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婚时按六礼来进行，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礼虽然复杂繁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现一种平等的。纳采，是男方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女方家同意议婚后，男方家备礼前去求婚。形式上是男方主动，夫权为中心的社会的体现，同时女方也有拒绝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的。纳采礼物用“雁”，用雁的说法历来有多种，比较可信的有几种：取其行至有序之义，雁以转徙飞行，强壮者引导，幼弱者尾随其后，从不逾越。长幼有序是儒家礼法的重要原则之一。除此之外，用雁在当时还有喻其从一而终、不再醮之义。问名，男方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及出生日期，俗称“合八字”。目的是：一是防止同姓近亲婚姻；二是利用问名得来的生辰来占卜当事人的婚姻是否适宜。纳吉，男方家卜得吉兆后，备礼通知女方家，决定缔结婚姻。纳徵，男方家把聘礼送到女方家。这是比较重要的环节，请期，男方择定婚期，备礼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亲迎，新郎亲自到女家迎娶。
汉族的婚礼有着浓厚儒家传统思想，体现中国男尊女卑、夫权天下的理念，同时是家族联姻和亲等的政治手段。
寄畅山水，悠游天下
——《中国旅游史》 旅游，自古有之，从人类开始为了生存而不断迁徙，从轮子、船帆的发明，道路的统一完善，商贾的出现，交易的扩大，人们开始向往别的地方，开始寻求超越自身的局限，了解这个世界更多的东西，探索未知的领域。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中国历来没有形成一种强势的宗教或是极端的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国从原始文明中发展而来的道教，为历代君王所用的儒教，以及给人民以希望的佛教，三教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三者不断地斗争不断的融合，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主流。中国文人受这三种思想影响，既有登入仕途的入世情怀，也有归隐山林的出世情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顺应时代潮流，不激进，不懦弱。
中国自古没有崇尚神灵的传统，受道教影响深远，有着强烈的现世思想，对道家的“重生恶死”思想尤为推崇，文人墨客对生命易逝，人类渺小的感触尤为强烈。在动荡的年代，在人生失意之时，在年纪稍长的时候，甚至是最欢愉的时刻，文人心中的一丝惆怅之感会油然而生。此时此刻，他们能排遣内心郁闷，缓解这种疼痛的办法一般是寄情山水，抒发郁闷，排遣孤寂。有能力到处壮游自然是美事，更多的人是出仕为官，为了能更好地贴近自然，他们便在自家庭院中营造这种与自然亲近的氛围。六朝时期，大量的山水诗、山水画的出现，给造园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江南的许多私家园林就是那时候的杰作。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可见苏州的园林的精美绝伦，众所周知，苏州四大园林——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小小庭院历经数百年，几经易手而得以保存，比起皇家园林更是多了一份沧桑与不易。中国的造园艺术讲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叠山理水非常讲究，山水相互映衬互为表里，陈从周先生用“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溪水因山成曲折，山蹊随地作低平”来说明山水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园林最讲究的是山水在园林中的应用，宋人郭熙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
江南园林以玲珑精美著称，以小见大，将自然之物溶于方寸之间，设计原则简单，运用假山湖泉代替真山真水，营造一种寄畅山水、悠游天下的气氛。苏州网师园是公认的小园，所谓“少而精，以少胜多”，运用假山与建筑相对而相互更换的一个原则，无旱船、大桥、大山，建筑物尺度略小，数量适可而止，亭亭当当。假山平处见高低，直中求曲折，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黄石山起脚易，收顶难；湖石山起脚难，收顶易。黄石山要浑厚中见空灵，湖石山要空灵中寓浑厚。简言之，黄石山失之少变化，湖石山失之太琐碎。叠黄石山能做到面面有情，多转折；叠湖石山能达到宛转多姿，少做作，此难能者。
江南小园常以小池、滴泉、静湖等小片水面来造园，因地制宜，融情寓景。为了形成山间野趣就在池岸边植芦苇，为了延长游览时间在水面建桥，步涉水点，铺石，增加游览的兴致。为了扩大空间常在岸边建造临水的台榭。山水相间，情趣自见。
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亲近自然的天性，“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山之稳健，水之灵动，都是文人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他们为人处世的标准，待人接物要灵活，自身秉性要稳定。热爱自然之美，无法置身山水间，就将自然山水融入自家庭院的尺寸间，用想象运用所有的感觉去感受山水带来的美感。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情趣。
“心学”的发展
——《浙江文化史》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杰，一方文化造就一方的特色。江南美，风景美，物产丰，人聪慧，思进取。浙江位于中国的东部，背山靠海，位置优越，人杰地灵。浙江的文化史受地理环境的变迁而改变过多次，最显著的是沿海平原经历的三次海侵，依次为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海侵。经历沧海桑田的变迁给浙江的文化带来了许多的变化，因建德地区高于其他平原因此保存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犬齿化石，命名为“建德人”，最新研究表明10万年前较为暖湿的条件下，浙江大地上已透露文明曙光。随着文明的演进，两晋时期北方贵族的南迁使南北文化进行深入的交流融合，浙江文化不断地发展进步。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孔孟的儒家学说，随着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潮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独领风骚数百年，至今影响依旧。时代变迁，朝代更迭，儒学的重要被继承下来了，古文典籍在抄录中流传下来了。社会变化，对这些经典的解释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宋朝，朱子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考据，推出了理学的说法。在朱子思想的影响下，陆九渊和王守仁又有了自己的理解，产生了新的学说——心学。张九成钱塘人，是心学的开创者，他提出“心即理”，也就是说理不在心外。理不在心外，即事不在心外，理、事皆来自一心，并会归于一心。心是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的本原。张九成已经把心学的基本要义提出，以心为世界的本体的观点，陆九渊和王守仁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张九成强调“内自琢磨”并不排斥“外更切磋”，主张“穷心中之理”并不排斥“穷事物之理”，尤其强调道理在于人心，却不离人情日用，反对舍人情求至理，以虚无为道。这种思想既不脱离心学注重精神立场，也反映了浙江地方文化所具有的务实精神。
心学在哲学本体问题上认为“以心为本”，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崇扬，与朱熹的理学“以理为本”思想形成对立。这种观点要求一切认识和行为都要从人内在本性出发，强调人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性、自主性。是理学禁锢下的人性解放，摆脱绝对理念的束缚。心学不仅是一种主张道德内省的学说，它对主体精神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肯定和崇扬背后，进一步表达对思维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要求。
明代的哲学家阳明先生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知行合一”。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