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武昌之变后，出来收拾残局，搞“两头敲”的买卖，在皇室和革命党中讨价还价，当了大总统，还过了一把八十三天的皇帝瘾。
其实，在那样的时代，官场上几乎每个人都得多多少少学会两位袁大人那样走钢丝的本领，否则会死得很惨。
莫问帝王家务事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家务事不是真的难断，而是没必要去断，断了也没多大的意义。自古疏不间亲，人家夫妻、兄弟打得不可开交，你去给评个是非曲直，当时可能有一方觉得你这人说得在理。可胜负一分，两造过两天又和好如初，就会说你这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所以说夫妻闹矛盾别人是劝和不劝离，亲人之间的争端，第三者最好的态度是和稀泥，尽量不要去管那些家务事。
管一般人的家务事，也就顶多是卖力不讨好而已，可是要是去管天下第一家——帝王的家务事呢？那可不仅仅是被人埋怨、责备，还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因为帝王的家务事可不是争夺老父亲传下的那两亩地、三间瓦房，而是金銮殿上那把龙椅，谁做君谁做臣，差别可大了去了。
明代有两个傻鸟，就是因为爱管帝王的家事，遭了无妄之灾，丢了性命。
这两个傻鸟便是叶伯巨和解缙。说他们傻，可能有人会持异议，这两人可是书读得好，文章写得好的才子，可大才子在关键时刻因自作聪明，便犯了傻。
叶伯巨是浙江宁海人，大老远跑到山西的平遥县做训导，大约就是个县教育局局长的小官。在这个位置上你好好地管好学校，收点家长、教师的孝敬不就得了吗？离南京城里的朝廷十万八千里之远，可这哥们生就一颗红心，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生怕朱家的国祚不能长远。朱元璋登上九五之尊后，把儿子们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尤其是老二、老三、老四这几个年富力强的儿子被封为秦王、晋王、燕王，手握重兵驻守北疆，称塞王。对诸侯王的坐大，这个叶训导忧心忡忡。
洪武九年（1376年），皇帝下诏天下，征求直言上谏。这皇帝主动要求纳谏，大多是做一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秀，显示自己虚怀若谷，是不能当真的。这老叶却拿着个棒槌当真了，上了一道听起来很不顺耳的书。
叶伯巨一开头就直戳朱元璋的心窝：“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然后细细分析：而今皇帝裂土分封诸王，大概是鉴于宋、元皇室孤立，宗室不能援助的弊端。然秦、晋、燕、齐、梁、楚、吴、蜀等诸侯国，无不是几十个城邑相连，城郭宫室，仅次于天子的都城。皇帝又允许他们拥有强盛的甲兵卫士。臣担心数代之后，尾大不掉，那时候再削其地夺其权，诸王必心生怨恨，严重的还会趁机而起，再去防范就来不及了。有人说，诸侯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尽管分封的地域广阔、订立的法律繁琐，但他们岂能和朝廷抗衡呢？然而，难道没有看到汉、晋两代之事吗？孝景帝，是汉高祖的孙子，而七国的诸侯王，也都是景帝同祖父的兄弟子孙，可一旦削他们的封地，则立即举兵西向长安。晋朝的诸王，也都是武帝的子孙，可没过几代，就互相攻伐，酿成了刘渊、石勒之患。
本是一番忠君爱国的好意，可捅了一个大马蜂窝，这皇帝家务事，能让你随随便便议论的？朱元璋读完大怒，骂道：“这小子想离间我父子的骨肉之情，快给我捉来，我要亲手射杀他！”叶伯巨被押到京城后，皇帝的怒气稍稍平息了，没有立即要他的命，可他最后病死在大牢里。
有关解缙才思敏捷的故事，至今还有许多故事流传于民间。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对联就是他和一人斗智随口吟出的。可这解大才子，还真是个头重脚轻根底浅的书生，好发议论，瞎给皇家事务出主意，最后不得善终。他为官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年轻时因为洪武帝大兴文字狱，上了一道语气讽谏折子，话说得很重。皇帝看了，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没有惩罚他，反而大呼：才子，才子。以朱元璋的脾气，他留下一条命不能不说是侥幸，大概因为当时解才子年纪不大，有股初生牛犊的锐气，皇帝不计较他罢了。可这次惊吓后他没有长记性。永乐帝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后，自己的三个儿子又开始争夺继承权了。
