作为思考的对象,在经验可及的感性万物中寻找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因而,很能够满足当时实践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气一元论具有古代经验科学的意义.但是,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作出这种评价.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加注意,便可以见到战国时,在人们关于“气”的观念中,仍不乏神秘性.首先,就以我们前面引到的《内业》篇那段话而言,为什么同一种气,能够忽而生成五谷,忽而化为星辰,忽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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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鬼神,忽而变成人和人的精神呢?五谷、星辰、鬼神、人、意识,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怎么可以从同一元气中得到规定呢?

        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以下一段话同样有这些问题:“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  集于羽鸟,与为飞扬.  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  集于圣人,与为琼明.”

        ①

        那羽鸟的飞扬,走兽的流行,珠玉的精明,树木的茂长,圣人的琼明,是截然不同的特性与功能.  这又怎么都能从同一精气中得到说明呢?

        很显然,这一时期的气一元论,“气”是被赋予与以往的“神”一样的万能的性质的.  气作为本源的物质,它化生万物后,同时又直接规定万物的本质与特性.  本源与万物并无质的差别;万物由于来自同一本源规定,彼此之间也并无质的不同.  无怪乎庄子可以从“通天下一气耳”的观念引伸出“齐万物”

        的结论.而后来的道教徒则冀望可以通过炼精保气的办法,达到“与气同体”

        ,“与气同在”的长生不老随意变化的境界.  宋尹学派与战国时期的“气”观念完全可以通向有神论.其次,我们再看宋尹学派的以下说法:“抟气如神,万物备存.  能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

        ②

        ①《吕氏春秋.  尽数》②《管子.  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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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吉凶”是讲认识世界.  可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不是观察、思考,而是“抟气”

        ,这不同样很神吗?依照这种观点,物质的东西与精神的东西,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可以完全等同.这种把精神看作是原初物质直接固有的属性或原初物质直接产生的作用的观点,一方面必然会使精神获得像物质一样的实体性,导致神不灭论;另一方面必然又使原初物质获得像精神一样的意识性、目的性和能动性,导致万物有灵论.  在这里,宋尹的气一元论同样也会通向有神论.先秦时期气一元论的这些缺陷说明:元气论要更好地立足于无神论,必须加以发展和完善化.  王充的哲学正是在气一元论的完善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充与宋尹学派一样,明确指认气是万物的本源,王充称:“天地,含气之自然也.”

        ①

        “万物之生,皆禀元气.”

        ②

        “天去人离远,其气莽苍无端末.”

        ③

        这都是说,万物是由气化生的,气是不生不灭、无边无际的一种物质本源.王充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确认,从本源到万物的演化过程中,会出现种种“厚薄”的偏差,正是这种情况带来了万物个性的差异性:“俱禀元气,或独为人,或为禽兽.并为人,或

        ①《论衡.  自然》②《论衡.  言毒》③《论衡.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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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贪或乞食;贵至封侯,贱至奴仆;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

        ①

        这里的“厚薄”是量的概念.  万物在禀气过程中所得到的量的多少不同,就造成了万物个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是不能任意改变的.  人物一旦禀气厚薄成形之后,便各有自己特殊的确定的生活习性和生存发展规律,而再也不能像神仙家所想象的那样,可以通过养气改变自己的形性,复归于本源,并获得本源那种不生不灭、任意改变的属性.拿王充上述思想与先秦的“气”观念比较,显然可以看出,如果先秦人的观念有通向有神论的可能的话,那么王充则力图既坚持气一元论,又要堵塞通向唯心主义有神论的道路.  而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在认识发展史上就不能不触及另一些比先秦时期更深刻的问题,这就是共同本源与个性万物的差别,由共同本源演化为个性万物的过程、中介和环节的问题.依王充的见解,气实际上只有共同本源的意义.万物的个性与另一些因素(如厚薄)有关.  在这里,王充显然把本源(气)与本质(道)两个范畴区别开来了,精确化了.由共同本源演化为个性万物的过程、中介和环节等问题的提出表现了一种企图摆脱综合、模糊而追求分析、确定的认知倾向,这在科学发展史上有重要价值.在本源和本质两个范畴被分化开来的同时,王充也极力使物质范畴与精神范畴得到分化.  先秦人把精神现象看作是

        ①《论衡.  幸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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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源物质直接固有的属性,把认识活动直接归结为气在人心中的往来活动.  王充不然,他认为,气是“无知之本”


        ,它只有化生成人的形体五脏之后,才产生出智慧.  他说:“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  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

        ①

        精神依赖于物质,并不是说精神就是一种原初的物质.  它是气演化为特定形体之后才出现的.  这表明,与“气”作为把握万物共同本源的范畴不同,“神”

