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家桃和秀梅都去了，去追悼这个瘫痪多年的死人。没有一个人掉泪，就连马姨的妈，那个与死者朝夕相处很多年的老女人也没掉一滴泪。有一会，秀梅死死地盯着她外公，想凭借自己炽热的眼力让外公死而复生，但她终于相信这种眼力只有民间故事里的神仙才有，她没有。她回来后说：“我觉得外公死得很安祥。”
农历大雪那天，长沙就真的下大雪。就是那天中午，王玉珍端着钵肉丸汤，不小心溜一跤，又流产了，这是她生下白玉后第三次流产。王玉珍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回来后告诉何胜武，医生把她的卵巢取了，从此她再也不能怀孕了。身为残疾人的大哥听了这话一点也不遗憾，一边对画稿上的老虎进行修改，一边说：“你早就应该把卵巢取掉。”大哥是坐在堂屋里说的这话，一家人都听见了。大雪下了一个星期，天晴了。屋檐滴滴嗒嗒了好一段时间。一天上午喜雀落在葡萄枝上叫，叫来了二叔的信，二叔来信说他调往江苏工作，过年时他将带一家人回长沙过年。于是一家人都在为过年做准备，买来新被子和新垫单，又买张宽大的新床放在楼上朝南的卧室里，挂了新窗帘，还添置了几套新碗筷，可是过年时，二叔一家人又没来，倒是来了封信，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说今年过年就不回来了。
这天下午，何家桃来了，抱着儿子，儿子郭承嗣长得胖嘟嘟的，何家桃却消瘦了。她女儿郭香桃扎着对小辫子，走在她爸郭铁城的身后。郭铁城一脸哀声叹气的样子，脸上一点也没有过年的喜庆颜色。他坐下，头低到胸前，抽着闷烟，他女儿站在他身旁，手搭在他膝盖上，仿佛在安抚她这个情绪低落的爹。葡萄藤上结着长长的冰锥，腊梅花却在窗前无声地绽放。家桃告诉我爹妈：“负责公私合营的干部昨天来了，跟铁城和他爸谈话，说社会主义不能允许有资本家，更不允许剥削，如果你们父子还固执己见，那将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爹在参事室学了文件的，说：“社会主义是新政府积极奉行的主义，铁城，听我的，不要固执了。”郭铁城不悦地弹下烟灰，“关键是我父亲，我父亲认为砖瓦厂、被褥厂和油漆厂都是他几十年的心血，现在要他统统交给政府，他想不明白。”我妈插话说：“想不明白也要想明白。你奶奶的作坊和吉祥腊味店还不是被政府收到肉食水产公司了？”郭铁城诚恳地看着我爹说：“爸，你去跟我爸说吧，我爸那人死脑筋，听不进我和家桃的话。”
爹去了。郭铁城的父亲名叫郭兴南，是个湘南汉子，个子不高，五十刚出头，比我爹小两岁，着一身蓝底白花的缎子棉衣，剪着大背头，头发被凡士林固定得很有形，因而在感觉上有点头重脚轻。爹不喜欢这个亲家公，因为他嘴里镶了两颗金牙，一笑，两颗金牙就有意无意地暴露出来，有时还会闪闪发光，这让有点新思想的爹觉得他太俗气了。解放后，爹当然没有过去威风，过去爹出门，前后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犹如蛟龙出洞，他一到，卫兵抢先跳下车清场、站岗，好像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龙。如今爹出门已没什么可炫耀，社会主义都好几年了，再没有特务要暗杀他了。亲家公当然没像以前那样敬重我爹，爹感觉亲家公的手软绵绵的，没从前那么多热情。爹坐下后开门见山道：“老郭，公私合营是好事，都合营了。你看了报没有？上海、天津和广州的很多大资本家都与政府合营了。”郭亲家忧伤地说：“找我谈话的干部说，一合营，财产就是国家的，厂房也归了国家……”
爹不耐烦地打断郭亲家道：“人都是国家的，要那厂房干什么？你得洗洗脑了。”郭亲家皱着眉头说：“我九岁跟着我父亲到长沙来打拼，这份家业，是我一步一个脚印攒出来的。”爹跟郭亲家说了很多话，领教了什么是死脑筋，爹离开时强调说：“你如果不把思想改造过来，会吃亏的。”爹回到家对妈说：“人啊，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有天，何秀梅坐在客厅里拿着报纸，忽然叫道：“你们看，李文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他爹被授予中将。李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将军。”何秀梅用红钢笔在“李雁军”和“李文华”的名字下分别画了一杠。大家就争相传阅这张报纸，大哥放下画笔，脸上无限倾羡地说：“文华是解放军少将，好啊，要是我这腿当年没被日本鬼子的炮弹炸掉，我至少也是少将了。”何秀梅看着她这个同父异母的大哥说：“这世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要是’。”大哥觉得是这样，脸上就哀伤，目光变得空洞了。爹扫眼秀梅，“你跟文华该结婚了，你也不小了。”秀梅听爹这么说，心颤抖了下，却装出平淡的样子说：“我的事我自己知道。”
