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张集馨很快就收到了下属各级政府盖了大印的保证书，全省皆无摊派问题。地雷报废了，危机摆平了。
四
如果把官场上的潜规则体系比喻为一座大楼，那么，这座大楼始终躲藏在堂皇的正式规则大厦的阴影中，而上述事件不过是在灰暗大楼的一个高层套间里闹了几个月的一段小事。大楼里还有许多楼层和许多房间，那里边的人们每天过着平凡多于热闹的日子。在大楼外边的院落里，也不时上演一些精彩的剧目。
全面描绘潜规则大楼内外及其悠久历史，远非本文所能胜任，但我们不妨随张集馨在西北角的楼梯上转几层，看看其他楼层和房间的模样。因为楼层和房间太多，我只能以静态描绘为主，迅速浏览一遍部分房间的门窗尺寸，房间里发生的故事只好简略或者由前边的事件代表了。但读者不难想象，每一间房子里，都可能演出过精彩纷呈的戏剧。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七日，上述危机过去五年之后，四十五岁的张集馨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陕西督粮道。这个官是著名的肥缺，近似现在的陕西省军区后勤部主任，勉强也可以叫省粮食局局长，主要负责征收、保管和供应西北地区的军粮。俗话说"过手三分肥"，陕西粮道每年过手粮食二十万石（约一万五千吨），他该有多肥？又该如何分肥？（注3）
我得先声明一句：张集馨不是贪官，按照官场的真实标准衡量，他的操守要算相当不错。这一点就连皇上也很赞赏。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张集馨拜见皇上，皇上说：听说你的操守甚好，前几年申启贤（山西一把手）年终密考，还称赞了你的操守。此去陕西，你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保持人臣的晚节。张集馨表示：谨遵圣训。
拜领皇帝的教导之后，张集馨开始按照潜规则处理分肥问题。
一般来说，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可是京官对外官的升迁和任命又有比较大的影响，"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并不难懂。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前边提到的"钦差费"就是这类交换的一种。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
张集馨接到任命时，已经在北京住了四个月，旅费快用完了。他写道："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于是大举借债。他托人从广东洋行以九厘行息借了九千两银子，从山西钱庄借了五千两银子，又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借了二千两。张集馨记载道：连同我在京买礼物的数百两银子，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几乎都没有路费了。
一万七千两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吓人。我们知道这相当于人民币三四百万，可以买上百处房产或五六百条人命。陕西粮道能有这么肥么？此外，用得着如此出血分肥么？究竟粮道有多肥，我们一会就会看到。至于分肥，从情理推测，掏私人腰包的一方肯定是知道心疼的，张集馨也用了"不得不"这个词，想必是无可奈何，不敢不遵守规矩。
这次在北京究竟是如何分肥的，张集馨没有详细记载。但两年之后他调任四川臬司（主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长），在北京又送了一万五千两银子的别敬，并记下了具体的"尺寸"：军机大臣（类似政治局委员）的别敬，每处四百两银子。上下两班章京（类似为军机处服务的秘书处，共三十二人），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的，或者与他有通信联系，帮助他办折子的，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类似监察部长），每位一百两。侍郎（副部长们）、大九卿五十两。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要应酬到。看看这些数字，动辄就出手一两座宅院，少说也送上半条人命，潜规则所承担的分配财富的重任，真叫人刮目相看。
在张集馨任上，每年还往京城送炭敬，具体数目未见记载。
我们已经转完潜规则大楼的京官层，现在随着张集馨下一层楼梯继续转。
五
