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番号为第二师，由M.S.帕塔尼亚少将(此人是新任第四师师长A.S.帕塔尼亚的堂兄弟)任师长，第一八一旅也划归该师指挥，负责瓦弄地段防务。但这丝毫不合帕塔尼亚的心意，他坚持要把一八一旅全部调开。他的要求被接受了，于是第十一旅终于在十月三十一日接管了瓦弄地带的防务。驻防瓦弄的各营在十天内接连更换了三名旅长及旅部参谋人员。第四师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A.S.帕塔尼亚也同样地要求更换他下属各旅旅长。这种人事调动看来只能以有关军官的私人关系来解释。
指挥官不断调动所引起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印军集结的速度和作用。有一个旅在瓦弄干等了近一个星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因为A.S.帕塔尼亚在搞到他所要的旅长以前，不愿给该旅下达任何命令。有一个廓尔喀营开到瓦弄，随即调回平原，后来又再次把它调往瓦弄。
到了十一月初，第二师才算安定下来。M.S.帕塔尼亚师长搞到了他所要的旅长，这个旅有三个步兵营和几个阿萨姆步枪排驻防瓦弄。M.S.帕塔尼亚相信，并且也说服了考尔接受这个信念：就是如果瓦弄的兵力再增加一个营，他就可以在这一地段把中国部队赶回到麦克马洪线。但第四军参谋部却持有不同看法，他们估计，中国在察隅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兵力有一个师。他们在十一月十一日把这份情况估计意见书送给M.S.帕塔尼亚，但他没有再转达给承担作战任务的旅，而印军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仍照常进行。按计划，要在十一月十三日发动进攻，十一月十四日结束战斗。
增加的那个营，从十一月十三日开始才搭乘水獭式运输机陆续到达；但第十一旅并未因等候增援而推迟进攻时间。考尔和M.S.帕塔尼亚都赶到瓦弄，要亲自掌握这次作战行动，但这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原定时间表发动进攻。原定的日期并无军事意义，也不存在同其他地段的作战行动协调配合的问题。但在制订进攻瓦弄计划的人看来，十一月十四日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是尼赫鲁的生日。总理七十三岁寿辰快到了，从瓦弄向新德里发回一份如考尔所希望那样的电报，报告“我们对敌军取得了首次重大胜利”，这岂不是再好不过的一份寿礼？
十一月十四日，第六库马翁营的两个连，在为支持这次进攻而空投来的重迫击炮和几门野战炮的火力支援下，开始进攻中国部队所据守的一个山头制高点。据守山头的中国部队估计是一个连。这批来自喜马拉雅山西麓的健壮的库马翁士兵，曾在基比图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挡住中国部队，接着花了两天的时间撤回到瓦弄，在这以前大约十天光景曾投入一次局部性进攻，而且几乎不断地执行巡逻任务——这次又被用来进行这场作为生日献礼的进攻战。他们冒着中国掩体中发出的猛烈炮火，连续战斗了六个小时，冲到离山顶只有五十码时已精疲力尽，不得不停下来。当晚，中国部队进行反攻，把幸存的库马翁士兵全部赶下了山，这支出击部队返回营地的不足半数。十一月十六日，印度各报以 印军转入进攻 的大标题欢呼这次作战行动，其真相就是这样。
中国部队追击败退的库马翁士兵，并且突破了印军的主要防御阵地，印军阵地因出击而遭到了削弱。印度炮兵为了支援库马翁士兵，早已把炮弹全部打光，因此，当中国部队在十六日拂晓发动主要攻势时，印度炮兵已无法参加战斗。印度部队这一仗打得很顽强：停火后，小股印度部队回到那里，发现有的阵地上全部人员都战死在岗位上。但由于主要防御工事已被攻破，整个旅的阵地已无法守住，早晨十点钟左右，考尔批准该旅旅长下令撤退。但有的部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继续作战，直到弹药打光或战死。考尔和M.S.帕塔尼亚二人坐上“倒数第二架水獭式运输机”撤离瓦弄。考尔从提祖发回了一份冗长的语无伦次的电报，报告瓦弄战败的经过，电文最后写道：
由于敌人攻势十分凶猛，兵力十分强大，我有义务敦促你请求最高当局争取愿意帮助我们的外国军队的支援。否则，我过去已讲过现在还要重申：我国的武装部队将无力抵挡锐不可挡的中国优势兵力，而且敌人已经集中并且将继续集中其优势兵力来对付我们，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这个意见不是出自惶恐，而是正视严酷的现实。
