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私有产权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产权形式，而公有产权的交易费用高昂。所谓交易成本是指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成本、监督管理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伊夫·西蒙和亨利·泰泽纳、迪蒙塞尔在《经济杂志》上讲了一个例子：如果某地有一块公地，某一村民突然在这块地里放牧比别人多的牲畜，人们本可以阻止他的行为，但由于对其他人而言，所受损失很小，而避免损失却要付出大得多的谈判费用，为了节约这些交易成本，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公地私有化。如果某人还要进一步扩大牧群规模，就必须从其他人那里购买土地。这一例子表明，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私有制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产权形式，这样的理论也可以用于解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圈地运动。当然，交易费用的高低还受到法律对资源的使用与交易的限制。
第三，完备的私有产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激励机制，是最具增长动力的产权制度，而公有制则缺乏利益的激励机制。制度学派认为：从利益驱动机制分析，产权一旦私有，私人就可以排它地使用和获益，私人也会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推动私有产权的界定和产权保障制度的形成。私人产权一旦界定和得到保护，产权就会根据市场价格自由交换，资源将会流向出价最高者，流向效率最高的使用者。同时由于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创新的成果和利益就不会被第三者无偿分享，将会产生一种激励机制，使创新不断涌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因而，私有产权制度被认为是一种能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的激励兼容的制度。而公有产权则不具有排它性，个人努力的成果会被第三人分享，因而缺乏激励机制，使社会福利、经济效率，受到抑制；公有产权又具有不可让渡性，资源不能流向更有效率的方向，由此得出结论，公有产权是低效率的。
第二个是公有产权的蜕变问题
所谓公有产权蜕变，是指某些个人或小团体，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使产权的公有性质发生部分质变的社会现象。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已经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值得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变化并非都是积极进步的，也并非都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些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比如说公有产权的蜕变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6)
目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公有产权蜕变已不是个别现象，它已有广泛的表现。
第一种情形是国有产权的部分丧失。在两权分离的状态下，国家放弃了部分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处置权和分配权，如果这部分权利以微观所有权的形式被个人或社会部分成员所占有，就有可能导致国有产权部分国有属性的丧失，国家在实际上不能控制这部分权益，它可以属于私人，也可以属于某一局部的利益团体，如果他们将其作为一种谋取私利的手段，那么该国有生产资料便具有了私有成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资产由厂长或经理随意支配，公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厂长、经理的个人所有制，公有制成为空洞的概念，被完全虚化了。
第二种情形是“公有私用”、“公款消费”。这种情形该是大多数民众最为熟悉也最为痛恨的了。因为第一种情形一般来说会比较隐蔽，专业的监管部门和审计机构可以检查出来，普通民众不一定能了解。但对于公有私用和公款消费，却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了。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公款吃喝，动辄洋酒鲍鱼；比如公款旅游，用公家的钱到处去玩耍，有的还美其名曰“爱国主义教育”，或者是出国考察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或技术；再比如曾经风靡一时的豪华结婚车队，那些车子的前后车牌上还贴上了“百年好合”之流的美好祝词，实则为了遮挡号牌－怕别人认出那是公车吧！但尽管怕，也还是要用－公家的东西，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嘛。
第三种情形是公有财产被作为获取个人利益的一种交易手段。一些企业的厂长或经理，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俨然成为企业的老板，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按个人意志支配国有财产，安置自己的亲属到工厂任居要职，在各种市场交易活动中，利用职权为个人捞取好处，特别是在与外部的交易活动中，牺牲国家利益，个人捞取好处，以致公有企业中出现了许多“富方丈”的“穷庙”。
当然，公有产权蜕变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在其他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三个是监管与反贪问题
自上世纪70年代起，国际上掀起一股公有产权私有化的潮流，一方面是原苏联等社会主义转轨型国家国有经济的分裂与流动；另一方面，是西欧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上述两类公有产权的流动方式效果都不尽理想。苏联等国家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将国有资产打碎分净的做法，导致了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产业寡头迅速崛起，引起社会各方的严重不安，以至于普京政府今天还不得不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而德国、英国、法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也是由少数官员主导国有产权私有化，以至于出现了私有化部门官员频繁落马、丑闻不断，引起政敌攻击、民众不满。
在我国，国企改制中的犯罪问题也成了经济犯罪的“重灾区”。据新华网报道，从2005年底举行的西安市国企改制中经济犯罪（资产流失）问题研讨会上获悉，近5年来，西安的反贪案件约有50％集中在国有企业。西安市检察院经济犯罪研究中心联合西北政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分别对近20个政府部门和大型国企进行了1年多的调研。据不完全统计，仅2003年，西安阎良区内航空企业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导致8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失，1.3亿元国有资产面临流失的风险；因个人或集体违法、违纪、渎职、过失等原因造成90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失。
由于社会转型期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产权关系不明晰以及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多方面原因，使得国企改制成为经济犯罪的“重灾区”。不少国企在经营过程中对人、物、财的管理存在漏洞，审计监督力度不够，加之对无形资产流失问题研究不够，相关法律法规滞后，政策可操作性不强，企业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运行不畅，多种原因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7)
公有产权管理中的贪污腐败问题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法国政府负责主持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部门，也曾出现负责官员纷纷落马的现象，其他大多数国家也难以幸免。对此问题，透明国际组织腐败指数总负责人约翰·兰斯多夫有过精辟的总结：“政府采购和国有资产转让，在全世界都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因此，加强对公有产权管理，预防和减少公有产权管理过程中的职务犯罪和防止公有资产的流失，同样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第四个是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不适应的问题
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多数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实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和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等方式，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的弊端，使国有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在经过1974－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国家陷入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怪圈。
首先是经济增长停滞。1951－197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7％，而1973－1983年则为2.4％，下降了几乎50％。
其次是物价快速剧增。西方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1951－1973年间平均为3.4％，而1973－1983年间则上涨到9.9％。
第三是失业人数剧增。就业状况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基本指标，而且是决定社会安定与否的重要因素。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其失业率却急剧上升，从1960年平均3.05％攀升到1982年的平均8.12％。其中上升最快的英国从1.6％上升到12％。
第四是固定资本投资速度下降。
在西方各国，私人资本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实力已经明显壮大，不再需要国有经济的扶持。私人资本已经有实力进入一些过去只有国有企业才能进入的行业，同时私人资本自身的竞争力大大提高，可以和国有企业展开公平竞争。国有经济作为医治市场失灵有效手段，在新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作用。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重新探询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形势和手段。
看起来，相对于权属清晰的私有产权来说，公有产权的确存在着出资人不到位、代理链条长、监管难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也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公有产权的效率。但是，这种低效率对公有产权来说是必然吗？提高公有产权的效率是否“有路可寻”？
二、流水不腐－公有产权必须流转起来
理论与实践似乎都证明公有产权的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