陕西粮道的日常工作是收发军粮。发放军粮的程序中包含了重大的利害关系，其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粮食质量。这方面的冲突，张集馨刚刚到任就领教了。
张集馨的前任叫方用仪，为人贪婪，卸任前他的子侄和家人在大雁塔下的市场上买了四千石麦壳搀入东仓。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用这批麦壳替换出小麦卖掉，用载重量三吨的卡车运，大概要装一百车，价值高达数十万人民币。按说，规模大了便难以掩人耳目，作弊也就不容易得逞--后任不肯替前任背这么大的黑锅，听到风声后通常会拒绝签字接手。但是与张集馨办理交接手续的不是方用仪本人，而是代理督粮道刘源灏。代理督粮道是公认的发财机会，如果刘源灏和方用仪办交接手续的时候拒绝签字，显然会失去这个好机会，于是他签了字，方用仪作弊得逞了。我估计方用仪所以敢如此大规模作弊，正因为他算透了刘源灏的心思。当时有一个流行比喻，叫做"署事如打抢"。署事就是代理的意思，连打带抢则是标准的短期行为特征。这个比喻所描绘的可以叫"署事潜规则"。
张集馨到任后访知此事，便拒绝从刘源灏那里接手签字。刘源灏苦苦劝说，说仓粮肯定没有其他方面的亏损短缺的问题，再说方用仪已经回了江西老家，还能上奏皇帝将他调回来处理此事么？细品刘源灏说服张集馨的理由，其中包含了一个暗示：如果漏洞确实就这么几千两银子，为了等待方用仪回来重办交接，公文往来加上路途花费的时间恐怕需要好几个月，张集馨因等待而蒙受的物质损失恐怕还要超过这几千两银子。如果再算上得罪人的损失，算上在官场中不肯通融的名誉损失呢？换句话说，等待公事公办的代价太大，不值得，还是认账合算。张集馨果然被说服了，认了账。由此反推回去，方用仪离任前决定掺一百卡车麦壳，而不是五十卡车，也不是二百卡车，这分寸实在拿捏到了老谋深算的水平。
按照常规，满营八旗的官兵每个月分八天领粮。到了领粮的日子，张集馨叮嘱部下说：我这是初次放粮，绝对不许像方用仪任上那样掺假，让众官兵轻视我，以后的公事反而不好办。他指定用好粮仓放粮。
领粮的官兵们来了，他们早就知道方用仪掺麦壳的事，警惕性很高，断定仓吏带他们去的仓是麦壳仓。仓吏极力辩解，官兵更加怀疑，"围仓大哗"，坚决不肯在张集馨指定的粮仓领粮。于是粮道方面请官兵自己指定仓库，没想到官兵们指定的仓库，恰好是掺了麦壳的仓库，开仓一看，官兵们脸色变了，开始互相抱怨。张集馨下令打开刚才指定的仓库让他们看，里面装的果然是圆净好麦。最后张集馨下令把这四千石麦壳筛了出去，铺在粮仓的路上，解除了众兵的怀疑。
八旗的骄兵悍将并不是好惹的。激军队闹事，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遮掩的大罪过，粮道不能不小心伺候。
按照程序规定，八旗每月领米之前，粮仓要派官员将米样送到将军那里检验。这里说的将军是各省驻军的最高领导，省军级干部，粮道的伺候对象。他对粮食质量的态度，对领取粮食的官兵影响极大，将军稍微挑剔两句，在第一线领粮的八旗骄兵就能闹翻天。张集馨说，粮道必须应酬将军，因为怕他从中作梗。
应酬将军的方式早有成规。首先，按照规定，将军和两个副都统本人的月粮是大米和小米并放，而大米贵小米贱，将军自然不愿要小米，粮道便全给他们大米。这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其次，将军和副都统推荐家人在粮道工作，甚至只挂个名，到时候领钱，粮道也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规给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送礼。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陕西粮道送给将军的三节两寿数目如下：银子每次送八百两，一年五次总计四千两；表礼、水礼每次八色；门包（给门政大爷的小费，由他分发给将军的私人助手）每次四十两，一年二百两。我不清楚八色表礼和水礼的价值几何，但每年给将军的陋规尺寸当在五千两银子以上。
在粮食问题上有权说话的军官还有副都统和八旗协领。粮道也送两个副都统三节，但没有两寿。三节的陋规是每节二百两银子，一年六百。此外还有四色水礼。八旗协领有八位，每节每位送银二十两，上等白米四石。
我们已经知道，直接到仓库领米官兵有理由保持警惕，不能太老实了。话又说回来，他们并不老实，从来就不是省油灯，也需要粮道方面小心应酬。张集馨说，每到放米的日子，满营的一位低级军官率士兵来领粮，按照规矩，粮道要备一桌酒席，叫做"送仓"，由粮道方面的官员陪同带队的低级军官吃一顿。满营八旗，一连要陪八天。遇到挑剔的旗人，仓库方面的人员必须忍气吞声，闹大了还要请将军和副都统推荐来的家人从中做工作，好言安慰劝说，才能不闹出事来。
粮道在军队方面的固定应酬，还有每年春秋年节的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