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美国究竟是一个仅有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对于长远的战略与政略，缺乏历史的远见，虽然它的本土并未遭到战火的攻击，但是它却是最急于结束战争的国家。美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提早结束大战，以减低美军的伤亡，无论是发展及使用核子武器，或是把中国当成“战利品”来引诱（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都是源于美国政府与人民对历史意识的缺乏。
当时的苏联，则是一方面打着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口号，对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一方面却推动大斯拉夫主义的扩展，以老大哥自居，压制与欺凌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与民族。苏联把侵略中国，当成推动全球革命的第一个前进战略要点，列宁之“经由北京、加尔各答，是由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道路”的战略布局，促成了共产第三国际（Comitern）在中国的发展。苏联在一九二一年就已攻占了外蒙古，扶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傀儡政府（比满洲国的成立，足足早了十一年）。为了引爆中日两国全面的冲突，以坐收渔利，俄国甚至出售其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与利益给日本，以让日本安心地侵略中国；又同时放出消息，表示苏联在必要时会与日本作战，来鼓舞中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
一九三八年中日战争进行到难解难分的时刻，苏联进一步派兵驻进新疆，实质控制了新疆的军政运作；一九四一年斯大林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甚至不准美国援华的物资，经苏进入中国。此后苏联就全面杯葛盟国与中国的各种合作。更不能忽略的，是苏联善运用其在全球渗透的外围组织力量，进行不实却迷惑人心的文宣，全力破坏中国对日作战的事实。这种高度组织化、灵活与泼辣的负面宣传，配合上马歇尔、史迪威的阴谋，终于使得美国决策阶层错误地认为，中国无力也无心抗日，美国若是要想提早击败日本，不能靠武装中国，而是要给斯大林利益，让苏联出兵参战。于是在雅尔达会议中，美、英两国秘密应允俄国正式控制外蒙古与进军中国东北的“权利”，作为斯大林“将”对日作战的条件。
英国虽然实力已经不如往昔，但仍企图在战后维持其殖民帝国的架构，尤其是它在亚洲的属地。英国多年来一直企图染指西藏（英军曾经在清光绪三十年短暂的占领西藏首府拉萨），以破解中国在亚洲拥有战略制高点的优势。不过，英国也担心假如中国获得大量的美援，得以在对日作战中，转守为攻，那么中国势必能在战后成为强国，中国不但会要求收回香港，也会影响到亚洲其它国家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因此英国希望中国能在大战中，耗竭掉所有的国力，最好还能爆发新的内战，所以丘吉尔一直设法离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利用它对美国的影响力，尽量的丑化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使得中国始终被排在盟国决策圈之外。丘吉尔甚至认为，假如英国无法防止苏联的扩展，那么不妨利用苏联扩张的压力，以加强英、美的关系。
就形势而言，可以看出中、美、英、苏四强的反法西斯盟国阵营内部，有着非常重大的矛盾与差异。在反轴心国战争的初期，由于盟国处在失败不利的局面，到还能同心协力，以最低限度勉强支持中国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当战局开始好转之后，盟国之间的明争暗斗，特别是分化与打击中国的招式，其做法之凶残，甚至胜于战场上敌人。苏联的战略目标是建立新的赤色第408页帝国，因此要趁机占领整个东欧，以及控制中国，英国则是要维持大英帝国的残存结构。
31.5 出力最多、获得最少支持的中国战区
虽然罗斯福主张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目的是要更肯定中国的贡献、给与他更多地支持，因为罗斯福一方面真正的了解与感谢中国过去五年中，单独抗日的成绩，一方面更是认为，假如美国要想击败日本，最快与牺牲最少的方法，就是充分武装中国，利用中国使它成为攻击日本的力量与基地。
但是多数的美国军方将领，却有着欧美本位的想法，认为战争优先顺序，一定要先欧后亚，这样欧美国家才能在战后，维持支配世界利益的传统霸权地位。这种想法特别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忠诚支持，他认为设置中国战区，不是要武装与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而是要方便美国直接插手掌控中国对日战争的策略。
马歇尔从一开始就有意低估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他认为，中国的抗日作战只是整个战争的辅助而已；中国战区的唯一功用，就是拖住、消耗日军，而美国绝对不能也不必全面武装中国的军力。盟国要想真正打败日军，还是要出动美英苏的“白人国家”军队不可，否则一旦中国成为击败日本的主力部队，那么美国就要面对虽然少了一个日本，却多了一个复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争取主导亚洲与太平洋发展之历史新格局。
