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部队在做法上却更加专心一意，更显得紧迫。驻防色拉山脊北麓的印度前沿部队自他们的掩体中发回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能够听到，中国部队从麦克马洪线上的棒山口沿着通向达旺的古时商路赶修公路的爆炸声；中国人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不断向前推进。十一月初，空中侦察发现中国的卡车在达旺奔驰——说明公路已经修通。接着，中国部队又开始修整从达旺到色拉一段的印度公路。同时，他们向印度阵地前方和周围地带搜索前进，而且——虽然当时印度人还不知道——已从几个山口和小路插入东北边境特区色拉的东北。
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第四军并没有呆很长时间。他花了四天时间熟悉战术上存在的问题，视察了瓦弄和其他前沿地带，之后，就向全体官兵发布了一项命令，表示为他们感到自豪，并号召他们“带着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领袖，对我们祖国的神圣事业的坚定信念……”进行战斗。但这篇讲话却戏剧性地被当晚全印广播电台发布的一条新闻所压倒：新德里正式宣布，考尔将军不久以前“在前线受寒患严重支气管炎”，现已痊愈，并将重新指挥第四军。
森将军只是从广播里听到这项消息，他当即向塔帕尔将军提出抗议，反对这个新的军在四天内两次更换指挥官。据森讲，当时塔帕尔将军回答说，在政府的坚持下，考尔即将返任，因为他的名誉非得挽回不可。当考尔回到首都的消息传开后，在新德里出现过一些离奇的谣言；有的说因为他擅离职守已被软禁。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利用这个机会为他的老部下恢复名誉出了一臂之力。尼赫鲁说：“我特别要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人们关于他讲了一些非常不公道的话。”他指出，考尔被任命为军长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赶到东北边境特区。他接着说：
“有人说，他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这是不正确的。他有过在缅甸作战的经验。当克什米尔出了事的时候，他是我们驻华盛顿的武官，但他却请求把他派到克什米尔。我们把他派到了克什米尔，他就到了那里。我认识很多军官和其他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勇气、主动性和勤奋工作方面表现都不错，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人超过他的。”
不管尼赫鲁对考尔的军事经历如何看法，事实真相正如蒂迈雅将军所讲的那样：“陆军中的每一个官兵都知道，考尔是个从没有进行过实际作战的军人，在陆军中无法把这类事掩盖起来。军官们都不尊敬考尔。”驻防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听到考尔继续担任该军军长的消息后的反应，是同蒂迈雅的看法相吻合的。第四师师部的军官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这条新闻，根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大家公开的评论是：“他又回来了吗？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我在十月二十六日，正好在考尔将军回去指挥部队之前，到他家里去拜会他，他当时已完全恢复健康，而且丝毫没有因克节朗河的溃败感到沮丧的样子。他向我叙述了印度部队的缺陷和弱点，并且说，他所采取的战术是一种有意的“大胆政策”。僧崇战役就是他试探中国人意图所采取的行动。他有信心能在色拉把中国人堵住，然后再把他们打退。
考尔的前途如果要得到挽救，他就必须回到第四军去。如果他在担任了生平第一次作战指挥职务之后没有几天，就以身体不适这个被认为是陈腐的借口，放弃这个职务，回到参谋局去，那么，他虽然在政界有那样强有力的靠山，也不大可能使他再得到提升。从军事上反复考虑，自然是完全不能赞成考尔重新出马。当时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已深入了解当地情况，而考尔却是不熟悉情况的——他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短期逗留，完全局限于塔格拉山脊这一地区，而这一地区现已为敌方控制。但如果不使考尔官复原职，那么，受到损害的就不只是考尔的个人名誉而已，考尔的失败和丢脸，势必给梅农、而且下一步也将给尼赫鲁，增加政治上的困难。政治上的以及个人的考虑都要求再给考尔一次表现的机会。十月二十九日，他恢复了第四军的指挥；哈巴克希·辛格调往第三十三军；乌姆拉欧·辛格则明升暗降，调往新德里担任一项参谋工作。