大儿子朱高炽并不得父皇的欢心，而二儿子朱高煦在老爸和堂哥争江山的战争中，冲锋陷阵，劳苦功高。朱棣一次探询解缙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接着又补了一句：“好圣孙。”因为老大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聪慧好学，很得祖父母的宠爱。解缙这句话提醒皇帝：不但要考虑下一代接班人的问题，还要更长远地考虑第三代接班人的问题。因此朱棣主意方定，立朱高炽为太子。如此说解缙是立储君的大功臣。可功与过，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涉足储君争夺这个天下第一名利圈中，一招不慎就招杀身之祸。朱棣立储后，还是不喜欢高炽，对老二高煦则恩宠有加。解缙头脑发昏，去劝说皇帝不能对二儿子比对太子更好，这样有悖于礼法。大概是以为皇帝立储听了自己的建议，得意忘形了。朱棣又和他老爸一样，指责解缙离间皇家父子。此时还是给他留下一条性命，毕竟解缙名满天下。一次朱棣北伐，留下太子在京城中监国，解缙去和太子套近乎。背着还活着的皇帝去主动讨好储君，这是帝制时代的大忌，分明是不把今上放在眼里，去给自己的将来找退路呀。恨死了解缙的二皇子朱高煦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在父亲面前告了一本。皇帝本来就在找合适的借口，来结果这个对自己家务事了解得太多的才子，便让锦衣卫将解缙抓到狱中，严刑拷打，最后埋在雪堆里冻死。
解缙在皇帝咨询立皇储的意见时，投机了一把，站在老大那一边，提醒皇帝老大有一个很好的长孙——即后来在位十年，使明朝达到空前繁荣的宣宗。此时必须见好就收，那句话一说出来，就已经给了皇长子最大的帮助，也彻底把二皇子得罪够了，埋下了奇功之因缘的同时，也隐藏了莫大的祸根，因为争皇位的两造，哪一个都有能力要他的命。这时候再在朝廷呆下去，只会有过不会有功。如果当时他想个办法辞官回家，闭上那鸟嘴。有朝一日龙驭宾天，太子继位后，还愁自己不被重用吗？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事后诸葛亮，在官场上玩得正来劲时，让他主动放弃，何其难也。
以明成祖的性格，我估计解缙被杀还有一种可能，老皇帝早就想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关键时刻提出重大建议的臣子。因为如果他在位时不杀解缙，老实得像个田舍翁的太子即位后，解缙难保不恃拥戴之功而自傲或揽权，而新皇帝又难以驾驭，这个麻烦不如自己亲手解决。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帝王的思维和正常人大大不同。
这叶伯巨比解缙更不识时务，人家解缙好歹是皇帝身旁的近臣，有时不得不表态，你一个芝麻官，凑哪门子热闹？你提醒皇帝要记取“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的前车之鉴，自己怎么就忘了晁错的下场呢？
汉景帝和朱元璋相比，是个仁厚得不能再仁厚的皇帝了，而晁错又很得景帝的重用。况且这晁错提出削藩也是投皇帝所好，为朝廷社稷着想呀。可他受到重用，主持修订削藩法令时，已经在自取灭亡。《资治通鉴》记载，晁错父亲知道此事后，从老家赶来教训儿子：“皇上刚继位，你当权处理政事，却要削弱诸侯，疏离人家骨肉，舆论对你很不利，你为啥这样做？”晁错却说：“就应当这样。不这样做，天子不尊贵，宗庙不安宁。”父亲叹息道：“这样做的话，刘家天下倒安宁了，我们晁家就危险了。我回家去了。”他父亲回家后就服毒自杀，临死前说：“不忍心看到大祸降临。”最后人家兄弟间打架，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晁错，清君侧”。诸侯造反，一般不会傻到明明白白说是要夺皇位。朱棣要搞自己的侄子，打出的旗号也是“靖难”，把矛头指向建文帝身旁主张削藩的齐泰等人。这一下子，晁错的替罪羊是当定了。景帝在决心杀晁错之前说：“我不能爱惜他这个人才而向天下谢罪。”——人才算什么？割了一茬还有一茬在后头等着，而江山、皇帝的威望自然是最重要的。最后晁错被灭族了。
叶伯巨死后好些年，朱元璋的儿子和孙子为江山终于大打出手了，有人说还是当年叶伯巨有先见之明。这都是废话，这算什么先见之明！为了花花江山，人家李世民兄弟还有玄武门之变呢？骨肉情谊在权力面前又算得了什么？藩王拥兵自重的后果，当时肯定好多大臣都看到了，可人家知道说这话的风险，所以都一本正经地说，各个藩王之间手足情深，孝顺友悌，陛下大可高枕无忧。只有叶伯巨是那个什么也不考虑的小孩，把皇帝光屁股的真相说出口了。
金銮殿上的“群众暴力”
明朝是个重礼法的朝代，出仕的士人，不管个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开场合，总要摆出“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勿动”的样子。廷臣为了进谏皇帝，把头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绝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难想象当着至尊之面，像北洋政府或今天台湾地区的议会那样，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