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原来的年号“祺祥”弃之不用，改为“同治”。
历史在这里划了个重重的顿号。
孽龙出海潭自深，山雨欲来风满楼(1)
农民造反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洪秀全出山的时代，一如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揭竿而起的时代，李自成、张献忠等枭雄逞强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周期率的表现。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帝国，国民对土地的依赖严重，财富的积累非常缓慢，但凡遇到大的天灾，加上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必然会有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杀出，结果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通过人口非正常地大量减少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帝国往往又重归平衡，并开始一个新的朝代。这种历史经验，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农业大帝国特有的。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19世纪中叶，此时距康乾盛世并不遥远，距中英鸦片战争也不过十年。乱世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晚清面临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在清朝以前，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个亿。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别是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后，“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导致人口养育成本下降，人口急剧上升，由清初的不足一个亿，很快发展到乾隆五年（1740年）的两亿；到了道光时期，更是到了史无前例的四亿三千万。
人多地窄，在传统经济模式和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清朝时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劳作却难得温饱的贫农。面对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生存状态，那些稍微有点野心又不想终身困苦、死于沟壑的人，往往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
这时，洪秀全的横空出世，自然和这些人的要求一拍即合。洪秀全多年应试不第，一次次击碎了他对未来生活的梦想。而对于杨秀清、萧朝贵那些一无所有的烧炭党人来说，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造反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好机会，他们的要求当然更为简单而直接。
造反的成本太低了。苟且偷生不过累死于沟壑，起来造反也只是掉脑袋而已，加上和他们同样情况的人又是如此之多，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当然群起一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马尔萨斯的理论指出，要解决人口膨胀问题，上帝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瘟疫，一个是战争。当然，倘若不想这样解决问题，办法还有两条：一是将多余人口移民海外，所谓殖民主义的方法；二是开发新兴产业，用开矿办厂等工业化手段来创造新的财富并吸纳富余劳动力。
但令人扼腕的是，前一条在明清时虽有少量华人前往南洋谋生，但终因政府的禁海政策而无法大量实施；而后一条的成功又需要有工业革命的基础。过去三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正是西欧国家发展壮大并一举超越天朝的两个法宝。如今我们回头再看，机会稍纵即逝，悔之晚矣！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但无数的偶然，又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传统经济条件下民穷财尽的周期律现象，因为平添了一个世界经济的竞争因素，在鸦片战争后更为严重。譬如鸦片战争中，各地方政府往往强迫老百姓捐银助战，即使富庶如苏州地区，也有一年所得不够完纳以至于弃田不顾的，何况广西这样的贫瘠之地？
当时广西的情况复杂，汉番杂处，苗人有“生苗”、“熟苗”之分，汉人之间也有土居汉人与客家之别（客家人往往是后迁）。广西土地贫瘠，山多洞广，用李宗仁将军的话来说，“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汉番之争，土客之争，地痞流氓，打架杀人，械斗不休，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差，洪秀全想在附近立教授徒，信的人不多。但溯西江而上，跑到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的话，发动群众就容易多了。一来整个西江流域都说粤语，语言上不存在障碍；二来紫荆山一带远比广州一带贫穷，造反的成本低，条件更为有利。
另外，鸦片战争带来了世界经济的蝴蝶效应。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沿海的通商口岸扩为五口，广州十三行垄断时代的结束和上海的崛起，导致中国外贸进出口中心移往长江下游，这种效应看似不为人知，但效果明显显现并扩散。
孽龙出海潭自深，山雨欲来风满楼(2)
广西桂平、贵县一带作为广州的腹地，势必受到广州衰落的影响。譬如南岭深山的客家人，东西江流域的船民，广州衰落往往会导致无货可卖、无货可运而引发失业问题，比如杨秀清等烧炭党人。一旦失业危及生存，这些人的怒气冲天在洪秀全的教导之下，当然要化为揭竿而起！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其中恰好起到组织作用。跟着洪天王造反的人未必明白拜上帝会的教义，但只要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就够了。宗教教义难以理解，但共同的敌人清廷权贵却具体而直接。正如太平军起事后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里指出的，“天下为上帝之天下，满洲为胡虏妖人，肆毒混乱，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以中国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满洲十万，可谓奇耻。现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扫除妖孽，廓清中夏”。
洪秀全很聪明，用了“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这句话，就足以点燃亿万汉人的怒火了。洪秀全直斥清朝皇帝为妖，革命对象明确，革命火种一旦燃起，运气好的话，必然成燎原之势。何况，广西早有天地会等提出过“反清复明”的口号，就连后来孙中山先生也接过太平天国的旗帜，大声疾呼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有意思的是，和太平军、捻军几乎同时发难的天顺王苗沛霖，也曾像洪秀全一样，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入仕梦想，但同样被击得粉碎。失落中的苗沛霖，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的愤诗（谭嗣同后来的绝笔大概来源与此），和洪秀全“不穿清朝衣，不做清朝官”的疾呼，意思基本相同。
同样是造反，但苗沛霖的文化水平似乎比洪秀全高出许多。对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基督教洋玩意，苗沛霖不屑一顾，他曾经撰有一联，讽刺洪秀全和清王朝，上联是：“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讨天威，天才有眼”；下联是：“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流氓，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转引自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
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内忧外患，一时俱来。苗沛霖的一副对联，道尽了千千万万个洪秀全造反的原因和本质。
凡人洪秀全，缘何上梁山(1)
洪秀全的性格特征，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原名洪火秀，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4年）十二月初十日，家中兄弟三个，洪秀全排行老三。洪秀全的父亲名叫洪镜扬，家中有几亩地，数头牛，家道还算殷实，所以还有余钱给洪秀全读书考秀才。
天王洪秀全
说到考秀才这件事，实在是洪秀全心中永远的痛，把他给害苦了。小时候的洪秀全还算聪颖过人，十三岁就通过县试当上童生，取得考秀才的资格，但秀才这道坎，愣把洪秀全活活逼上绝路！
现实总是残酷的，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中，金榜题名的能有几个？洪秀全在最基础的考秀才这一关上，就狠狠跌了跟头：从十六岁那年开始，他老人家连考三次，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差。最为可恨的是，每次初试，洪秀全的名次总在前十，但到院考复试的时候，却总是无一例外地落选。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初试名列前茅，复试给刷了下来，心中的愤懑当然可想而知。是天意弄人吗？不是。从洪秀全留下的诗词作品来看，广州府的主考官是公正的。要是不信，看看洪秀全的大作就知道了，什么“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民家共饮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等，言语粗鄙俗套，而后来天王在天京留下大量的打油诗歌，读来更是让人喷饭不已。
据后人总结，县试考童生和府试考秀才，最重要的是文才要好。正因为如此，文才出众、“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才会在十二岁就考上秀才，十七岁就中了举人。就洪秀全当时的文笔，考不上那真是一点都不冤。
屡屡落第的洪秀全，没有那样的耐性，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继续读书。由此，洪秀全对这个狗屁考试和清王朝恨得牙直痒痒。他撕了那些圣贤书，满腔怒火地发誓：“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
这活脱脱就是一个顽劣学童的形象。
不过，最后他还真做到了。打下天京后，洪秀全果然自己开科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