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饭，我二叔要我爹回军部，非常时期，二叔担心我爹掌控的新编第一军会发生变故。爹也觉得不能马虎，带着警卫走了，二叔却留了下来。这个家对于我二叔来说，真是太亲切又太陌生了，除了他爹妈和张桂花婶婶，所有的人对于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他去革命时，我大哥才几岁，而且两条腿都是好好的，没想他回来，他这个侄儿却失去了双腿。至于我、秀梅和我弟天亮，都是我二叔离开长沙后出生的，他当然就陌生。二叔说：“天亮，你这个名字取得好，天就要亮了。”我弟笑，二叔又说：“你爸有远见，中国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我八岁的兄弟笑笑说：“我们老师说，中国要变了。”二叔高兴地摸着天亮的头说：“是啊，中国要变成共产党的中国了。”
其实爹对国民党特务的阴险和残忍是有预见的，爹让何大金每天安排一个班的士兵去青山街三号，保卫他的家人，于是每天有一辆卡车送一个班的士兵过来，把先一天在青山街三号站岗的士兵带走。这天是星期天，我和弟都不上学，一早，卡车驶来，送来一个班的士兵，还带来馒头和稀饭，给先一天站岗的士兵吃。那些士兵因通宵站岗，很累，就坐在院子里吃着馒头和稀饭。我二叔那天晚上就歇在青山街三号，他听见说话声，醒了。他对司机说：“正好，我要去军部。”他洗脸漱口时，何天亮也起床了，坐在门坎上看着士兵们吃馒头和稀饭。他真的不应该起床。我弟平常的这个时候，即使是天上打雷，他也是不醒的，硬要妈走进房拉他，揪他的耳朵，对他大吼他才爬起床，迷迷糊糊地去上学，逢星期天，我弟不睡到上午十点钟，是没人叫他起床的。那天，是死神把他叫醒的，死神不但把他叫醒，还要他去坐车。他见他二叔爬进驾驶室，忙起身说：“二叔，我也要坐卡车。”
我二叔当然不会反对，司机更不会反对，司机说：“上来吧。”我弟就爬进了驾驶室。卡车开走了，带着我二叔和我弟向爹的军部而去。那天是个阴天，与前两天并没什么两样，气温甚至还低几度。街上也没什么新奇的事和新奇的变化，卡车开到军部前，二叔和我弟都跳下车。何大金站在军部前迎接，军部前有很多岗哨，我二叔去了军部作战室，去与我爹讨论起义的事项。我弟却在军部前玩。军部前有一棵牛奶树，这树的树汁跟牛奶一样，有一种金壳虫很爱吮吸这种树汁，我弟很喜欢捉这种金壳虫，捉了，拿奶奶的线系着金壳虫的脖子，金壳虫飞的距离就限制在线控制的长度内。青山街上的男孩，夏天里，不是捉蛐蛐玩，就是捉这种金壳虫玩。我弟捉了好几只金壳虫，捉了，放到口袋里，又再捉。
在我弟捉金壳虫的时候，我二叔正告诉我爹，据打进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地下党送出的可靠情报，程潜和我爹等几个湖南省的军政要员，都成了白崇禧开出的黑名单上的人，白崇禧已下令特务对黑名单上的人进行暗杀。二叔要我爹千万别大意，在起义前，千万不能走出军部，任何名义的军事会议都不要去参加，以免身遭不测。爹对自己上了特务的黑名堂并不吃惊。爹对他二弟说：“暗杀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二叔说完这事，又跟爹说另一些有关起义的事项，九点多钟，二叔要走了，因为他还约了别的同志上午十点钟在松桂园的邮局前见面。二叔走出来，我弟要跟着他一起回去。二叔没拒绝，想等走到有人力车的地方，他叫一辆人力车把我弟送到青山街三号。但他们没走出多远，只是走到街口，距我爹的军部还不到一百米，从一家小粉店里走出来两个帽子压得低低的穿着黑衣黑裤的男人，我二叔正奇怪天这么热，这两个男人还戴帽子，突然那两个男人同时拔出手枪，几声尖利的枪响后，我二叔和我弟都倒在血泊中。何大金听见枪声，忙带着几名士兵举着枪大步跑来，但晚了，那两个开枪射击的特务已逃走了。
