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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制造一艘更好的飞船需花多少时间,就是造一艘DFC-4?”

            “许多年,”海特尔说,温和地笑着,“别着急,卡拉德。你已回来,这比任何其他人设法要做的还多,再说没有人会让你再出去。我真的这么想,在你的有生之年我们再造一般飞船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我们也得过很长时间才能发射。我们确实对你在那边发现的是何种环境知之甚少。”

            “我去,”卡拉德说,“我不怕回去——我喜欢去。我已知道DFC-3是如何飞航的,我可以再次驾它出去,给你带回合适的地图、录音、照片。”

            “你真的以为,”海特尔说,他的脸突然严肃起来,“我们会让DFC-3再次飞航?卡拉德,我们要把那艘飞船拆散,几乎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拆;那是建造DFC-4的前提。我们不能再次让你出去。我这么说不是对你狠心,但是你可曾想到,你要返回那边的愿望是某种催眠后产生的意愿的结果?如果如此,你越想回去,你可能会对我们大家更危险。我们将像处置飞船那样对你作一次彻底的检查。假定这些皮德蒙根人想要你回去,他们总得有个理由——我们非了解这个理由不可。”

            卡拉德点点头,但是他知道海特尔看得出他前额上的每个皱眉和皱额的动作,阻止泪水外流的小片小片肌肉的收缩只能使脸上的其余部位更显抑郁。

            “总之,”他说,“别动。”

            海特尔颇有礼貌地注视着他,感到迷惑不解。

            然而卡拉德再也不能说些什么。他已返回人类的共同时间之中,从此再也不能离开。

            尽管在他的模糊记忆中有过诺言,还有留在身上的所有的爱,他也不能。

                (王志章  译)

        文字魔力

          

            《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在选登小说时注意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和叙事技巧,有时把文学性看得更重要。如此一来,科幻小说这一领域又有了新读者、新作者。还在对科幻小说的看法较为一致的时代,亦即坎贝尔在《惊奇》上为科幻小说下定义的时代,文学性较强的科幻小说已偶然出现于读者面前了。不过,它们如果真的已出现,通常也出现于一些规模较小、报酬较低的杂志上。这类杂志并不看重作品主题和格调的一致性。雷·布拉德伯里最初写的几篇小说就是刊登在《行星小说》和《激动人心的奇异故事》这一类杂志上(他早期的三篇作品中有两篇发表在坎贝尔《惊奇》杂志中的“可能性为零”这一栏目里)。

            注重文学技巧但更讲究故事情节的《银河》杂志为科幻小说的出版提供了又一可能的途径。《银河》所出的报酬和《惊奇》一样高,甚至更高,而且至少和它一样有信誉。《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则提供了第三个同样诱入的发表作品的可能性。阿夫拉姆·戴维森(1923-1993)从事科幻小说的创作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文化的信息和文学的典故,这就如同坎贝尔的科幻小说是为了给读者提供科学的信息和社会学的参照。

            戴维森出生在纽约州的约克地区,1940年至1942年期间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二战服役结束后,1947年至1948年他再入纽约大学继续学业,1950年至1951年又求学于匹尔斯学院。1954年7月,他第一篇科幻小说《我的男友叫杰罗》刊登在《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上。在这之前,他已在其它杂志上出版了一些小说,其中包括刊登在《正统犹太人生活杂志》(1946)上的处女作。许多精心创作、充满机智的作品都发表在《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和《银河》上。1962至1964年期间他成了《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的主编,每年一卷的杂志共编辑了三卷;之后,他开始了自由作家的生涯,直至1993年逝世。其间,若受到邀请,他亦偶而当当学院或大学里的访问学者或定期的学术撰稿者。

            戴维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快乐的旅程》(1962)是与沃德·穆尔合作的。之后,他又连续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迷宫的主人们》(1965年)、《凶恶的龙》(1965)、《星际王国的冲突》(1966)、《长生鸟和镜子》(1969)、《流浪者普利姆斯》(1971)、《流浪者希昆多斯》(1981)。然而,他还是以短篇小说著称于世的。他的短篇先后被收集于《是海皆有牡蛎》(1962)、《陌生的星空》(1965)、《陌生的海洋和海岸》(1971)、《伊兹特哈切医生的查询》(1975)、《凯特瓦特·爱德华的论文》(1978)、《阿夫拉姆·戴维森优秀作品选》(1979)。他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经常得到星云奖提名,其中《是海皆有牡蛎》获1968年的雨果奖。

