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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当时,在印度搞政变的条件根本不存在,这些谣言如果不是恶意的,至少也是毫无根据的。但接着又对据说是蒂迈雅在退休前夕讲过的一些话,组织了正式调查,并根据类似的指控而对托拉特将军和另一位斯·德·维尔马(S.D.Verma)中将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又没有根据通常惯例由军务局长负责领导,而是由作为参谋局长的考尔本人负责领导。对此,塔帕尔也只好同意。

            这种政治迫害的气氛在马内克肖(Sam  Manekshaw)案件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马内克肖少将当时担任威灵吞的参谋学院的院长,他在资历上比考尔仅低一年,但在每一个方面都是考尔的对立面。他毕业于台拉登(Dehra  Dun)的印度军事学院,虽然如此,他在态度和工作上都比考尔更接近于桑赫斯特的标准。他是个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在缅甸战场上曾荣获陆军十字勋章  [  投笔从戎注:军功十字勋章(The  Military  Cross)。马内克肖在缅甸战场因异常的勇猛获得了这枚勋章。他在率领一次反攻时腹部受了重伤,师长科文少将(General  Cowan)怕他死掉,赶快把自己的军功十字勋章别在他身上,并说:“死人是不能获得军功十字勋章的”。  ]  ;他不大愿理睬那些政客们,更不愿理睬那些巴结奉承这些政客的军人。他敢说敢道、聪敏机智(“考尔的崽子们”这句双关话就是他创造的),而且不掩饰他对考尔的轻蔑。

            这两个军官代表着,或者说是象征着,印度陆军军官中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倾向。马内克肖(这是个帕西族(Parsee)的名字)体现了陆军中的英国传统。在它的最好的一面是:精通本行,热爱军职,厌恶阴谋和厌恶政治(这两个名词被认为是同义语),以及宁愿担任作战任务而不愿担任参谋任务。但这个传统也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过多地强调英国部队军官食堂的那一套繁文缛节,而这些东西在独立后的印度往往会造成磨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多数的陆军食堂中,除了印度仆役以外,很少看到带有印度色彩的东西;在印度陆军中的印度籍军官一直居于少数地位,而且他们也都象英国人一样地英国化了:只有星期天的午餐才吃咖喱饭,而且要使用匙和叉;进食堂如不穿会餐制服,也必须要穿常礼服;不喝酒会被人认为有怪癖之嫌;吃素是士兵的事,军官没有吃素的;印度音乐象猫叫一样难听;用印度语讲话简直是丢丑。但在大战期间,随着陆军的不断扩充,新的一代和新的阶层的印度人当上了军官。他们大多是在城市里长大,出身于不那么富裕的资产阶级而不是贵族的家庭;他们都懂得些政治,甚至在政治上已有所从属,不象他们的上司们那样认为政治即便不是危害社会安全的东西,也是肮脏的东西。这新的一代军官的多数也适应了军官食堂的那一套传统习俗,但其中有些人却抵制和厌恶它们。对他们来讲,咖喱饭是正规的食品,而且应该用手抓来吃;无论那一种印度服装都比常礼服更可取,也更舒服;不喝酒、不吃肉只不过是根据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事,完全可以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好恶决定。在印度独立后,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成为更加深刻的矛盾的两方斗争的课题,一方是那些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军官,责怪他们的上司们曾为英国人服务,也瞧不起他们处处模仿过去统治者的那副样子;另一方就是象马内克肖那样的人,他们认为军官食堂的礼仪的印度化,就意味着部队标准的降低。对于马内克肖一派人来说,这些传统之所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不是由于它们来源于英国,而是由于它们历来就是陆军的传统。而他们的批评者们则认为,这不过表现了他们奴隶成性、矫揉造作,说明他们还没有能够接受印度独立的全部含义。

            考尔本人虽然属于较老的一代,但在精神上却倾向于具有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较年轻的一代。他在自传中说明,他很早以前就不喜欢英国人,也不喜欢那些在他看来是企图“讨好主人,赢得廉价的声望,然后爬上去占居最高军事地位”的印度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厌恶这位颇为英国化的马内克肖。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有人报告说,马内克肖公开地对考尔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嘲笑,同时也讲了一些对梅农很不尊重的话,这就为他提供了对马内克肖及其一伙进行反击的机会。如同考尔自己所讲的那样:

