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叔于这片狂澜中倒下了。我二叔犯了李雁军为彭德怀说话的类似错误，二叔革命几十年，已经革得觉悟相当高了，也相当成熟了，开会或向上级部门汇报工作，说话前都要掂量一番，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咽下喉咙。但他还是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假革命”的结论。省里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时，我二叔在会上闷声不语，轮到他表态时，他觉得身为共产党员应该说真话。他严肃着脸说：“四十多年前，湖南还在旧军阀赵恒惕的控制中，那时我在湖南大学读书，是学生会的共产党员，那时我就认识刘少奇，刘少奇同志那时与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郭亮同志和夏明翰同志，领导着湖南工人罢工，对革命有很多贡献。”他觉得这还不够，又继续为刘小奇说话：“后来在东北，我们在一起工作，凭心而论，我很佩服刘少奇同志的工作魄力和领导才能！戚本禹写的那篇文章我仔细读了，说刘少奇同志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假革命、反革命，我看那是胡说八道。”
就跟李雁军在军区会上的发言被记录了样，我二叔的一腔肺腑之言也被记录了，这份记录一送到中央，我二叔就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人定为刘少奇黑线上的代言人，立即下令撤销何金林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职务，隔离何金林，对何金林进行突击审查。我二叔十几岁就立志要推翻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四十多年，到头来只因几句想不通的话就被关进了“黑屋子”，把他定为刘少奇在湖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狗”。造反派的人做了块很大的牌子，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刘少奇在湖南的忠实走狗何金林！！！”把我二叔揪到省委大礼堂批斗，接着就押出省委大院上街游斗。
爹当然看见了，爹唉声叹气地回到家，对我们说：“我们家的靠山倒了。”文化大革命伊始，我们一家人都在想家里有一个副省长罩着，即使倒霉也不会倒霉到哪里去，没想“靠山”先坍塌，这让全家人十分惶恐。那段时间，长沙经常停电，电厂的工人都忙革命去了，哪里还有时间发电，于是一到晚上，一家人就坐在黑暗中说话。一天晚上，爹透过葡萄藤，看着幽深莫测的上苍，对我说：“你明天去看一下陕北。安慰下他，告诉他，不要急，现在表面上看上去很乱，其实权力都在中央。”我觉得爹尽管目光浑浊，但眼力很好，并没出现思维混乱的局面。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一早爬起床，赶到二叔家时，造反派正在我二叔家搜查，一些人正凶神恶煞地翻箱倒柜，陕北和他老婆及儿子都脸色苍白地站在房中央。二婶坐在沙发上。何陕北没跟我打招呼，——这个在我们家族里一直很骄傲的何陕北，很不乐意这一幕被我瞧见。我也不是有意要来看险，我一走进来就意识到今天实在不该来。二婶也没跟我打招呼。造反派的人都穿着假军装，脸上的表情都相当严肃，其中一个问我：“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他家亲戚。”另一个造反派板着脸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大学老师。”那些造反派已经翻查了很一阵，拿了些文件，走时很凶地对我二婶说：“限你们这个星期搬到那边的平房里去。”造反派走后，二婶的身体就歪到了地上，脸色灰暗不堪。陕北忙拿治心脏病的药给他妈服下，把他妈抱进卧室躺下，阴着脸走出来，还是不跟我说话。
我帮陕北夫妇收拾东西，东西丢得到处都是，收拾了个多小时才罢手。我坐下，看着这个在北方长大的，长相更像母亲的堂弟，把我爹分析当今局势的话带给他，强调说：“陕北，这个时候，你最要冷静。”陕北攥着拳头，红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注视前方，前面的正墙上是一张毛主席像。因为父亲被打倒，他副厂长的帽子也被厂里的造反派摘了。早两个星期，厂里的造反派在批斗厂里的老干部时，把他也揪到台上批斗，并对他说：“何陕北，你要跟你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父亲划清界线，站到毛主席这边来，否则，你只有死路一条。”何陕北心里很寒，脸上一片冰冷的恨，像山顶上的积雪，渗着寒意。“他妈的，我们厂的那些人以为我好欺负，我会要他们好看的。”他说，把脸转向我，眼睛里射出逼人的冷光，“老子也晓得闹！现在的革命又不是打仗，又不要提着脑袋，老子怕卵！”
何陕北说了句很地道的长沙痞话，可见他骨子里蓄着一股湖南人的狠劲，就像树林里藏着一只老虎。他的儿子何昌盛在客厅里踉跄着走来走去，稚嫩的小脸上一片天真，不知道他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儿子走到父亲面前对父亲“哦”了声，何陕北没理儿子，他的目光里甚至都没有儿子，尽管他盯着儿子，但他的目光是空的， 越过儿子，还越过他不愿意看见的此时此刻。他的眼睛盯着未来，未来在他眼眸里是一幅人声鼎沸的画面，他看到自己坐在主席台上，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都望着他。他突然拍下扶手，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这话说得很对。”他脸色坚定，目光突然变得很凶很窄很尖，犹如两把刀子刺向前面。我不由得低下头，以免被他射来的锋利的目光刺伤。我和陕北不是在一种环境中长大，我们看问题和想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我深感爹让我带给他的话他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正这么想，他又说：“我们厂里，一些人见我爸倒了，就在背后笑我，我会要他们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