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网络算作生命的一部分，是黄金时代许多网虫的通病，到后来才发现，网络上除了信息丰富一点儿、交流便捷一点儿、检索容易一点儿外，什么都不是。如果说，现在是网络的黑铁时代的话，等于是说网络回落到了它应该的地位，它本来就只是一个工具或者玩具，而不能代表生活本身，许多在网下得不到的东西，在网上同样得不到。
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小说《第四十一个》中的尼古拉耶维奇这样阐述黄金时代：哦，就是这样的时代，就是你不觉得你自己是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不觉得自己同全世界处于敌对的地位，而是你完全溶化到这样的宇宙的大自然里……它的呼吸就是你的呼吸。
现在没人这么天真了，不过想一想，还真是怀念那个年代，那时——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睁开了眼……
丢在哪儿了
人无信不立。这话是古人说的，但古人做得怎么样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也有一些类似尾生为了守信等人不惜身死的故事告诉我们祖宗们做得不错，但这样的故事总有点儿血淋淋的，听上去很不舒服。
从两年前高考作文的出题者把“诚信”做了主题后，呼唤诚信的声音就不绝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呼唤什么就意味着缺少什么，一个缺少诚信的社会是恐怖的社会，比缺少粮食更
让人毛骨悚然，但好像还没人问一声，我们的诚信到底丢在哪儿了？
近来重读《三国演义》，在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里看到了这么一段：“（夏侯）渊急使人到黄忠寨，言愿将陈式来换夏侯尚。忠约定来日阵前相换。次日，两军皆到山谷阔处，布成阵势。黄忠、夏侯渊各立马于本阵门旗之下。黄忠带着夏侯尚，夏侯渊带着陈式，各不与袍铠，只穿蔽体薄衣。一声炮响，陈式、夏侯尚各望本阵奔回。夏侯尚比及到阵门时，被黄忠一箭，射中后心。尚带箭而回。”
虽说是交战双方，但黄忠在交换俘虏时放冷这种毫无诚意的做法也实在让人心寒，如果这种作风一直遗留到上个世纪并不幸流传到全世界，估计两次世界大战中双方死亡率最高的兵种应该是卫生兵，更不要说还优待什么俘虏了。
不用说昏庸的阿斗做皇帝，单是有黄忠这样不存诚信的上将军，蜀国灭亡丝毫不值得同情。
如果是黄忠只是一介武夫，不足以代表古人的话，那么看看知识分子的说法吧。对于三国的这一情节，李贽（据研究为他人托名，不是真的李贽）的评论是“老黄通”，毛宗岗的点评是“多换了一箭，却是便宜”，李渔的说法则是“人以换回，又多了一箭，受次小便宜”。从托名李贽这样的大学问家的人到李渔这样的通俗文艺家，赞扬的居然都是黄忠，并且对遭箭的夏侯尚语带嘲讽，谁要说他们都是在意诚信的人，我是不会相信的。
从武将到文人，千年下来就这么一个德行，令人一叹。
从三国再往前很多年，有个宋襄公，不击半渡之敌军，不打没排好队伍的对手，不抓白头发的老人做俘虏，不杀死对方已经受了伤的士兵，至今有人讲历史的时候都要在他的名字前加上“愚蠢的”三个字，当时他的手下大臣公子目夷这么说：“打仗就为了打胜敌人。如果怕伤害敌人，那还不如不打：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干脆让人家抓走。”
我怎么都觉得宋襄公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受到嘲笑的，但他已经被嘲笑了几千年。
莫非那么早我们就丢掉了那些东西？
经历了风雨没有了彩虹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这是十年前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歌，李宗盛的，有人说听起来有点儿像二人转，天天哼哼这个旋律，可是从来没有仔细想过他唱的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因为歌的后面还有谈恋爱和感叹青春的意思，就把它当成了和李宗盛其他流行音乐一样，只是为了取悦大众而炮制的“产品”而已。
十年后的今天，我虽然不否认李宗盛的这歌依然是产品，是商品，是所谓媚俗的典范，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它击中了我，一个俗人。
我是一个曾经对罗大佑无比热爱的俗人，我多次说过，我们成长的年代，除了崔健，只有罗大佑。崔健就像一个兄弟，就和你并肩站着，你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距离上的问题；而罗大佑不同，他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有点儿飘渺，有点儿虚幻，他替你诉说着一些心头故事，那些都是你想说而不能说不愿意说不敢说的话，就这样，你不可避免地把他引为知己，直到今天。
