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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在这个时候以前,巴基斯坦及其西方盟国一直满怀希望想在次大陆搞联合防御。这种想法早在印、巴分治的时候就产生了,当时曾考虑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联合防御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尼赫鲁还在制宪会议中讲到:“联合防御的问题,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都是个重要的问题;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政府将乐于考虑这一问题。”但当一九五九年,阿尤布总统提出了联合防御的建议时,情况已大有变化,尼赫鲁马上就打掉了这个建议,反问道,“联合防御吗——防什么人?”

            在阿尤布的建议中没有公开说出的含义是:只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妥协(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把克什米尔河谷让给巴基斯坦),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可以结束争端,并协调双方的防御政策;这就足以使印度感到整个联合防御的念头是荒唐的。此外,巴基斯坦又是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因而在尼赫鲁看来,任何引向联合防御的行动,都将导致同西方集团的挂钩,从而损害印度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立场。在巴基斯坦看来,这个念头本身同样是不现实的:巴基斯坦认为,只有印度是对它造成威胁的国家,正如印度认为对它造成威胁的只有巴基斯坦一样。阿尤布总统所提出的“联合防御”的建议,只不过是巴基斯坦用以哄骗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玩的一个把戏,这些人喜欢把几个相互联结的防御条约想象为沿着中国边境而建立的强大而又能遏制的锁链。巴基斯坦提出的联防建议不过是要说明:由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给共产党进攻整个次大陆提供了机会——事实上,尽管巴基斯坦是一些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它同印度一样认为这种可能性是远非现实的。

            一九六O年新德里高级会谈后,中印边境起初比较平静,只出现过一些孤立的和微不足道的事件。但这些事件也成为双方相互提出正式抗议的根据,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了两国总理关于避免摩擦的协议。双方也抗议对方飞机越境。北京说,飞越印度东北部高空的不是中国飞机,而是从曼谷起飞的美国间谍飞机  [  注:在一九六一年中期,有这样的一架从福摩萨起飞的飞机在缅甸上空被击落。  ]  ;中国方面又转而抗议印度飞机飞越阿克赛钦。新德里拒绝了这个指责,但并没有否认它,因为对印度政府来讲,在阿克赛钦中国占领的领土上空进行侦察飞行,不能被认为是侵犯了中国领空。

            两国在边境的对方地区定居的国民,也尝到了争端的恶果。在西藏的印度商贩和放债人感到障碍愈来愈多;印度指责说,被认为是印度国民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受到了刁难和恐吓。中国回答说,这些人除非自愿选择印度国籍,应当作中国人看待,并否认有任何人受到虐待——参与了最近的暴乱的人除外。中国就某些居住在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中国人被驱逐出境一事,提出指责;印度回答说,被驱逐的几个住在印度的中国人,曾从事于损害印度国家利益的活动。印度在中国驻噶伦堡的商务机构周围布置了岗哨,驻西藏的印度商务机构以及根据一九五四年协定进行旅行的印度官员,也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八月份,印度政府驱逐了新华社记者,并封闭了新华社在新德里的分社,说新华社记者“不是从没有什么地位的报纸、就是从反对政府的报纸……选用批评性的评论并突出报道与政府相反的意见”,因而他的报道所描绘的印度的形象是片面的。  [  注:这是印度政府到目前为止所驱逐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一名外国常驻记者。政府官员对被认为是消极甚至是反印度的报道虽然感到不快,但是不使这种不快发展为制裁。新德里对外国记者来说还是个最自由的首都之一。  ]  印度抗议中国有关当局没收了一名印度香客所携带的草药;中国回答说,这些药品有很大的毒性。中国提出,印度哨兵曾举枪威胁一名前往噶伦堡中国商代处送豆腐、进行正当的买卖的商贩。印度回答说,最后还是让那个商贩进去了。

            双方官员会晤审查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这是一九六O年四月高级会谈的唯一成果——于六月中旬在北京开始,九月在新德里继续进行,十一月-十二月在仰光举行了另一次会晤后结束。正如尼赫鲁所预见到的,双方提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报告,报告虽然篇幅很长,但不过是对双方在外交信件中已经阐述了的论点的加工和修饰。在上述会晤中,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一份标明他们对传统习惯线走向的看法的地图,这份地图同周恩来所说正确地标明了西段习惯边界的一九五六年的地图是不一致的。印度人抗议说,这份新地图对他们的领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两份地图间的差异被称为“偷偷摸摸进行绘图上的侵略”,此后,新德里又在其外交争论中和宣传中,就中国的“一九五六的要求”和“一九六O的要求”之间的差异大做文章。