在这个时候，印度部队在东北边境特区正进行集结——但在做法上与陆军方面原来的意图大相径庭。一九五九年十月，当时由托拉特将军指挥的东部军区，曾经建议在东北地区搞三道防御线。根据这个方案，首先要在尽量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带，建立一批哨所，以监视从西藏进入东北边境特区的主要通道。这些哨所只不过起个绊脚索的作用，一旦中国部队进攻，这些哨所就向后撤。在这条前沿哨所线的后面，要建立第二层据点，这些据点要有足够的力量进行阻滞战斗，以迫使入侵者在进一步向前推进之前，必须在这里重新集结，并将自己的后勤基地向前推移。第三层是正式防线；其设想是入侵者如果进攻到这里，它的补给线就会拉得过长，因此就可以在这里击溃对方。邦迪拉将是这道防线的一个支撑点，这道防线的其他据点都不应距离平原过远，以便于能够及时得到给养和进行集结。这种设想的优点是：它可以使东北边境特区的极其恶劣的地形转而为防御服务，使中国部队背上包袱，为他们自己的狭窄并拉得过长的供应线伤脑筋，而印军的主要阵地和平原之间却有距离不长的交通线相联结。这种设想的缺点，在印度人看来，是属于政治性的。一九五九年后人们认为政府对边界防务采取了拖拉的态度，而上述防线战略就可能，而且也的确被说成是这种态度在军事上的体现。一九五九年十月底，美联社自新德里发回的一份报道，准确地反映了这个防线计划的内容及其论据，报道说，“印度陆军已经放弃了保卫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大片地区不被共产党中国侵入的希望……印度的军事战略将是实际上不放一枪就让出大片土地。印度人只准备在深入他们领土内部的地点进行抵抗。”
但无论如何，这个防线的设想还是被接受了，并且成为陆军在东北边境特区的规划的根据。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开始时估计需要一个师(下辖四个旅)的兵力；但一九六一年森将军估计最低限度需要两个师(下辖六个旅)。如前所述，当中国部队跨过麦克马洪线时，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却只有两个旅。那时以后，这个防线设想就被束诸高阁。后来调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分布很散，不是从一个全面的防卫计划出发，而是根据情报局关于中国部队可能向什么地方进军的估计进行部署。部队被分割成营、连或更小的单位，拿着能够随身携带的武器和弹药，徒步走进山区，进入新德里总部在地图上选好的阵地，而且要靠已经非常紧张的空运来供应。这样的部署不是出自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自要在麦克马洪线上同中国人打仗的政治需要。这种做法之所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依然是根据中国不会发动强大进攻的信念出发。尼赫鲁十一月份在议会中讲到这些，他解释陆军为什么要在“从军事观点来看非常不利的形势下”，企图在塔格拉山脊下作战，而陆军原来的意图则是把主要防线建立在更南面的地带。尼赫鲁说，之所以要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我们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料到这样大规模的入侵，部分地是由于我们不喜欢……在我们的领土内后退的想法。”在边境战争发生了五年之后，梅农承认，如果“让[中国人]深入印度领土之后，再同他们打仗”，可能从战略意义上考虑是更好一些。但是，他说，“我们当时不可能说服舆论接受这一点。”这样，梅农就毫不感到羞愧地承认，他和印度总理都自觉地违反了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以图安抚浅陋无知的“舆论”。
依照上述的防线计划，陆军就不需要派大部队开进东北边境特区东端的山区，而是要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提祖(Teju)和山脚下的哈尤良(Hayuliang)等地附近，等候中国人穿过极难通行的地带来到这里。这一带有一条险峻的古时商路，一九五O年发生了一次地震后已不能通行，只有小股突击队才能穿过这条路到达平原。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报局认为洛希特河谷是中国部队的可能的进军路线，印度人就在瓦弄进行了集结，该地距公路终点提祖约一百英里——地形十分险峻，要走两个星期才能到达。瓦弄有一条临时的飞机跑道，但跑道很小，能够使用这条跑道的印度空军飞机只有小型的加拿大制水獭式运输机，而这种飞机每次仅能运载六名武装士兵。十月二十一日，中国部队在那里发动进攻的时候，瓦弄和距瓦弄两日路程的前沿据点基比图(Kibithoo)由两个步兵营和一部分阿萨姆步枪队的士兵布防。基比图无法接济给养，部队在那里住了三天又撤回瓦弄。中国部队跟踪追击，但他们对瓦弄印军阵地首次发动的进攻却被击退，损失很大，于是双方就停下来，进行巡逻和集结，有时中国部队的试探性进攻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组织上编制的不断削减和变动，增加了印军集结的困难。瓦弄地段原由第四师第五步兵旅负责防守。但达旺失陷后，又决定设立一个新师部，负责指挥整个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色拉到邦迪拉一段除外，该段归第四师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