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的显赫使他们成为巨大的捐献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过人、能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之外，更有交通官府、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
从清代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洋船到港投行卸货之后，行商总会私下赴海关衙门行贿送礼，以获得官府对其把持行市的许可。雍正年间，行商每年缴送这种买办银两达三至五万，相当于粤海关正税的三分之一。因此，行商从官府方面得到过许多庇护。
为了讨好朝廷，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三十万两，随后自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到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三百五十余万两。行商还通过当时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以捐输报效的巨款，换来许多官衔和职务。潘、伍两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阶，由此，他们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帝素以西学和洋货为奇，广州十三行正是处在这段时期，因其特殊的商贸地位，成为宫廷所需各类人才的中转站和奇异洋货的供应地。
“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1)
十三行曾是在华外国人的集散地，通商贸易使最初的贸易货栈发展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场所，于是，十三行架起了一座引进西洋人才的桥梁，为宫廷送去大批有才华的西洋使者。从康熙年间开始，一些西洋学者、医生、画匠等因仰慕神秘的东方文明，纷纷搭乘本国商船远渡重洋来到广州港，希望以自己的才华，取得进入皇宫的通行证。他们首先要由广州行商引见，方能得到官府的保送以至皇帝的批准。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他们休整、学习的场所。位于商馆区内的十三行夷馆，与十三行商馆遥相对映，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康熙时期，每当洋船泊靠，随船而来的西洋人便会被安排到商馆内的八所天主教堂学习汉语，学成后还要奏报皇帝，以便日后到宫廷供职。清宫档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两广总督赵弘灿奉旨安置新到的西洋人在教堂学习，康熙帝一再叮嘱：“不会汉话，即到京里亦难用他。会话之时，尔等写奏折奏闻”。意大利画师郎世宁、德国天文学家戴进贤等就是经十三行进入宫廷供职的。身处幽宫的中国皇帝，对西洋人的各样才智极具好奇，一些在宫廷效力的洋人曾得到特别赏识，成为皇宫中的重要人物。皇帝身边出现了金发碧眼、穿清朝服饰、讲中国语言的西洋人。
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广东巡抚杨琳报告，二十七岁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经一年多的海上航行到达广州，康熙帝在该奏折上批示：“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郎世宁后来成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洋画师，他在清宫画院处供职一生，为皇家画的许多作品题材广泛，严谨写实，既有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历史画卷，也有众多皇帝和后妃们的生活肖像及走兽、花鸟等。郎世宁的整个艺术生涯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东西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使者。据内务府档案记载，郎世宁在宫中曾向中国画匠传授欧洲绘画技法，他的学生有十余人。乾隆年间，他参与了圆明园内西洋楼的设计营造工作，海宴堂前铜铸的十二生肖动物头像也有他的功劳。
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皇帝从京城派钦差赴广州十三行，专程伴送德国天文学家戴进贤赴京，并捐钱物予以厚待。戴进贤从此终生在宫内供职达二十九年，他管理钦天监事务，在治理历法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到了乾隆、嘉庆时期，西洋人操着中国的官话、土话和方言出入于十三行商馆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英商洪任辉便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中国通”。
广州行商在引进西洋人才方面还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乾隆是个善于网罗西洋人才的君主，当他看到宫中当差的西洋人相继病故，便为“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渐少”而忧虑。他多次密谕广东官员留心访查到粤西洋人，如有情愿赴京者“随时奏闻，勿为阻拒”。行商潘文岩及时地找到宫廷急需的天文和医学人士。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有位名叫巴心的法国外科医生随本国商船到广州，因未找到进京当差的途径而搭船回国。经两广总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内法兰西夷馆多日，没有与洋行商人互通信息。因此，皇宫不得不继续等待西洋医生的再次到来。为了及时输送西方人才，广州官府定立了随时报告洋人信息的严格制度。最终，那位法国医生还是来到了紫禁城。所以，对于到华的西洋人来说，十三行是他们走向清朝京城的桥梁。
十三行街区是工艺美术制造业的天堂，也是宫廷匠师的人才基地。这里的行栈、作坊星罗棋布，能工巧匠荟萃。历史上形成的外贸传统，孕育了人们较为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见识，他们从商业与时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并善于把欧洲艺术与本地传统结合而创新。肩负皇命的广东大吏将其中的顶尖人材举荐进宫，成为引领宫廷制造业的主力。
康熙年间，十三行输送的玻璃匠程向贵、周俊二人，将已掌握的欧洲磨花玻璃术带进内廷玻璃厂，制造出中外玻璃技术融合的作品“雨过天晴刻花套杯”，达到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到了雍正三年（１７２５），皇帝再想烧制此物，已是人去技亡。看来，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工艺技术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
内廷许多优秀的珐琅技师来自于十三行街。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的朱批奏折中，有两广总督杨琳选送潘淳等四人进入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效力的记载，这是广州珐琅匠进入宫廷的最早记录。
造办处自鸣钟处以西洋人和广州匠为主要技术骨干。该处所造钟表，是按照皇帝本人的爱好和要求，吸收洋、广两种优点，创造出独特的皇家钟表作品。
广州牙雕工匠于雍正年间进入宫廷。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海关监督祖秉圭送进牙匠陈祖章。当时，苏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宫内已经供职多年，陈祖章进入牙作后，能在苏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艺，展露头角不是一件易事。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乾隆五年（１７４０）陈祖章每月薪俸银为头等，苏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钱粮而退役，说明广州牙匠在宫内已经占据主要地位。乾隆六年（１７４１）陈祖章父子等制作出著名的牙雕巨作“月曼清游册”，描写了贵族仕女们从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浓厚的民俗风味与生活情趣。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广东的木器工艺在全国扩散影响也是起源于工匠进入宫廷。雍正七年（１７２９），粤海关监督从广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进入造办处。与此同时，由年希尧送进苏州木匠佘节公等六人。出现了与牙作类似的苏粤共处、营垒分明的格局。两派木匠在人事与技术上分庭较量。从广匠屡屡受到嘉奖的档案记录中可以判断，他们的地位处境已占优势。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养心殿造办处内正式成立了“广木作”，广州木匠高手汇集内廷，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在乾隆帝的直接倡导和大力扶持下，广州木器从地方的一个流派，发展到取代垄断木器工艺数百年的苏州木器的优势地位，成为主宰皇家木器并牵动全国的一个主流派别。十三行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赋予这里从艺匠师们绝妙超凡的灵感。
采办洋货作贡品
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清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无不奢靡铺张，地方大吏每逢元旦、万寿、端阳各节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以博皇帝的欢心与信任，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在清代实际已衍成一种制度。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特别是限定广东一口通商之后，十三行便成为皇家惟一可以倚赖的西洋珍玩、奇器的供应地。
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当时称为“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从洋船上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一口通商之后，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乾隆年间，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达到数百件。为了取悦宫廷，行商每年还以“备贡”的名义，向内务府造办处上缴银五万五千两，为皇室传办贡品提供经费，而专门承做宫廷御用品的造办处，其每年开销的银两在三四万之内。由此可见，广州十三行不仅在物质上支撑着御用洋货的供应，而且在财源上对宫廷制造业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皇帝对广州洋货贡品还会经常提出具体指示。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洋行买到皇帝梦寐以求的西洋大穿衣镜，准备修配架座之后再进呈，雍正帝在粤海关监督祖秉圭报告此事的奏折上批道：“再得大镜，不必另修架座”，表示对西洋镜迫不及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