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孩子们的盼望中缓缓来了，奶奶每人发一块银元当压岁钱，那是我第一次从奶奶手上拿到钱，一枚银元。爹和大哥是在家里过的春节。家里不光他们两名军人，还有爹的几名年轻军官也是在我家过年。他们是外地人，因为要防备日本鬼子进攻，过年不能回家，就都到了我家。奶奶和张桂花婶婶忙着招待这些军官，厨房进进出出的，先是吃中饭，接下来是晚饭，晚饭过后，奶奶和张婶婶又爬起床为他们做宵夜。我二妈没来，在何家山村招呼她那瘫痪在铺上的爹，奶奶在家主事，忙得半死。有天，奶奶累得坐在椅子上直不起腰，爹就让一个军官把炊事班长叫来干活。炊事班长带来两名小兵，三人一步入厨房，张婶婶就自动退出来。三名军人手脚相当麻利，不久，一个个菜便端上桌，堂屋里就热气腾腾的，一派盎然。圆桌给了军官们，方桌子却被我们占着，奶奶和张婶婶就只好端着碗站着吃饭。炊事班长笑呵呵地问：“味道怎样？”大家都说好吃。那天是大年初三，过了初五，爹跨上那匹剽悍的白玉，带着军官们回军营了。闹腾了几天的青山街三号又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天堂。
二哥何正韬是准男子汉了，目光突然就变得锐利和冷漠起来，嘴上也出现胡子了，胡子虽稀稀散散的，但毕竟是比汗毛粗黑一点的胡子。有天，奶奶一脸惊异地叫道：“我发现，正韬长胡子了。”正韬就嘿嘿嘿笑，情不自禁地在奶奶面前摸摸上唇的胡子。何正韬的一张脸其实很文秀，然而那两撇比汗毛深一层的胡子挂在他脸上，让他的一张脸不由得十分骄傲。何正韬又长高了，脚也长大了，去年买的鞋穿不进了，要穿四十三码的鞋，走路脚步声重了，腾起的灰尘也多些了。正韬见家桃和秀梅都看着他，就笑。奶奶说：“你拿你爹的剃须刀把胡子剃了。”正韬不听地说：“不，我好不容易才把胡子蓄起来。”
过年的几天天气不坏，爹、大哥和军人们一走，西伯利亚的寒流却带着北方的硝烟味跑来了，似乎在提醒长沙市民，更为残酷的战争即将来临，别因过年过得忘了国难。一天早晨，一家人醒来，地上是厚厚的一层雪，腊梅花在雪中吐着红，雪从昨晚下到今天还在下，雪花飘啊飘的，屋檐上已结冰，冰锥吊下来有半尺长，看着都冷。何家桃那天盯着冰锥看了很久，脸上就升起渴望，站到椅子上，伸手去抓冰锥，手够不着，踮着脚还差几公分。李文华便自告奋勇地走上去帮忙，他站上去，脚踮起，伸长手，但离冰锥还差那么一点。李文华就往上一跳，冰锥倒是碰到了，掉到了地上，自己也跟着摔到地上。李文华的脚落在椅子上时，没落在椅子中央，椅子一跷，倒了，他也摔了下来。他为讨我大姐的芳心，摔断了一条腿，痛得他嘴都歪了。李文华已长成个标准的小伙子，在我大姐面前他当然要装男子汉，大姐问他要不要紧，他大气地说：“我没事。”但他直起身时，走路却一踮一踮的，歪咧着嘴，表情相当痛苦。奶奶让李文华坐下，捏他的左腿，他痛得直叫。张桂花从厨房里跑来，大骂李文华是个猪。何正韬让李文华箍着他的肩，他背起李文华，一行人向诊所去了。
家桃很过意不去，颦着眉头，站在腊梅花前。腊梅花在这冰天雪地的院子里，开得格外冰洁、娇艳和孤傲。奶奶说她：“家桃，你大姑娘了，还小姑娘样去摘冰，害得文华绊伤了腿。”被李文华碰断的冰锥就掉在屋檐下，已碎裂，奶奶说这话时就望着这堆碎裂的冰渣。家桃解释说：“我又没要文华摘，是他自己要摘。”奶奶当然看到了这些，“你不摘，他就不会来帮你摘。”家桃瞟眼奶奶，进了房间。秀梅从外面回来，穿着红棉袄，手里捏着个雪球，脸上笑盈盈的。秀梅快九岁了，小姑娘长得很生动，一张脸又白又红润，长着她妈那样凝视一切的眼睛，不过这双眼睛长在她脸上比长在她妈脸上漂亮多了。下巴却是我们家的翘下巴，左脸上有颗小美人痣。奶奶看见她，什么气都消了，说：“乖孙女，你跑到哪里疯去了？”秀梅说：“没去哪里，奶奶。”她手上还捏着那坨雪，雪在她手上挤出了水。奶奶说：“手会生冻疮呢，乖孙女。”秀梅把雪坨儿放在桃枝上，说“好冷的”，便去烤火。
李文华再回来时，腋窝下就夹着根拐杖，拐杖是诊所卖给他的。他走路只能用右脚，左脚不好用力地勾着，左脚的小腿上绑了木板和纱布。家桃听见他的声音，走出来看，李文华看见家桃，本来呲牙咧嘴的，脸上就男子汉了，说：“我没事。”家桃知道李文华是跟她说话，便说：“还没事？”李文华把自己的伤拼命往小处说道：“医生说过几天就好了。”张婶婶生气地指出道：“医生说伤筋断骨一百天，吹什么牛皮你——”“你”字拖得很长，那是责备。家桃就羞红着脸看李文华，小伙子李文华已有一米七五的身高了，他跷起的那只受伤的脚穿着四十三码的黑布胶鞋，再次轻描淡写地笑道：“最多一个月就好，别信我妈的。”
