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秀梅很后悔自己把那事告诉他，致使他觉得她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她为了讨好他，求得他理解和引发他爱她。一辈子从不说脏话的何秀梅气得骂了声“我操”！就愤怒和委屈地捂着脸哭了。肖楚公再挨近她时，就厌恶地吼叫：“走开。”第二天，她拿着几件换洗衣服住回了青山街。后来，她还住过去两次，一次坚持住了三个月，也想与肖楚公过一辈子算了。另一次，她只住了一个半月，但这两次她都没让肖楚公碰她的身体，尽管肖楚公想碰得要命，甚至还在她床边苦苦哀求地跪了大半个晚上，她硬是没满足他。这次回来，她叫辆三轮车，把她的箱子和衣服都运回青山街三号，不几天，她又把镜子、衣架子、她使用的脸盆和红塑料桶及她喝茶的杯子都统统拎了回来。她把这些东西放下时，直起腰，不急不慢地揩下额头上的汗，宣布说：“我准备跟肖楚公离婚。”这是五年前五月里的事，从这一天开始，她就再也没离开过青山街三号，直到她死。
何秀梅坚决要离婚，但她并不是因另有相好而急于离婚，她不急，吃得香、睡得好。她又回学校当校长了，每天就是学校和家两处地方，偶尔会有同学或同事聚会，那她会回得晚点，这样的时候不多。家里人都不敢说她，因为她一旦把决定作出来，就会朝着那个目的地旅行，你说她，她会掉头咬你，就跟一只刚生崽的母狗，你敢挪动它的孩子，它会咬人。她知道肖楚公会找她离婚，她对我们说：“我还不清楚肖楚公是什么人？一只老公狗。”她说这话时，一脸的鄙夷。她等了整整五年，五年后的初夏，肖楚公在她的意料中缓步来了，戴一顶白太阳帽，穿着蓝色Ｔ恤衫和白西式短裤，手里拿着离婚协议书，进门就对何秀梅说：“你看看吧，同意就在协议上签字。”
这一年何秀梅五十一岁，无子无女，又成了单身女人。脸形于这几年里悄悄有些改变，变短了，牙齿的颗粒变大了，有一颗还故意气她似的凸出来，眼睛却凹下去，眼角有了鱼尾纹，头上也有了让她心酸的白发。这让我们想起她母亲，那个葬在何家山村的女人，只是她比她母亲火气大，所以没人敢惹她，就连家里最不怕事的猛将、早些年在文革中呼风唤雨、如今把干部身份丢了而有些玩世不恭的何白玉，也成熟了，学会绕开她走了。“姑妈，我怕你。”假如他说的话惹恼她，就赶快这么说。秀梅纯粹是碍于何娟的面子，才放过了侄儿的不敬。秀梅把整个心都放在她侄孙女身上，一肚子劲地教育何娟如何做人，什么人可以理什么人不要理，还给何娟以未来说：“你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女人。”
何家桃的女儿，好像一心要以她姨为榜样，也跟她姨一样离了婚。事实上她当年嫁给何公安，有一半是为自己和母亲在资兴县找个靠山，因为“狗崽子”要想不被人欺负就得找有权欺负别人的人，何公安就是这样的人。正当她打算就这样过一辈子时，全国恢复高考，她考了，通过她外公找人，步入了大学的殿堂。进入大学后，郭香桃原打算好好求学，然后再回资兴工作，但不久，她被一个与她遭遇相仿的同学吸引了。那同学叫陈刚，是个瘦削、清高的大龄青年，脾性与香桃有点对味，头两年，两人一句话也没说过，第三年郭香桃被推选为系里的学生干部，而陈刚同学却被选为班长，于是有了接触。有天，两人商量工作之余，谈起各自的家庭，感觉经历真是惊人的相似。陈刚也有个“右派”父亲，他外公也是湖南和平解放的起义将领之一，是陈明仁将军的麾下。他母亲在外公家也是老三，他爷爷也是个资本家，不同的是没像郭香桃的爷爷被打成“右派”。他也有个弟弟，与郭承嗣一样大，也是厨师。“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都不觉一笑。
后来，两人热烈地讨论着爱情和婚姻，陈刚说：“爱情是可以冲破婚姻锁链的。”郭香桃若有所想地歪着头问：“你真的这样认为？”陈刚点头，“《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不就冲破了婚姻的束缚吗？假如你的婚姻不幸，难道你要守着一辈子的不幸？”郭香桃问他：“你找到自己相爱的人了吗？”陈刚认真地看着她说：“我在等一个人。”身为学生干部、几年来一颗心只是摆在学习上、从来都心无旁骛的郭香桃，突然心跳加快了，“等谁？”陈刚把目光放在她红润润的脸上，看着她俊俏的鼻子和轮廓鲜明、线条性感的嘴唇，这样看了一分钟，最后把火热的目光凝聚在她的眼眸上，“我在等你，你是我的林道静。”尽管郭香桃已是一个五岁男孩的母亲，尽管有无数根无形却有力的道德麻绳拉着和绑着美丽、迷人的她，不让她有半点情感外泄，但当她听到陈刚这么说，心海上还是刮起台风，并掀起了甜蜜的巨浪，“等我？别开玩笑了。”陈刚继续用火热的目光盯着她，“你看我像开玩笑的人吗？”
