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有个疑惑，太监的出现是加强了君主专制，还是从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君主专制？不过事实是明摆着的，当不设丞相后，军国大事决于皇帝一人，不管这人是能干还是混蛋，千斤重担总要有人来替他分担一些，不交给外廷的大臣，就必然会交给身边亲近的太监。太监就是那个拉边套的驴，当然因此也能得到意外的报酬。
很长的时间内，皇帝、文臣和太监共处在大明那个封闭的大房子里，他们三者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从屈原开始，臣对君的关系常用男女关系来比拟，这两类关系却有可比性，读读《离骚》就知道，被君王疏远的臣子，那心态和弃妇多相似呀。在大明这间屋子里，如果皇帝是丈夫，文臣是妻子，那么太监是什么呢？是小妾。这三角之间，丈夫当然是掌握大权最重要的一角，他掌握全家的田地钱财，丈夫是勤俭持家还是荒唐败家，是这个家庭走向兴盛或败落的关键。丈夫对妻妾的态度，决定着妻妾在家庭中的实际生存状况。而妻与妾之间，常有一种紧张的吃醋关系。按大家族的规矩来说，妻是明媒正娶的，妾不应当挑战她的地位，但妾往往喜媚善妒，更能得到丈夫的宠爱，丈夫把一部分家政权力交给她打理。固然有妻人老珠黄妾正当华年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妻和妾对家庭的责任不一样，从而对丈夫的态度也不一样。妻子总觉得这份家业来之不易，她是女主人，有责任规劝丈夫，保持这个家庭的兴旺发达，而妾不一样，她无妻的名分，自己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丈夫的态度，所以不管家业将会怎样，首先是以媚术邀宠，取悦于丈夫。诤臣总和贤妻一个样，可敬未必可爱；而阉竖似那妖姬，明知可能惑主但要想方设法亲近。如此，一些自我控制力不强的丈夫，就会远妻子而亲小妾，如果碰上一位一点规矩都不讲、暴戾非常、时不时殴打妻子的丈夫，妻子为了生存还得忍气吞声去讨好得宠的小妾。当然，小妾因为得宠而忘乎所以，不但将丈夫和妻子的权分了许多，而且可能浪荡无度，红杏出墙，或者导致了整个家庭有崩溃的迹象，丈夫明白过来了，不管教不行，于是在那位已经疏远很久的黄脸婆帮助下，用家法惩治小妾。
我们要看到，到明代皇权专制已臻完善，皇帝和文臣、太监的关系，和汉、唐是有区别的，到了明朝这个家庭里，夫权的绝对地位已经确立，妻和妾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丈夫的当家地位，汉代可能出现董卓、曹操那样的权臣，汉末与唐末宫中的太监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死，决定谁继承皇位，如汉有“十常侍”之祸，唐有“甘露之变”。而到了明代，哪怕皇帝再荒唐昏庸，可能被欺骗，被利用，但文臣和太监想完全控制皇帝，掌握着超过皇帝的权力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刘瑾和魏忠贤，够飞扬跋扈的，但皇帝一旦决定收拾他们，比汉、唐收拾权监容易多了。所以说明代宦官在历史上为害国家最厉害，但未必是危害皇权最厉害的，至少不像唐代宪宗、敬宗那样，被宦官杀害，宦官完全控制宫廷。
妻妾吃醋争宠的常态之外，有没有妻妾合作，一起把丈夫管教好呢？有，但不多。这需要一个特别能干的妻子才行，比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和随自己陪嫁过来的妾平儿，组成统一战线，把老公贾琏管得服服帖帖。明朝也有这样的时候，比如万历初期张居正和太监冯保的合作，泰昌帝驾崩后，在保证熹宗顺利即位的“移宫案”中，大臣们和大太监王安密切配合。
在这个大屋子里，有丈夫的暴戾或荒唐，也时有妻子苦口婆心的劝谏，更有小妾不安妇道，插手家政，但基本上能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但这种畸形的平衡是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维持的，家庭财产在夫、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中不断被浪费，家庭抗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差，有一天出现大的变故，比如外面的豪强来夺产，或家中的佃户联合起来造反，夫、妻、妾的固有关系被打破，家庭就可能倾亡了。
