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子夫女士把他们恨入骨髓，曾跟儿子密商，要儿子禀报老爹，杀掉他们。刘据先生这时已二十九岁，危机四伏的环境，培养出他的政治警觉，他知道仅只杀掉几个爪牙无补于事，反而更增加仇恨；而且，也未必能杀掉他们。他曰：“我们以后只有更加小心，只要不做错事，老爹英明，向来不信奸邪，没啥可忧愁的。”恰巧刘彻先生有小病躺床，教常融先生召唤刘据，常融先生回报曰：“皇太子听说你病啦，脸上一团高兴。”刘彻先生像挨了一记闷棍，一语不发。等了一会，儿子赶来，刘彻先生瞧他脸上有眼泪的痕迹，觉得不对劲，一再盘问，勃然大怒，把常融先生处决。
——呜呼，宫廷斗争是最可怕的斗争，盖任何斗争都有天伦的温暖，只有宫廷斗争，骨肉之间都不免猜忌诈欺。刘据先生的泪痕显然是伪装的，再孝顺的儿子，即令听到老爹横祸惨死，也不可能立即珠泪倾盆，而且一直持续到抵达现场。然而，我们不责怪刘据，斗争的残酷使他不得不用诈术以自保。父子之情，在宫廷中淡薄如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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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钟——公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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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群中，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得一个焉，曰辽帝国第六任帝耶律隆绪(圣宗)先生。在位五十五年以上的，则只有我们的男主角刘彻先生。他十七岁登极，七十一岁才总算翘了辫子，未免活得太长。一个专制帝王活得越长，他的罪恶也越多。并不是他本人不好，而是制度使他身不由主。无限权力使人发疯，长期的无限权力，不但使人发疯，还使人像猪一样的发疯。
握有无限权力的人，不管嘴巴说得如何漂亮，内心无一不恐惧死亡——尤其是被人宰掉的死亡。刘彻先生可以说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假设幸福的意义是权和钱，以及可以随心所欲的话），如果他能够一直这样，那该多么好兼多么妙。可是他知道寿命有限，任何人最后都要挺尸，所以，他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积极的，大肆招揽巫法师（方士）为他烧炼不死之药，希望用小民的血汗钱，烧炼出一粒或两粒仙丹，吞下尊肚，就可永远活着，永远享受他的荣华富贵。
——幸亏这仙丹没有炼成，否则他阁下一直活到二十世纪的今天，而别的小民却一代一代死亡，我们可不会买他的账。老帝崽谋生乏术，在街上晃来晃去，凭他那两下子，恐怕去妓院当大茶壶都没人要。
另一项措施是消极的，那就是他严密地防范被人暗算，他不但恐惧人的暗算，更恐惧鬼神的暗算。在公元前二世纪那个时代，人们坚信用巫术可以致人死亡，所以刘彻先生对巫术也特别敏感。皇后阿娇女士之所以被废，囚死长门宫，并屠杀三百余人，就是起因于阿娇女士玩弄巫蛊。
关于他阁下求不死药部分，与我们无关，不必提它。关于防范巫蛊暗算，那正是事情的关键。
宰相公孙贺先生的妻子卫君孺女士，卫子夫女士的姐姐也，他们的儿子公孙敬声，继任老爹的交通部长（太仆）官职，荷花大少兼纨绔子弟，又兼公子哥儿。仗恃着老爹是宰相，姨妈是皇后，表弟是皇太子，舅父又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在长安城中，无恶不作。最后，公元前91年，他阁下戳了一个大纰漏，贪污军饷一千九百万钱（当时的购买力，大概值黄金五百公斤）。官权派乘机揭发，卫家再大的巴掌，也遮不住这么大的犯罪。在法律上，那是确定无疑的死刑。公孙贺先生爱子心切，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奇妙之法。原来当时有侠客朱安世先生，劫富济贫，杀赃官，救小民，闹得大啦，连皇帝都大为震怒。可是，朱安世先生行侠仗义，朋友密布，虽然严令追缉，他仍逍遥首都。公孙贺先生向刘彻先生报告说，他愿捕获这个“剧盗”，来为儿子赎罪。刘彻先生应允。
在宰相的严厉督促下，朱安世先生终于落网。当他听到事情经过后笑曰：“公孙贺想用我的性命去救他的儿子，我要教他满门灭绝。”于是他揭发公孙敬声的罪状：如何跟阳石公主私通，如何用巫术咒诅刘彻先生赶快死掉，又如何在刘彻先生常走的御道旁，埋藏咒诅用的木偶。
刘彻先生七窍生烟是在意料中的，下令连同老爹公孙贺先生一并逮捕，交由司法部长（廷尉）杜周先生侦查。杜周先生也是西汉政府的酷吏之一，这下子生意上门，苦刑拷打兼软欺硬骗，案情向四下蔓延，卫家亲属，几乎牵连进去一半。包括刘彻先生跟卫子夫女士的两位亲生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双双自杀；卫青先生的儿子卫伉，绑赴刑场，斩首。公孙贺、公孙敬声，囚死监狱，公孙家所有男女，全部屠戮。