我二叔的肩膀和胸部各中了一枪，然而人还有气。我弟何天亮的额头上挨了一枪，那颗子弹打烂了我弟那光洁的额头。由于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没想到罪恶的子弹会射向身为孩子的他，两只漂亮的眼睛还是睁着的，只是生前这对水灵灵的眸子，此刻却毫无光泽。
爹悲痛和愤慨地击了下桌子，桌上的物件吓得都跳起来，爹对何大金说：“何营长，马上带一个排的卫兵去青山街，把你爷爷奶奶、大哥大嫂都接到军部，以免特务再下毒手。”爹拿起电话，打李文军师部的电话说：“马上叫李师长来军部。”爹盯着他最小的儿子，满脸痛苦、愤恨和羞愧，自己身为军长，由于违抗白崇禧的指令，借口他的新一军不过是这半年收罗的从前线退回来的残兵败将，守守长沙还勉强，拉出去打仗就会涣散而拖着不动，没想儿子倒成了他的牺牲品。爹对自己说“现在可不是悲伤的时候”，他迈到窗前，从窗户望出去，一条街道青灰色，一幢幢破烂的房子耸立在街道两旁，有人在这一幢幢灰不溜秋的破房子前出入。空气中似乎有一股令人窒息的粘状物将空气抓住了，因而连一丝微风都没有，窗帘垂直在窗前，纹丝不动。
一辆美式吉普车驶来，先跳下来三名荷枪实弹的警卫，跟着李文军师长跳下了车。李文军一脸精神，步伐稳健有力，踏得楼板咚咚响。李文军一步入军部，看见何天亮躺在地上，大吃一惊。爹绷着脸对李文军说：“马上做好跟白崇禧打仗的准备。”
那段时间，身处长沙的国民党高官都人心惶惶，国民党大势已去已成了再没人争辩的事实，很多高官开始把自己的亲人送往香港或台湾。青山街的大门已落了大锁，我们一家人都住在军部，都在悲伤、紧张和不安中，尤其我妈，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岁。就是那几天，程潜主席在白崇禧的逼迫下，辞去湖南省主席一职，带着几个人去了邵阳。新主席是中央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将军。爹整天呆在军部，所有的人都枪不离手，也不许我们走出军部半步。军部外有特务。爹每天站在窗前，举着望远镜，看到形迹鬼祟的人，就叫声何营长，何大金忙带一班警卫冲出去，把那人抓到军部盘查，搜出身上有枪，就用皮带抽，戴上脚镣手铐，关到地下室。这样扣留了七八个形迹可疑的人，军部前干净了，早晨就只有雾，晚上寂静得只有蛐蛐叫和天上的星星了。
有天，爹起床漱口，顺手拧开收音机，听到共军电台广播：“我军已拿下岳州，现已对驻长沙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形成了强大的包围之势，将对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总攻……”岳州距长沙不过百多公里，就是用两腿行军，最迟后天能到长沙。爹没漱口了，点上支烟。贺新武和杨福全也听了电台，慌忙走来，不安地望着我爹。贺新武说：“军座，共军把岳州拿下了。”爹吐一口烟，“做好战斗准备，不过不是跟共军打，而是准备跟想阻挡我们起义的人打。”贺新武盯着我爹几秒钟，“军座，你说陈明仁将军会不会向我们开火？”爹瞥着手中的骆驼烟，也没把握，“现在还不知道，”爹说，“局势复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吧。”
就是那几天，第四野战军又攻下平江县和浏阳县，跟着又解放了澧县和石门县，直逼长沙。白崇禧早已弃下湖南的军务，匆匆逃往衡阳。程潜回到了长沙，打电话到新编第一军军部，爹一听到程潜的声音就十分欣喜，忙问：“程将军有什么指令？”程潜说：“我命令你新一军的官兵坚守阵地，但不要与共军交火，等待结果。”爹只说了两个字：“遵命。”爹对贺新武副军长和杨福全军参谋长说：“程潜主席回来了，要我们等待洽谈结果。”爹等来的结果就是新一军的全体官兵放下武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