显然，一个时期以来，考尔的头脑中已经考虑过争取盟国派遣远征军开入印度的想法。当考尔还在新德里卧床养病的时候，内阁秘书曾去看望过他。根据这位官员的叙述，当时考尔“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份建议书。其中建议：印度应该寻求某些大国的支援；应该劝说蒋介石和南朝鲜在美国的支持下进攻中国。‘应该敦请某些外国军队开到印度，协助印军翻越喜马拉雅山发动大规模进攻’。必须在未来的十二个月内建立十个师，并投入战斗。应该设立一个新的指挥部，统一指挥军事和经济工作，指挥部应设一名总指挥官作为最高统帅——总部应设在新德里或阿格拉。”考尔没有说他认为应该由谁来担任这位莫卧儿式的最高统帅。
瓦弄旅的残部已失去控制，分散成若干小股沿洛希特河谷向平原落荒而逃。瓦弄的各阵地间横着洛希特河，河间峡谷高三百英尺，无法徒涉，河上只有一条绳做的索桥(中国人携带了渡河的橡皮艇)，河东岸的印军残部在撤退时吃尽了苦头，又遭到中国部队的伏击，伤亡惨重。第十一旅终于落得一个与第七旅同样的下场：进行了一次没有配合好的毫无希望的进攻，在中国部队坚定果敢和周密部署的攻击下遭到溃败。中国部队没有追击败退的残敌。
考尔没有回到他在提斯浦尔的军部，虽然他的参谋长催他回去。第二天，即十一月十七日，他却乘直升飞机去寻找第十一旅的残部。他在飞机上看到了旅长，就命令飞机着陆。考尔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立即飞快地跑到他面前，看到他[旅长]和他的随从人员都安然无恙，我才松了一口气。我邀请他并挑选几名军官搭我的飞机到哈尤良吃些点心，然后再送他们返回他们的部队。但他说，他宁愿和他的士兵们在一起，当然他这样做是很对的。”考尔回哈尤良时，接到一份电报，说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将军和东部军区的森将军已启程前往提斯浦尔。他直接赶回军部，而他们已先期到达。幕布已揭开，关键性的色拉-邦迪拉地段的高潮就将来临。但在叙述这狂风暴雨的最后一幕以前，还需要先讲一讲西段的情况。
西部军区一直主动地进行大规模的迅速集结，他们集中了一切能搞到手的运输工具，把原在克什米尔停火线上布防的部队撤回，调到拉达克来。十月份的第一周，列城到楚舒勒之间的公路已经修通，到十一月中旬，楚舒勒成为一个旅的阵地。这个村庄和临时修筑的飞机跑道都位于中国的主张线之外。但在它以东某些印度防御阵地却越过这条线，在此时，这些阵地事实上是印度在西段的中国所主张的领土内仅有的几个阵地。所有其他的哨所，不是已被打掉，就是已自行撤掉。不象在边界另一端的东部军区和第四军那样，西部军区对保存部队实力表现了更大的关心，而不是命令孤立的小部队“打到底”，作出毫无意义的牺牲姿态。根据战术上的理由，需要固守一处阵地时，那里的部队也的确打到底，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或打到最后一个人。但不是象东段经常发生的那样，西部军区没有叫部队去固守毫无战术意义和难以守卫的阵地，一直到被对方攻破为止。
西部军区把楚舒勒当作关键地带，因为他们预见到如果中国部队企图攻占列城，那么，在高山之间的斯潘古尔峡谷(楚舒勒即位于峡谷之内)显然会成为他们的通路。因此印军就在楚舒勒以东的山地上建立了阵地——恰好跨过中国的主张线。其中有些阵地高达一万六千英尺(楚舒勒的高度已接近一万四千英尺)，冬天在这样的高度，给部队造成极度艰苦的条件。封冻的土地挖不动，只好炸开；空气十分稀薄，就是已经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的部队也只能进行短促的体力活动。连作燃料和修筑掩体用的木头都没有；什么东西都要由部队自己装成小包从山谷下搬运上来；骡子也爬不上这样高的地方，楚舒勒虽然有一些牦牛，部队又不会驾驭。但无论如何，到了十一月十七日，总算修建了一些比较牢固的阵地。
在这以前，中国部队唯一的迹象只是进行了一些侦察性的巡逻，对某些印度哨所进行了逼近的公开的观察——这些哨所接到的命令仍是除非受到攻击或威胁，否则不得开枪。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看到有大股的中国步兵向前运动。十八日凌晨，中国部队开始对印度的前哨阵地以及河谷中的旅部阵地和机场进行炮击；拂晓时，步兵攻击了山上的印军阵地。重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和火箭炮把挖得不深的印度工事几乎削平。中国部队的正面进攻被击退，他们迂回包抄印度阵地的侧翼和后方，经过激烈的肉搏战，攻下了这些阵地。在一个叫热赞拉(Rezang La)的山脊上据守工事的库马翁营(第十三库马翁营)的一个连，只有三个受伤的士兵回到了山谷中的营部，还有五个士兵当了俘虏。三个月后，一队印度士兵爬上热赞拉山脊时，该连的其他士兵还留在他们的阵地上——他们都已死后冻僵，手里还拿着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