这年的春天很冷，仿佛冬天和春天兑换了，或是冬天拉长了，像一根橡皮筋样扯到了阳历三月，泼的水，不到一个时辰就会凝固成冰，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奶奶就跌了这么一跤，家桃和秀梅都跤过跤，还好，都是平地滑跤，没伤着哪里。三月底，出了几个太阳，气温回升了，大家以为不要穿棉袄了，都把棉袄收到柜子里放好。但过不了几天，一股寒流又从遥远的北方跑来，北方中国军队正与日军打得不可开交，感觉上湿冷的空气里就飘着股浓浓的火药味。爷爷、奶奶又不得不穿上收到柜子里的棉袄，张婶婶因没穿，当天就感冒了，说话带着浓厚的河南鼻音。家桃和秀梅也感冒了，不知是家桃先感冒，传给秀梅，还是秀梅先感冒传给了家桃，两姊妹鼻涕横流、喷嚏连连。奶奶担心起来，在餐桌上第一次实施了公筷，要求每个人吃饭用一双筷子，夹菜用另一双筷子。直到四月份，我三叔栽在院子里的桃树才不情愿地开花，足足推迟了一个月。桃花一开，院子里就生机勃勃了，几个太阳一出，桃花开得更旺了，蝴蝶飞来，绕着火红火红的桃花和李文华飞。李文华坐在桃树下，一脸浪漫地弹吉它，歪着张苍白、英俊的脸，边笑看着家桃和秀梅守着桃花捉蝴蝶。两姊妹看见漂亮的蝴蝶就大叫着捉，捉了就放到书里做标本。奶奶说：“别捉了，它们也是生命。”
一个星期天，太阳明晃晃的，妈突然出现在院子门前，挺着个大肚子，奶奶看见了，家桃也看见了，家桃冲背对着妈的我说：“你妈来了。”我就看见了大肚子妈。妈对我招手，说：“妈今天没事，带你去看电影。”
电影是《火的洗礼》，名字我记得，但我看不懂。妈在我身边抹着泪，看得很投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在电影院里，一个男青年突然站起身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和妈都一惊地看着那个人，就有人跟着那青年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电影就看不下去了，电影院里吵哄哄的，个个义愤填膺。我和妈都想把电影看完，但众多的观众都站起身呼口号，把我和妈的视线都遮挡了。电影映完，大家一窝蜂地走出来，许多观众都攥着拳头，板着苦大仇深的脸。妈的眼睛也红红的，抽口气说：“兵儿，日本鬼子坏透了。”我看到一些看电影的人都哭了。妈带我上火宫殿吃臭豆腐。妈坐下，要了葱油粑粑和臭豆腐。妈说：“妈第一次吃臭豆腐和葱油粑粑，是你爹请妈吃。”妈脸上有红斑，一块块的。我把臭豆腐放进嘴里时，几名军人大声说着话走进店堂，其中一名是我大哥，还有一名是李文军，李文军看见我和我妈，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大哥没跟我妈打招呼，他脸上有很多高傲——那些高傲是打日本鬼子打出来的，把我大哥的脸布置得很冷峻、伟岸，感觉上犹如一朵白云悬在高空。大哥踢下靠窗的一张椅子，在那张椅子上坐下，这个用步枪打下一架日军飞机的年轻的大哥目中无人是肯定的，眼睛甚至都不朝我们这边看。妈的脸有些挂不住，让我快些吃。大哥和文军哥那一桌叫叫嚷嚷的，店堂就热闹起来。我和妈走出火宫殿，妈叫辆人力车，车一到院子门前，雨就下起来了。五月的长沙就是这样，上午太阳还好好的，跟我大姐的脸色样透着桃红，下午天一阴，就变成奶奶生气的样子了，瓢泼大雨可以把人淋成落汤鸡。
就在这个月，我弟何天亮出生了，是七月子。妈事先没一点准备，不知道我弟会急着到尘世上来赶热闹。医院里有很多伤员需要照料，那些伤员都是从打日本鬼子的前线上下来的，脾气都很大，稍不留意，他们就会大骂医生或护士。妈和军医都理解这些伤残官兵，也就没日没夜地侍候着这些伤残官兵。五月下旬的一天，妈忙了整整一天，刚想坐下来休息，突然感觉肚子剧痛，跟着羊水破了，好在是在医院，妈直接躺到手术床上，就听医生说：“脑袋出来了。”接下来，我弟的身体也出来了。医生把我弟放到秤上一称，才五市斤三两，小手小脚小脸都皱巴巴的。我弟吃的第一口奶不是人奶，是医院一旁牛奶场的牛奶。妈的心理和生理都没准备好，因而没奶。婴儿饿得哇哇直哭，这是军医院，没有产妇，两个陪着我妈的护士又都是年轻女孩，就跑到牛奶场弄了一瓶鲜牛奶，把牛奶煮开，又用嘴吹凉，这才把橡皮奶嘴塞进我弟嘴里，我弟一吮，一股温热的牛奶就吸进了他稚嫩的喉管。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都是吃母奶长大，惟独我弟是吃牛奶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