            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全图是个小比例图,边界线又画得很粗,线本身按比例就占有约十英里的宽度。这张图  [  注: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地图已收印在《印度北方边境图集》(一九六O年新德里出版)中,为图集中的第三十八张图。一九六O年的中国地图见《官员报告》第二六四页对面附图。可以指出,有时两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取得协议后,双方地图若放在一起比较,仍可能有显著差别。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协议的双方附图就是个例证。只有对边界进行了联合勘测以后,才能指望双方的地图完全一致。  ]  标出的中、印边界西段,是从喀喇昆仑山口走向东南(而不是印度所主张那样大体走向东北)。一九六O年官员会晤中,中国方面提供的地图肯定了这个走向,它所标明的边界是从喀喇昆仑山口沿着喀喇昆仑山的主脉走向东南,而不是象印度所主张的那样翻过昆仑山脉走向北面。但如把这两张图叠放在一起比较,也可以看出两图在这一段边界标记的走向稍有差异。由于这是两张不同的地图,使用不同的比例,这样的差异是当然会有的;这种差异可以是由于两图在测绘上的差别而产生——譬如说,在两张图上连接两地的同一条线所经过的经纬度可能稍有不同。一九六O年的中国地图也是个小比例图,画出了中、印边界全线各段;中国提出的理由是,由于他们所画的只是一条“传统习惯线”,而不是一条正式划定的边界线,所以只能标明大体近似的边界走向,否则是不现实的。印度人则坚持他们所主张的边界线是绝对的、确定的,并且断然地、详细地标明了他们的主张线,同时又指出两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同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态度暧昧隐晦,有意在今后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

            中国早些时候(一九五六年)的那份地图上并没有、而且从它的性质来看也不可能标明精确的边界走向,中国所说的“传统习惯线”在图面上的唯一明确的表达,就是一九六O年那份地图。因此,印度以两份地图的严格对比为根据,指控中国不断提出愈来愈多的领土要求,这种作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也是缺乏根据的。

            双方在一九六O年官员会晤中,都提供了不少地图,支持各自的主张。西方的制图家所绘制的地图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地图对印度边界的画法,或是直接地以印度测量局的地图为依据,或是间接地依照牛津大学出版社或《泰晤士报》印行的,被认为是权威的地图集的画法。因此,为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地图广泛刊载的、约翰逊-阿尔达所主张的超越喀喇昆仑山的印度边界,出现在本世纪中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地图上——也继续出现在到目前为止刊行的地图上。另外一些制图师则采纳了一九五四年后印度对于中印边界西段的画法。至于说到东段,英国人很长时期没有把麦克马洪线刊印到自己的地图上,后来一般在制图中也延续了这种作法。这使得尼赫鲁所写的那本《印度的发现》(一九四六年)书中所采用的地图,也是把东北边界划在山麓小丘之下,而且根本没有标出麦克马洪线。中国人在他们的论辩和宣传中对此做了不少文章,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边界争端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已发行的地图都没有很大的作为确证的价值;这些地图更多地反映了某制图师——或某政府——对于边界应该在哪里的看法,而不是边界确切走向的客观资料。只反映印度对边界看法的地图目前广泛流行,可能是由于印度政府禁止了不根据它的看法标明边界走向的书籍入口——而对不少书刊的销售来讲,印度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市场。

            一九六O年高级会谈之后,关于边界争端是非问题的论辩也沉寂下来;到了当年年底,又在中国和缅甸签订的边界条约问题上重开争端,双方就此问题交换了一系列措词尖锐的照会。这是中国为解决边界问题所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当时中国同尼泊尔已达成谅解,但还仅只是处于正式协议的阶段),因此,它是值得研究的。  [  注:有关中缅解决边界问题的分析,可参看多萝西·伍德曼所著《缅甸的形成》(The  Making  of  Burma),伦敦Cresset一九六二年出版;以及达夫尼·惠塔姆(Daphne  E.Whittam)在《太平洋事务》季刊(Pacific  Affairs)第34卷第178页和加塔特(N.M.Ghatate)在《印度季刊》(India  Quarterly)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一刊中所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