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人们的床头、前胸，开始多了格瓦拉那张双目炯炯的肖像，尽管没几个人知道格瓦拉那些可怕的政治理想。
据说，格瓦拉的“切”在当地话里是一种亲切的称呼，但是，现在，在BBS里聊天时，当网虫们对对方的话不屑或者无可辩驳时，经常回上一个字：“切。”
无厘头
无厘头是周星驰带给珠江以北的人们的，在他们眼里，无厘头就是周星驰，周星驰就是无厘头，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随着《大话西游》成为经典，无厘头渐渐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尽管大多数人看的《大话西游》是普通话版本，失掉了许多更为引人入胜的精华。
你妈贵姓？
这不是在骂你，也不是在夸你的母亲，甚至不是在打招呼，什么都不是，就这么一说而已。
你问我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当我无厘头一回罢——看，我这个“罢”字用得颇有古意吧？
如何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要讨论如何卖，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面子问题。因为我要谈的不是卖普通的商品，而是人本身。
我们生下来就是卖的，这一点首先要达成共识。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说法，这篇文章就不要看了。
我很尊敬的老先生季羡林在接受杨澜采访时曾经有这样的对话发生：
杨澜：你（当年）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中国，到底是什么驱使你回国呢？
季教授：钱多。
他接着解释说，当时一个副教授五十元，一个正教授八十元。而当时一石谷只两元钱，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因此他选择了回国。
季先生的回答实在是太可爱了，看到这个对话，我甚至忘了他到处挂名当主编的那不可爱的一面，乐出了声。因为很明显，季羡林先生的回答不大像是杨澜期待的答案，而看这些波大无脑的主持人尴尬的面孔是我人生的乐趣之一。
如果你和我对季羡林先生一样尊重的话，那就可以解决在出卖自己时的面子问题了——你看，季羡林都可以为了较高的收入而奔走，何况你我呢。这样一来，我和报纸杂志的编辑探讨稿酬多寡时再不会感到害羞了。其实，在我看来，选择一个收入比较多的活计实在正常不过，如果有人因为非理想主义的理由而选择了薪水较少的工作，那只能有两个原因：一，该工作比较轻松；二，他脑子有水。
现在要进入本文的主题了，我想谈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很轰动的事，在报纸上，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标题是《顾晓鸣教授担任IBM品牌代言人》。
顾晓鸣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主编过《中华智慧蕴乐大典》、《网络词典》和《网址导航》等书，也写过跟历史有关的文章，比如《我走路还是路走我》等等。说实话，看到《我走路还是路走我》这个书名，我首先联想到的是王朔笔下那个“作家”宝康的《我想说我不能说但我还是要说》。我知道这样的类比对顾晓鸣教授不大尊重，不过没关系，我本来对他也不大尊重，如果有人不高兴，就不高兴好了，我本来就不是为了让别人高兴而生的。
而顾晓鸣教授总是能做出惊人之举，说出非常之语，并且他的话总是带有“名言”的色彩，比如：“相对于西方学者，我们的自信在于：我们的外文比他们好，他们的中文绝对没有我们好。”这话听着实在顺耳，总算总结出了“我们”比西方学者强的地方了，虽然我并不相信什么“绝对”。但即使不绝对，大致上也是不错的。我都敢说，大多数西方学者的中文不会比中国普通的中学生更好——其实我更盼望的是西方学者的中文都超过他们的母语，那才叫真好。
虽然有人说顾晓鸣“没有学问”，是“花瓶教授”，但我没有听过他的课，就不大相信这些话。能够做教授，并且是复旦的教授，再没什么学问，至少也该比一般人强吧。其实，有一阵，我对顾晓鸣教授是非常景仰的，比如，他精通四门外语，这“绝对”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但就此说他的外语水平超越了西方学者，我就将信将疑，凑合听吧。
所以，这次IBM和顾晓鸣教授签约，把他做了Thinkpad X系列笔记本电脑的品牌代言人是非常有眼光的举动。因为顾晓鸣教授和我们通常所见的代言人比起来，实在是有学问得多，对于IBM的市场定位来说，选些花瓶般的美女靓仔来做代言人也的确不太合适，因为喜欢美女靓仔的追星族的消费能力远不是成年人的对手，他们无福消受IBM那些价格上“高端”的产品。