用夫、妻、妾同处一室的关系来比喻皇帝、文臣、太监之三角，未必十分贴切。但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我暂且这样比拟，也许有助于我们透过一大串历史故事，去观察大明政局最本来的面貌。在一夫一妻的今天，我们看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觉得那个妻妾成群的旧式家庭中，人人似乎都不正常。同样，以现代政治文明的眼光，去考察明代，我们同样难以理解，太祖何以那样残暴而大臣能像待宰的羔羊听话，“大礼议”中众大臣为何要那样冒死和皇帝对抗，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其生祠怎么能在神州大地处处开花？我们今天不能理解的事情，在历史上也许人们习以为常。我们今天难以理解，说明我们的时代在进步，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尽量以当时的眼光和心境去分析古人的言行举止，是我这个历史票友喜欢用的方法，但从明亡开始计算，历史的长河已经流了三百六十多年，我们已经不能回溯到大河的上游，我毕竟不能代替古人思考和生活。我的一孔之见，究竟能得到读者多大的认同，已非作者本人能决定的了。
第一编 皇帝之专政从合伙到独资的转变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解读“狗烹定律”：
六百多年前的大明朝创始者太祖朱元璋，留给今天普通人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这个人心狠手辣，得了江山后大批大批地杀功臣。
我们先来粗略地看一下明初那些功臣的下场。胡惟庸、蓝玉这些钦定的重点叛国案件的主角，被杀被灭族自不用说，就说那些并没有多少反叛的实证，而被找个理由灭掉的元勋。
李善长、汪广洋、冯胜、傅友德、廖永忠、华云龙、韩政等等不是被灭族，就是被赐死，甚至连徐达这样的第一武将，野史中也说他背上有疽，据说吃蒸鹅就会加重病情而死，皇恩浩荡，钦赐蒸鹅一只，徐达为了子孙后代计，当着使者的面把蒸鹅吃完。纵然徐达吃了蒸鹅无事，但朱元璋赐蒸鹅即赐死之意，徐达只好服毒自尽。
朱元璋在位时，大臣能得其善终是例外，被杀则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叫花子出身的皇帝为什么心狠手辣到这个地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古代历史总在循环的一个规律，我斗胆命名为“狗烹定律”。这一定律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在封建王朝历朝历代都发生效应，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把一帮“功狗”圈养起来，几乎是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奇迹。而朱元璋，则是把“狗烹定律”的效应发展到极致的一个皇帝。
我觉得解读这个定律，关键要看新帝国产权和组织结构必须转变，以及如何转变这一事实。
一个新王朝定鼎之后，皇帝必须处理也最难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待那一帮和他出生入死打下花花江山的功臣。办法不外乎三个：一是如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二是如汉光武、唐太祖父子那样，威慑并笼络管住那些宿将勋臣；还有一个办法更干脆，那就是杀。找个罪名把他们一点点杀光。第三个办法是最常用的。
民国时期的学者萨孟武在《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写道：“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诛之时。”他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公卿出身的皇帝对功臣宽大，平民皇帝对功臣很残酷。因为，“（公卿出身的皇帝）在未做皇帝之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是他的家臣，平时对他，已经‘鞠躬如也’……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分。”
从礼仪和君臣名分来分析，固然是精到之论。但我以为，除了打江山的战友对老大没有及时从兄弟之情转变为君臣之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帝国这家从无到有的大公司，产权逐步发生了改变，最开始大伙儿合伙做买卖，后来变成万岁爷一家控制的独资公司。那些原来的合伙人，在公司做大后，反而没有了股份，成了靠皇帝赏赐的高级打工仔。这是显失公平的，皇帝也担心原来的合伙人心中不服，害怕自己死后，儿子当了董事长，这帮人吵着要回自己的股份。那么只好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李渊、李世民父子以公卿的身份，从太原起兵，靠的是自己手中的军队这个最实在的资本，以及名望这类无形资产，也就是说，一开始李氏父子就是主要出资者，因此前来投奔的天下英雄基本上以打工的心态来应聘，可以说大唐公司创立时，李家就完全控股。一统天下后，尽管尉迟恭这类武夫因为排座次问题当庭咆哮，被太宗训斥：“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属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