            《我的男友叫杰罗》是一篇间接表达主题的短篇小说。故事由一位头脑发烧胡思乱想的人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这就部分地说明了作品的特别风格:“……its  course  half  run”是诗体文,“……its  course  half  i-run”则是乔叟的文体。叙述者不愿把内科医生称为“医生。”而宁愿叫他“药剂师”;而“草药灌肠法”、“扁桃体周脓肿”、“疟疾”、“天花”、“液体食物”、“食品”和“沾湿”等词汇则把读者带回到了咒语、魔法、麻醉药盛行的时代。

            古词、古英语用法以及文学典故的运用使得读者在阅读时还要运用历史和文学的知识。例如:“帕斯特·奎俄福”指的是安瑟尼·托勒普的Barchester  Towers中有十几个孩子的一位人物。普里阿普斯是罗马的一个次要的神(具有突出的男性生殖器并通常被漆成红色,因为他是代表男性生殖力量的神),他的神像被当作稻草人用来看守园子;卡特鲁斯写了许多关于普里阿普斯神的诲淫诗篇并像以前许多人干的那样故意把作品插在神像的嘴里,以此来驱赶入园的鸟雀。陶瓷碎片暗示着人类学;另外还有托尔特克人的符号、泥石匠的标记、印度教徒的符记、原始魔术等等。香柠檬是一种较小的柠檬树,它的果实的皮可以提炼出一种香油。曼德拉草长有人形的根,在古代曾被认为具有与人生殖有关的魔力。“Araint  thee”则是一个斯宾塞五音步诗音节的词组,意为“消失了”;希蒙是希腊的婚礼之神;“希蒙神的贡品”则指的是丈夫;Runes是早期德语字母的文字符号,曾被用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魔术中。对抗疗法是一种治病的方法,此法会使病人产生一些与原病症不同的症状;同源病症疗法则是一种会引起与原病症相同症状的治疗法(这个词使叙述者联想到托尔小姐可能在他身上使用的魔法),“用银子在我的手掌上画十字”则是吉普赛人算命的一贯要求。

            在理解和欣赏戴维森的小说时,这些知识并不是必需的,就像在理解一篇很难的科幻小说时并不一定要知道许多科学术语一样。然而读者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欣赏到戴维森的智慧。

        《我的男友叫杰罗》[美]  阿夫拉姆·戴维森  著

          

            流行,仅仅是流行而已。病毒X的周期已过了一半,内科医生(我不愿叫他“医生”,说真的,我倒想用更准确的称呼“药剂师”),我是说内科医生,告诉我我感染了病毒Y。在海军里这无疑仍叫做卡他型粘膜炎。据说爱德华七世在登基加冕前几星期得了阑尾炎病倒了,而这以前很少有人会得这种病的,可自那以后这病就流传开了。他(那医生)正在把小药瓶里的什么东西灌进注射器给我注射。要是在几个世纪前,他肯定会用草药灌肠剂……我是从哪儿看来这个治疗扁桃体周脓肿的老方子的?从七块草地上拔七根杂草,从七匹骏马上剪七片指甲。哦,天哪,我在想些什么呀。我肯定在发烧。毫无疑问,得了疟疾。

            不过,幸好是疟疾而不是天花。天花,有人就想让编辑们得这病……编辑们可真是一群怪人,女的,都取名叫璐璐·安娜贝拉·史密斯或者密尼·捞斯特·布鲁姆,而男人头上都长有角。我想他们都是贵格党,他们的信千篇一律地以“亲爱的”开头,尽是些:“亲爱的理查德·罗”、“亲爱的约翰·德”、好像“先生”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虚荣……他们整篇写的才是真正的虚荣。房东姆斯每周同一个时候都要来催房租。要是我有个儿子(这司是最可能的事),他只要有一丁点儿想当作家的念头,我就会立刻送他去学做贩鱼生意,或者干脆让他做扫烟囱大师傅。编辑说,不要写有关性的东西,也不要写历史和宗教。但是,一旦你真的写了历史,那么你一定要写上宗教和性。然而,要是有人送上来一篇有关单身无神论者的小说,你以为他们就会收下吗?

            两个小女孩在房前玩一种拍手游戏。右手、左手、交叉、左手、右手……看着、看着就头昏眼花了。女孩子们还唱着歌:

            我的男友叫杰罗,

            他来自那西西里罗,

            一个脓疱长在了他鼻子上头,

            还有三个肥肥的脚趾头;

            我的故事就这样开了头。

            这歌具有一种让人快乐的超现实主义特点,我对此大感兴趣。我发现小女孩往往很迷人,可一旦她们长成了大姑娘,就会把我们的生活搞得凄凄惨惨;我们放纵她们到什么程度,她们就能把生活摘糟到什么程度,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多么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