据说，IBM这一系列产品的广告主题是“世界最具创新思维者的选择”，在这一点上，顾晓鸣教授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因为他的脚踏进过非常多的领域，什么热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除了他的本行历史外，他还分外关心足球和网络。而且，顾晓鸣教授还有特异功能，他曾经说过：“我不看《读书》杂志，我觉得那上面充满了偏激和不宽容。”我又敢说了，这种能不看就知道的本领全世界估计只有顾教授一个人有，如果谁发现其他人也有这个本事，求您告诉我一声，让我再崇拜一把。
光有本事也不算什么，顾晓鸣教授还特别善于宣传自己，《外滩画报》的记者写道：“记者原本计划上门去采访，结果顾晓鸣却冒着酷暑自己赶到报社来了。和他在IBM广告上含而不露的沉稳形象有所不同，面前的顾晓鸣斜靠在椅子上，一双手随着语调用力挥舞，情绪激昂。”这种敢于抛头露面，勇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也不是随便什么教授都有的，我惟一感到不舒服的一点就是，他居然还真的是历史系的教授。
如果顾晓鸣教授肯于屈尊听听我的意见，我一定会劝他做个专职的社会活动家，前途会更光明。因为即使要卖，也该名正言顺地卖。如此卖法，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应该有所损失——当然，这也是我猜的，作不得数。
道德新锐
从前，我酷爱PC游戏，现在岁数大了点儿，觉得一个人跟电脑较劲显得有点儿可笑，便将所有的PC游戏从硬盘中请了出去——我改玩网络游戏了。在很多养成类PC游戏里，都有一个道德指数，或者叫德行指数。玩家让主人公去教堂义务劳动或者教小孩子弹钢琴，道德指数就会有所上升。
当时我觉得，游戏的制作者们对人生的观察实在是细致，因为这些情况在现实中是真实
存在的。我从前所在的学校里就这么做，学生闯红灯，或者迟到，就会扣德育分；帮老师搬桌子，就会加分。现在情况又有所发展，比如11月24日兰州《都市天地报》报道：兰州某街道某社区成立了“道德银行”，大致的意思是如果你捐了钱或者物或者做了其他好事，就可以把这些“道德”存在这个银行里，以后当你需要时，银行就会指派别人也对你进行道德维护。
该社区的顾主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他的辖区面积大概有0.36平方公里，现有居民2320户，平房1240多间，楼房仅23栋。社区内的6家单位，早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他说，我们这些社区干部心里经常感到很惭愧,也逼着自己去想各种办法……现在我只能开口头支票，以社区的信誉作保证，把大家们的功德记录下来。让闪光的东西永不腿色，然后一届一届地传下去，至少说别让子孙们忘记它。“目前，整个平房区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火灾、洪水、病人急救……一想起这些事，我就整夜难眠。”记者写道：这个铁铮铮的汉子脸上，不由自主地落下了泪水。
辖区人民生活水平到了如此地步，顾主任应该去想些别的办法来提高大家的收入，而不只是想着开口头支票或者帮助大家提升“道德”，至于流泪就更没必要了，效果远不如辞职。不知道“道德银行”的主意是不是顾主任百忙之中亲自想出来的，如果是，建议《新周刊》评选他为年度道德新锐。
道德究竟能不能指数化？窃以为，不可以。就算是道德真的能够量化，也不具备可操作性。顾主任的银行规定：“志愿服务原则上折算成时数进行登载，现金按每八元人民币折算成服务时数一小时计，物资按市场均价折算成现金后再折算成服务时数。”其实，这和道德实在无关，不过是花钱买服务罢了。
至于另外一条规定，已经让我背后冷飕飕地冒凉风了：“‘道德银行’的“道德币”——好人好事或坏人坏事，主要通过社区负责人走访群众、居民互相反映等方式收集。”说实话，我宁可不“道德”了，也不愿意生活在天天有人窥视着的社区里。
娱乐串串SHOW
怎么熬
有一班如我之俗人往往乱解哲学家的话，比如“存在即合理”这句话我从来就是按字面理解成“只要现在世界上有的事物就有合理性”，而据我所知，很多其他像我一样也不太聪明的人也这么理解。后来有明白人告诉我：“你别瞎掰了，哲学家的话要能让你理解了也就不是哲学家了。”然后他就给我解释，可怜他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那话在哲学上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但后来终于知道了，用这句话来为操蛋现象辩护的人是彻头彻尾的胡说。
比如，强奸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这不废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