        只是把握特定形体的特定功能的范畴.如上所述,宋尹学派的“气”观念,可以通向有神论,因为它把神等同于气(神气)

        ,神也就具有万物本源的意义.  只有在王充这里,气与神分而为两事,物质与意识别为两象,物质才真正成其为物质.  元气论才真正成为具有经验科学倾向的物质论,可以说,元气一元论作为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论形态,只有发展到王充哲学,才完整地建立起来.  而一旦物质与精神,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得到区分,精神、认识主体反过来如何反映和把握物质——客体的一系列问题才真正得到展开.  知识论由此才可能进一步走向深化.王充通过把物质本源(气)

        、本质(道)

        、精神(神)三个范畴的分化,解决了唯物论发展史上碰到的若干难题,促进了认识的深化.  但问题是,第一,如果本源范畴与本质范畴不同,把握到万物的物质本源并不等于把握到万物的本质,万物的本质还得另去寻找.  那么哲学实体论仅只用于揭示万

        ①《论衡.  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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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的本源所提供的认识价值就变得极其有限;第二,万物的本质不能直接从本源中得到说明,而要从“厚薄”中寻找根据.  但是,纯粹由一种元素的量的多少(没有别的因素影响与结构的变化)

        ,能否说明宇宙万物的质的差别?

        如东晋名僧慧远就提出诘难:“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知资生,同禀所受,问所受者为受之于形邪,为受之于神邪?若受之于形,凡在有形,皆化而为神矣.  若受之于神,是以神传神,则丹朱与帝尧齐圣,重华与瞽叟等灵,其可然乎?”

        ①

        万物同禀一气,为什么有的形体有神,有的形体没有神?人类同禀所受,为什么父子之间也有聪明圣达和愚昧顽冥之别呢?这显然决难以用禀气的多少作出解释.  再说,如果万物的差别纯粹是禀气的量的差别,那么通过对气的量的积累或减少,能否改变人的形性,从而成为神仙或别的什么东西呢?

        显然,道教的有神论仍然可以在王充完善了的元气论中寻到根据.工充哲学遇到的难题,生动地说明了哲学真理的相对性质.  物质与精神这对范畴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因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和界限也是相对的、不断发展的.  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不应简单地停留在看其是否主张气一元论,并依此划分其哲学营垒归属,而应当具体地考察它是怎样和以什么方式解决认识发展史上的各种问题的.  只有这

        ①《沙门不敬王者论.  形尽神不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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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研究哲学史才能获得教益.

        命:一个无神论者对周围世界的困惑

        在自然观上,王充是一位坚定的元气一元论者.  但当他用这种元气一元论来解释社会现象时,他又成为一位典型的自然命定论者.  就承认有命而言,王充和他以前的大多数思想家并无不同,问题只在于唯有他才全面地探讨了命的发生、形成、种类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从而使中国古代长期流行的命定论思想第一次表现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早在殷周时期,命的观念就已经非常流行,只不过这时的命常与天意及王权相连,因而所谓天命只是在原始宗教形式下对现实王权的一种外在保障.  到了西周末年,一股怨天尤人的思潮逐渐弥漫开来,天命与王权的一体化越来越受到怀疑.  尽管当时的统治者们也一再强调要“惟德是辅”

        、“以德配天命”

        ,但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动,德的具体内涵早已发生了变化,其结果不但天命与人德走向背离,就连天命与王权的一体化也彻底崩溃了,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和纷争之中.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下,个人生活飘浮不定,常常受一些无法控制的偶然因素所支配,于是天命的观念从王权逐渐地下降落实到具体的个别的人身上,成为解释和说明个人遭际之所以不同的根据.  孔子有鉴于诸侯纷争,周朝礼乐制度疲弊这一事实,力图通过主体自觉,赋予周礼以内在意义,从而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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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社会的稳定.  但他一生奔走不息,忙忙碌碌,最终仍然不得不承认有个人所无可奈何的命的存在.  此后儒家无论是孟子的立命,还是荀子的制命,大都持这种既主有命又不废人事的积极的立场.  道家同儒家一样,也承认有命,有人力所无可奈何者在,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反对人为,强调要安命顺命乃至于复命,换句话说,就是他们选择了一种消极的顺应的立场.  而墨家正是基于这种可能导致消极顺应、不思进取之后果的考虑,在主张天志的前提下,坚决反对有命,认为这种说法适足以为那些懒惰的“暴人”开脱.  事实上,只要人们勉力从事,任何看上去无可奈何的事都能够得到解决.不过墨家的观点似乎太过于乐观,在当时的条件下,尽人力而仍无可奈何的事并不算少数,墨子本人所主张的“兼爱”

        、“非攻”等不也仍然需要一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天志”来保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