——为了营救一个犯法的儿子，使全族数百口被杀，正是“因小失大”的注脚。而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杀掉当事人也就够啦，却交由酷吏去左陷右害，连亲生女儿都杀，刘彻先生也太冷血。而酷吏是官权派的主流，他们怎么能放过打击人权派精神中枢的良机？呜呼，法律在能够独立执行时，才是法律，法律在政治的或私心的使用下，便不是法律，而只是流氓报复时用的扁钻矣。
在公孙事件中，卫子夫女士的女儿、姐姐、姐夫、侄儿，都死于非命。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惨烈的剧变还在后面。官权派头目之一的江充先生，紧接着对卫家作最沉重的也是最后的一击。
江充先生是赵国邯郸人（河北邯郸），他的妹妹嫁给赵王刘彭祖先生的儿子刘丹，因妹妹的裙带关系，成为刘彭祖先生的重要宾客。可是到了后来，刘丹先生疑心这位舅哥把自己不可告人的一些罪行，向老爹打小报告，郎舅之间，遂翻了脸。刘丹先生仗着他是法定的王太子，大发兽威，派人逮捕江充先生。江充溜之乎也，于是把江充的老爹和老哥抓住，一律斩首。江充先生逃到首都长安，遂向刘彻先生控告刘丹先生不但跟亲姐姐通奸，而且跟老爹的姬妾通奸，还交结土豪劣绅，抢劫小民。毫无疑问，他向刘丹的老爹打的小报告，大概也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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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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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先生看到江充先生的报告，立即逮捕刘丹先生下狱。调查的结果是，证据确凿，理应判处死刑。可是，刘彭祖先生是刘彻先生的异母老哥，一再求情，甚至要求率领他封国的勇士，攻打匈奴汗国，来为儿子赎罪。在法律之前，儒家学派是不主张平等的，而有“八议”之条：一曰议亲之辟，亲属犯了法要商量。
二曰议故之辟，朋友犯了法要商量。
三曰议贤之辟，有道德的人犯了法要商量。
四曰议能之辟，有才干的人犯了法要商量。
五曰议功之辟，有功勋的人犯了法要商量。
六曰议贵之辟，有权势的人犯了法要商量。
七曰议勤之辟，工作努力的人犯了法要商量。
八曰议宾之辟，帮闲拍马的人犯了法要商量。俗话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酱萝卜常用这话证明中国自古就尊重人权。事实上，八议之下，当官的几乎无一不可商量，官越大越不犯法，“刑不上大夫”是也。只有小民倒楣，一点也不可商量。古书上曰：凡在这八议范围之内，轻罪则原谅他，重罪则改为轻罪。不过在表面上，他们是犯了法。这正是传统文化的渣滓，法律不是公正的，而是可大可小的“说不准学”。原文：《周礼秋官小司寇》孙贻让先生正义：“凡入八议限者，轻罪则宥，重罪则改附轻比，仍有刑也。”拉得远啦，且归正题。刘丹先生是“八议”中的第一议（他是皇帝刘彻先生的侄儿），所以弄来弄去，仅不过剥夺他阁下王太子的角色。然而，一个小民能把王太子告垮，在当时，已造成大大的震撼。
不但小民震撼，连刘彻先生也震撼。他召见江充先生，对他的谈吐和态度，大为满意，任命他当首都特别警察厅厅长（直指绣衣使者），专门负责缉拿贼盗和维持社会秩序。他果然不避权贵，大大地露了若干手。有一次，某一位公主，仆从如云，奔驰皇帝专用的御道（驰道）上，江充先生派人拦住，公主曰：“皇太后曾有命令，特准我使用御道。”江充先生曰：“既然特准公主使用，公主只能自己使用，别人不能使用。”把仆从和车马，一律没收。
这显然是对皇太后的命令故意曲解，然而刘彻先生认为他守法不阿，大为奖赏。江充先生遂开始膨胀，走上挑剔苛察的路，成为官权派酷吏群之一，不久就跟卫家冲突。
起因于皇太子刘据先生的信差在御道上奔驰，江充先生把信差囚禁起来。刘据先生吓了一跳，派人向江充先生求情曰：“我不是爱护信差，只是不愿老爹知道，这都是我的错，平常失于教导，求江先生从宽处理，赐给我自新的机会。”江充先生不但拒绝，反而原原本本报告给刘彻先生。刘彻先生大喜曰：“当一个忠实干部，固当如此。”对江充先生更加信任。江充先生从此成为人人恐惧的人物，而他也以此沾沾自喜。
公孙事件发生于公元前91年。公孙家族屠灭后不久，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吓的，刘彻先生在甘泉宫（甘泉，位于首都长安西北八十公里，今陕西淳化北），卧病在床。那一年刘彻先生已六十七岁，正是随时都可以四脚朝天的年龄。江充先生忽然感觉到事态严重，灾祸正在他头上盘旋，盖万一刘彻先生死掉，刘据先生坐上宝座，公仇私怨，一旦报复，老命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