            我们的某些高级军官,惯于发表轻率的和有倾向性的言论,公开地反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颂扬过去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他们有时还暗示说,只有采取某种独裁统治,才能使我国的事务摆脱混乱状态。我了解到有关少数高级军官反国家的轻率言论的具体案情——其中有些话是当着外国人的面讲的。我把这些情况书面报告了……塔帕尔将军,他转达给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又上报给总理。

            于是,就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审理对马内克肖的指控,指控是说他不逊地批评自己的上司和文职的领导官员,也就是说不忠诚。马内克肖进行了斗争,军事调查委员会指出他本来应该较为谨慎一些,同时不但宣布他无罪,还建议应惩处那些指控他的人——当然不是考尔,而是那些把马内克肖的一些话向上反映的下级官员。但无论如何,由于这次指控,马内克肖的提升被压下来了,而且如果没有发生一九六二年的那次大溃败,他会被迫退休,而退休时仍不过是个少将。  [  投笔从戎注:后来(本书写作之后),第三次印巴战争中,马内克肖在陆军参谋长任上表现杰出,获元帅衔。  ]

            马内克肖案件的教训是清楚的,它对已经受到损害的军官们的士气和团结进一步产生了破坏作用。军官们即使在朋友面前讲话,也都小心翼翼;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要想得到提升,唯一的途径就是博得考尔及其一伙的好感。由于害怕告密而出言谨慎,再前进一步就是选词择句来讨好军职或文职的上司。使得高级军官都变得不是奉承拍马,就是唯唯诺诺,其代价之大,在后来边界战争中得到了可悲痛的证明。

            造成这一切的动机,倒不象它所产生的后果那样清楚。考尔想当陆军参谋长这一点是肯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发生边界战争,他就会接替塔帕尔将军的职位。他是否还有更大的野心呢?一九六一年底某些印度的政治观察家认为他是有的。当时,孟买的一家政论周刊《潮流》写道:“考尔是个要当心的人物”,“他不但会当成陆军参谋长,终有一天他甚至会当成印度的总理”。但提出这种预言的思想是含糊的。“尼赫鲁对考尔将军已经有了信任,并且认为他是可以用来抵制任何破坏军队纪律和瓦解民主政治的保证。……”但《潮流》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本身的矛盾,接着写道:“如果尼赫鲁想要指定一名继承人的话,他甚至可能甩开所有的那批知名的老国大党人,而不会反对选择象考尔将军这样的非正统人物。”说考尔会按照宪法的程序被选为国大党领袖,取得政权,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提法是荒诞的;但当时关于考尔的前途的推测,更多地是考虑到:通过由他发动的或由于文官统治的总崩溃而产生的一次军事政变,而使他取得政权。一个美国作家威尔斯·汉根(Welles  Hangen)是这样描绘这种可能前景的:

            考尔可能把军事统治强加给印度,而同时自己又小心地躲在幕后。他自己可以充当纳赛尔式的人物,而由塔帕尔或其他年高德劭的头面人物扮演纳吉布的角色。……此外,考尔也不会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军事统治者。正如他解释自己同梅农的关系时那样,说得头头是道,他也能够巧妙地讲一堆道理,使得印度民主政治的退位变得合理化。在这个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世纪后半期里,他的登台表演,一定会比优柔寡断的印度民主政治干得更有劲头,更为漂亮……他会成为一切秩序爱好者们的崇拜对象。

            这种推测也有些牵强附会,这不只是由于在当时(在六十年代初期,该作家写下上面这一段话的时候),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极小,还由于考尔的权势来源于文官统治的本身,来源于尼赫鲁和梅农对他的宠信,因而很不可能由他来领导一次军事政变。如果说考尔要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陆军以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话,但看来考尔本人还是很可能曾经产生这种念头。上述这位作家基本上根据考尔对自己所作的高度估价写下他对考尔的颇为赞赏的长篇描绘,他曾经引证说:考尔“象一般印度人那样相信占卜而他的星占则预言终有一天他将统治印度”。  [  注:除了威尔斯·汉根对考尔的同情的描述外,还有两种对考尔的描绘。一个就是马诺哈尔·马尔贡卡(Manohar  Malgonkar)所写的一部熟悉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初期印度陆军内情的小说(书名《远方战鼓》(Distant  Drum),Asia  Publishing  House  一九六O年出版),书中的一个名叫卡马拉·坎特(Kamala  Kant)的角色就是影射考尔的,写的是一个好搞阴谋,有政治野心的军官,大战年代担任参谋工作,后来又回到步兵以谋求提升,之后又当上驻华盛顿的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