郭香桃大学一毕业就与丈夫离了婚，不久，她把陈刚带进青山街三号，这是个话不多的青年，脸上的笑容带一点苦味，像铁观音的茶味，但这不妨碍郭香桃深爱着他，也不妨碍他深爱着郭香桃。两人都分在长沙的一家医院工作，陈刚是外科医生，郭香桃是内科医生。这年六月，两人结了婚，婚礼上有个七岁的男孩，说一口资兴话，他是郭香桃的儿子，户口已转到长沙，与他外婆生活在一起。我大姐何家桃又一次当起了母亲，不过她这一次是为养育外孙而费心费力，给外孙洗衣做饭，早晨送外孙去学校读书，中午和下午又去学校门前接外孙。长沙不像资兴，县城里车辆少，小孩子在马路上画房子跳房子也不会有多大危险，但长沙街上，一分钟不知要经过多少辆汽车和摩托车，她生怕外孙一不小心就出交通事故。大姐来我们家少了，这是她外孙夺走了她的许多光阴。
十月份，我大儿子何国庆与高小霞也结婚了。国庆的单位条件比较好，建了新楼，分到一套两室一厅房，就把他和高小霞的新房安排在新楼里，去过没有老人唠叨的两人世界。家里没有国庆和高小霞来来去去，一下子冷清不少。一天，何陕北突然出现在院子里，好像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脸上有很多忧郁，那些忧郁像雾一样在他的胖脸上飘着。他感到自己这个官要做到头了，因为外省一些于文化大革命中爬到副省级的干部纷纷倒了。这些不好的消息从各个渠道，不管他愿不愿意听地传到他耳朵里，让他如坐针毡，甚至通晚失眠。就是在那个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指出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何陕北既可以说成“造反起家的人”，也可以算“打砸抢”分子，因为他曾率领红旗军干过一系列“打砸抢”的事。何陕北倒霉得其实算最晚的，很多靠造反上去的干部于早几年都纷纷落马了。何陕北是少数几个中官职最高的，正因为官职高，出门有脸面，说话顶用，他就贪恋这官职，不愿舍去。何陕北如果没有一个老革命父亲，恐怕还在一九七三年中央整顿“打砸抢”分子时就被“整顿”了，就算当时保住了，在后来陆续“清理”文革中靠整人上来的干部时，也会被清理掉。何陕北之所以没被清理是省里的某老干部保他，那老干部与他父亲是好友，还在江西赣南时就在一起工作。他对何金林很有感情，所以他说：“对何陕北同志，我们要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但那老干部离休后，从外省调来的新领导一翻何陕北的材料，吓一跳，“这不正是中央要求我们清理的‘三种人’吗？”
终于，工作组的同志走进他家，绷着脸说：“何陕北，跟我们走吧。”何陕北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这一天在他做梦都想应该快来了的恐惧中，到底还是来了。这一天也就是他单独到我家来看老奶奶和我爹的一个月零三天后，那天他霉着一张脸来找我爹讨主意，爹劝他变被动为主动，向组织上打报告，把自己的官职辞掉，免得被组织上拉下来而不好看。何陕北同意了，可他还没来得及写报告，还在酝酿报告要怎么写才不失体面时，党组织却先一步找上他，向这个在文革中一步登天的人摊牌了。当时他和儿子正坐在客厅里看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儿子看得很起劲，他却心不在焉。忽然有人敲门，他起身开门，打算客气地接待这几个人，但这几个人却不跟他讲客气，其中一人绷着面孔说明来意后，他明白这一去没有一年半载是回不来的，便对儿子说：“昌盛，照顾好你妈。”
这是何陕北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大半年后的一天晚上，何陕北闻讯他将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他的脸挂不住了。撤去副省长一职本就让他惶惑，还要判十年刑，他将来如何面对亲戚、朋友和过去的同仁？在他身上，除了我们家给予他的勇敢和坚韧，还有常德女人遗传给他的脸面。他母亲邓皎月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何陕北的面子观念比他母亲更强烈、更严重！当了十多年受人尊敬、说话有人听的副省级领导，把他当脆弱了。他红着脸，却轻蔑地对代表组织向他宣布决定的那人说：“你们真做得出。”那人说：“你不要记恨我。”他发出一阵狂笑，觉得自己的笑声没有给自己丢脸，便喝道：“你滚吧。”当整个世界进入睡眠后，他呲牙咧嘴地把被单撕成布条，结成绳。房间的天花板上安着台电风扇，他把布绳绕到钩着电风扇座子的钢筋上，把头伸进绳套，吊死在囚禁他长达半年的房间里。他的死相很难看，眼珠愤怒地凸出来，舌头整个都伸到了嘴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