秀梅走开后，大哥又把目光放到宣纸上，大哥正为沙河街的一户人家画老虎，那家人新建了栋房，想在客厅里挂幅老虎，找到我大哥，大哥应答了下来。爹说秀梅道：“跟她妈一个脾性。”我们都望着爹，不知道爹这话的意思，马姨在我们的记忆里很淡，像一杯温开水样没什么味道，但尽管淡，我们还是觉得秀梅与她生母根本就是两回事！爹这么说，我们都不理解。爹又说：“她妈表面随和，心很硬，硬得同石头样，硌脚。”秀梅从她房里甩出一句话：“不要说我妈，我妈又没得罪你们。”爹本来想说秀梅两句，话都冲到嘴边了，目光里似乎也有火，但爹终于没把话说出口地摇摇头，眼睛里的火光也隐匿了，转身进了卧室。
星期天，我上街买钢笔，路过老兵饭店，就走进去。这是下午，梨花伯妈和周姨，还有李伯伯都在，他们看见我，梨花伯妈笑道：“大学生来啦。”我是来找李佳，目光四处搜索，却不见，我问：“佳佳呢？”周姨说：“佳佳是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正在排练庆祝国庆的文艺节目。”我说：“佳佳那样子，一看就是有艺术细胞的。”周姨说：“上级部门要调她去，佳佳的厂里不放她。”正说着佳佳，佳佳回来了，洋气得一塌糊涂，头发烫成卷，很好看地蓬在头上，着橄榄色女式西服，内里一件雪白的尖领衬衫，下身一条黑色的在旧上海的女士身上很流行的裙裤。我呆呆地看着她，让我想起银幕上的王晓棠。佳佳对我一笑，用亲密的口吻叫道：“大学生怎么啦你？”我说：“我以为是电影明星从银幕上走下来了。”佳佳喜欢听奉承话，说：“我们厂长说我应该去演电影。”
我在老兵饭店吃了饭，老兵饭店已公私合营了，成了长沙市饮食公司的一家饭店，饭店里多了三个年轻人，两女一男，是公私合营合来的职工，男的是厨师，女的是收银员。我岳父、梨花伯妈和周姨只认做事，不再与钱打交道。到了吃饭的时候饭店就热闹了，一些人来吃饭主要是冲着李佳来的，这些客人大多是男的，不是住在附近的男人就是慕名来的。那段时间，我岳父一家人还住在饭店里，那些顾客看见李佳就嚷嚷叫叫，表示自己有钱。有的顾客甚至色迷迷地赞美李佳说“你真漂亮”。李佳不搭腔，不给男人找她调情的机会。
那年月，新中国才成立几年？有些旧中国里过来的男人就色胆包天，占着家产殷实，喉咙就粗。有天，一个公子啪地一声，一块金砖啪在桌上，那金砖比一个火柴盒还大，在灯光下黄灿灿的。公子说：“李小姐，我要娶你，这是订金。”这样的订金确实很重，能把很多未来的岳丈大人压得头晕目眩，但搞过革命的我岳父知道轻重，他把金子退给那公子，“现在是社会主义了，”我岳父说，“谢谢你的好意。我李佳已经许配人了。”那公子一拍桌子，“许配给谁了？我用钱把李佳赎回来。”我岳父歪着身体觑那公子一眼，“你惹不起的。”公子自认为自己家在长沙还有点势力，不相信道：“谁？”我岳父说他当时灵机一动，拿我回绝了那公子：“何金山的儿子。何金山你知道吧？湖南新编第一军军长。”那公子迟疑片刻道：“你说的是国民党的军长吧？”我岳父板着脸道：“那我再告诉你，何金山的二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三弟是志愿军副军长，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是‘烈士军属’，门上的牌子还是军区首长亲手钉上去的。”公子一听，人蔫了，将金砖放入口袋。
我岳父把这个金砖插曲说给我听时，我笑得饭都喷了一桌。从我岳父说的话里，我觉得李爱国把我当做他女婿的人选了。我心情很好地回到家时，家里坐着个英俊的将军，是李文华，穿着肩章上嵌着一颗红五星的将军服。天其实很热，实在不应该穿将军服，但李文华就是要穿着将军服给何秀梅看，他步入青山街时，街上的人瞅见了都十分羡慕，有人在他背后说：“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服，他是将军呢。”李文华听见了，舒坦极了，走进青山街三号时，尽管热得汗流浃背的，他也不肯把将军服脱掉，因为他热恋的何秀梅还没回来，他要穿着这身将军服给秀梅看。他妈张桂花说：“文华，你看你，背都汗透了，快把军服脱了。”李文华不但不脱，隔了会，又把将军服的风纪扣也扣上，硬着脖子坐在客厅里。何秀梅那天参加她同事的婚礼，跟着同事一起闹新房，晚上十一点钟了，她才哼着歌曲回家，见着一身将军服的李文华腰杆笔挺地坐在靠椅上，马上高兴道：“李将军，真的是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