罗大佑终于出现了，那年，他在上海举行演唱会，虽然因为工作关系，我不能奔赴现场为他跺脚，但是身在现场的朋友用手机让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能不激动吗？
罗大佑再次出现了，第二年八月中，为了筹备他九月一日在深圳的演唱会，他来到了广州。一个传播公司事先约我在罗大佑来的时候去和他到某个地方坐一坐，聊一聊（权且作为电视节目的补充），我答应了。
我知道自己神经，但后来我没有去，没有去见这个我曾经十分景仰的人。因为我看到了报纸上罗大佑的那些圆熟的、商业的话，还有我们报社的记者对我描述罗大佑接受采访时的样子，总的说来可以用“挤眉弄眼，装腔作势”八个字来形容。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引用李宗盛的歌了吧？罗大佑已经从我们的代言人变成了一个“正是精彩”的东西，虽然“大伙都在”，我还是忍不住“一个人走开”了。
其实我知道，罗大佑还是罗大佑，或许原来的罗大佑也正是这个罗大佑，不过他的身上寄托着我们太多的幻想，太多的感伤，太多的……这不是罗大佑的错，他显然承载不了这么多东西但他依然替我们承载了这么多年——虽然他是无意识的。
但是我依然为失去罗大佑而伤心，我的骨子里有一种“恨商”的观念，我固执地认为一切好的东西都应该是远离金钱的臭味的，我知道这很不应该，是不对的。是啊，罗大佑当然是商业的，当然是圆熟的，凭什么不呢？
我们心中的罗大佑和真实的罗大佑当然有所不同。
我的遗憾是：罗大佑陪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后，我忽然发现，我们期待的并不是同一条彩虹。
孝子排行榜
前年的9·11事件中，一个成功人士，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最后给自己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事后，该人士的助手和律师找到了这位母亲，道，我们有权知道他最后说了什么，这和公司的利益及财产分配有关。该母亲说，我儿子的话和这些毫无关系，他说的是——“妈妈，我爱你。”
对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无论什么地方的人，甚至动物，也大都如此。但把“孝”绝对
十几年前，我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那个学校有规定，对德育进行量化管理，比如拣到财物交公，可以加分；迟到一次，要扣若干分等等。到了期末，学校以学生的分数累积多少而裁定他们的道德水准——实在可乐，但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近来，有朋友告诉我，新闻里说，某村委会准备在村里搞一个“孝子排行榜”，对村里的年轻人进行孝顺父母方面的排行。听到这个，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不是笑不笑的问题，该是连哭都找不到调门儿了。
从首都到乡村，从十年前到现在，对道德量化，对孝心排行的做法居然进行了这么多年，足够让人惊诧了。如果让我给这些做法做一个定位的话，我要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心理污染。
这些做法的荒谬之处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孝心和道德本身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比如年轻人甲每个月给父母100元钱，年轻人乙每个人给父母1000元钱，你如何打分？要进行加权运算吗？甲总收入为300，给父母100，占自己总收入的33%；乙收入20000，给父母1000，占收入的5%……我承认自己智商不够，无法算计下去了。不知道那个制定规则的村委会是如何操作的，佩服啊佩服。如果是票选决定的话，谁有投票的资格呢？全村住户还是父母自己，要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吗？排行最后的那个人应该是最不孝顺的了，该关禁闭，还是只进行一次羞辱呢？真替这个村委会头疼。
说说切身体验吧，十几年前，在我教书的那个中学。一天，我要把一张桌子从一间宿舍挪到另一间宿舍，刚好几个学生从旁边过，我招呼他们过来帮忙。孩子们很乖，顺利地帮我把桌子抬到了地方。我说，谢谢你们啊。一个学生说，老师，不用谢。我叫某某某，他叫某某某，他叫某某某（他们都不是我任课班上的学生，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再说，谢谢了。学生说，老师，你得记下我们的名字啊。
“为什么？”我惊奇。
“你要告诉我们班主任，我们帮你抬桌子了，他好给我们加德育分啊。”学生回答。
我脑子里一片眩晕，直晕到现在。
从十个词语看新文化
十个词：话语权、网络、下半身、中产阶级、伪摇滚、数字英雄、新媒体、娱商、格瓦拉、无厘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