所以马歇尔坚决主张，盟国对于中国战区的任何支持，都一定排在最后的顺位，就算有多余的作战资源，也是能够不给中国战区、就尽量不给，对中国的援助，只维持蒋介石还能牵制日军的最低限度范围。因此马歇尔甚至对于罗斯福总统援助中国战区的直接指示，都是尽量设法阳奉阴违，要不然就是拿出官僚系统“能拖就拖”的绝招，虚报执行上困难重重，最后最好能够不了了之。马歇尔与史迪威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就是最后要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拿到美国人的手中，否则就让中国战区保持不死不活的状态。
当然不能说马歇尔这种“应付”中国战区的态度，完全是出于个人偏见，他也有一些作战后勤与国家利益上的考量。因为当时美国要想援助中国，必须经过一万七千公里的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补给线，从印度的港口，以火车转运到印度东部，然后沿驼峰棱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这条运输线，经过半个地球与跨越几个历史时代的地区，因此复杂的程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平均美国每供应中国一吨的物资，在运输的道路上，就要消耗十八吨的物资。
这是作战历史上，后勤补给线最不经济的记录，因此马歇尔认为，这种方式将补给品来武装中国作战，实在划不来，不如将物资另作他用。同时马歇尔是一位传统的陆军将领，对于空权与空运的能力，所知有限，对于中国军队的多个世纪混合的作战方式，更是闻所未闻，所以总是认为中国军队内幕重重，不堪闻问。由于马歇尔认为空军只是作战与后勤上配合的角色，所以中国军队无法以有限的空军支持与空运后勤，就能发挥战略上击败日军的能力。因此他认为在盟国没有完成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交通之前，任何大量援助中国的计划，都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做法。
31.6 悲剧的诞生，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原先华府属意由一次世界大战的猛将段澜（Hugh Drum）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但是段澜发现马歇尔的“敷衍”中国战区的政策，与自己希望大量援助与武装中国，并且在中国战区建立强大打击军力的政策不符，当然就不肯出任这个搞权谋多于战略规划的工作。这时马歇尔推荐自己的亲信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其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史迪威是一个意志与成见都极其强的“中国通”，他绝对不会改变的特点，是对于蒋介石的反感以及对中国人的轻蔑，这正是马歇尔的人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由史迪威把蒋介石缠住，不让中国战区的实情传达到盟国的决策阶层，这样就可以为“中国最后”的战略方针，得到最佳情报的支持。
史迪威本身并无统兵作战的经历与能力，只在中国担任过长期的军事外交工作。他对于中国的内战与派系斗争，有着政客般的高度个人兴趣，他对于蒋介石能够击败群雄，取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一直有着极大的成见与负面的评价。当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史迪威就是一直散播中国抗日“无望论”的西方军事专家，假如依照史迪威权威的预测，中国早就该向日本投降十次了。但是中国却能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单独抵抗日军五年，因而让史迪威的中国军事权威专家之名誉扫地。此次他能够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有机会让蒋介石背腹受敌，并且运用影响力，扶植自己看好的军方将领如冯玉祥、李宗仁与白崇禧等人，希望这些人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国当权。
原先史迪威在中国多年来，就与左倾的美国人物史诺（Edgar Snow）等人相熟，对中国的赤化与左倾的势力，有着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身边的主要政治顾问，如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戴维思（John Davies）与谢伟志（John Service）等人，全都是左倾的政治狂热人物，积极企图协助中国全面赤化，他们与延安的八路军代表，有经常的接触，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战区的民情与政局的报告，全都采用延安观点，主要的目的，在于丑化、分化与弱化中国战区与国民政府的抗日事实，并且极力创造与加深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报告，对于中国战区极端的不利，他们对于史迪威的影响极深，其中谢伟志还因为向延安泄漏美国的机密文件，最后在一九四五年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