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反复审查、仔细斟酌，两太后终于做出从轻发落的懿旨：“惟念门禁最为重要”故“格外加恩”，但当事人玉林仍被革去护军，杖一百流二千里照例折枷，枷满鞭责发落；祥福革去护军，杖一百鞭责发落；忠禾革去护军，杖一百不准折赎，圈禁二年期满折责三十板。虽然对这几名护军的最后判罚也并不轻松，但这比起圈禁五年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就要好得多了。
了解了以上的各种情形以后，下面介绍的事件就是“情理之中、不足为奇”了。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三月十二日夜，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时颐养天年的宁寿宫，被两个盗贼撬开门锁潜入其中，盗出制钱三百四十串，第二天一早，一只装着腐烂菜叶的垃圾筐被运出紫禁城，宫中的制钱也随筐出了禁城。得手后的盗贼故伎重演，直到暴露为止。后来，涉案的两个“内奸”（一满一汉）虽被处置，但宫廷门禁的情况也让老百姓窥见一斑。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七月初八日，太和殿（即金銮殿）也就是皇帝登极、举行大典、命将出师等之所在的神圣殿堂，却有人在里面手舞足蹈、拍打窗棂，更可怕的是他随身带有短刀、火柴、石块等危险品（凶器）。此人是什么人？怎么进的禁城？事情是这样的，此人名叫贾万海，顺天府大兴县人，时年二十九岁，患有疯疾，这天病情发作，竟携带利刃、火柴等物混入大内，见无人发觉，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窜进大殿，看着金碧辉煌、华贵出奇的殿堂，一时兴起竟手舞足蹈于圣殿之上，而且敲打窗棂以助其兴。此疯病患者最后虽然被处以极刑，但此事对戒备森严的宫廷禁卫状况无疑是有力地嘲讽。
由于破禁之事频繁发生，清政府不断颁发上谕严格门禁制度，厘定门禁章程；加强宫廷守卫人员，更换守卫器械。但也未能确保紫禁城长治久安，破禁之事更是愈演愈烈。应该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紫禁城——皇宫大内，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神秘莫测、高高在上，让王公大臣也战战兢兢，不胜惶恐的神圣殿堂，却被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铁蹄踩在脚下，“八国统兵官员及各国公使随意出入大内”。后来清查，宫内仅金银器具、铜瓷器皿等就丢失了数千件，且不说书画陈设、珍玩细软等宝什。宫禁到此地步，“帝国”这般下场，可气！可悲！可叹！
纵观清代紫禁城之禁卫，从整体上说是“禁”大于“不禁”、“偶然”少于“必然”，但是，宫禁从清初设立到清亡为止一以贯之且不断强化，事发一次整肃一次，典章制度再完备一次。机构在扩大，人数在增加，兵械在更换，处罚在加重，而破禁之事却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何在呢？古人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如嘉庆皇帝在陈德行刺案发生后曾朱笔亲书的那样：“必有失德，始有此惊予之事”，实际上岂“失德”二字了得？一言以蔽之：清代紫禁城既防守严密，又漏洞时出；既禁戒繁缛，又网开一面；既严刑峻法，又执法犯法。微观上说，这仅是宫廷“疏于管防”“刁民”兴风作浪而已，宏观上看，宫廷失禁是发展至巅峰时期的封建专制社会走向没落的征兆，是民心向背的反应，事出偶然实为必然。
皇帝的财源(1)
在中国大陆南端曾有一片对外开放的商馆区。近代以前，这个远离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就是在清代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行。关注清宫生活或十三行兴衰者不乏其人，而对十三行与宫廷关系的探索，几乎是个空白。让我们透过清宫秘档去发现那湮没已久的历史。
创立于康熙盛世的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设立在广州的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从１７世纪末开始，每当世界贸易的大帆船泊靠广州港，便有善于传译语言、沟通商情、熟悉洋务的洋行商人负责接洽远方商户，统购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物产。广州十三行独具魅力地吸引着西方的淘金者，令中外商贾八方云集。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乾隆皇帝，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国商船，在他南巡回京之后，断然在全国实行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宣布撤消原设的沿海各关，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作为粤海关所属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为止，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八十五年。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造就了南国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从此，十三行的命运便与清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
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广州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向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惟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来自各国的船队，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异国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丝绸的华贵、瓷器的典雅和茶叶的芳香，于九十月间乘季候风回归。时人赋诗：
香珠银钱堆满市，
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番官占楼住，
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
洋货如山纷杂处。
这就是１８、１９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从世界商贸的眼光看，独口通商实际是一种贸易上的束缚，但它在客观上孕育了广州十三行这一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对于宫廷来说，在中国大陆南端，出现了一个富饶的“天子南库”。
洋船到港数目直接影响到粤海关的岁收，而海关贸易税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观财源。为此，清帝每年都要过问洋船数目，从而了解进出口货物品种及贸易税收情况。从广东大吏历年进呈的奏折、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以前，海关贸易最旺的一年，洋船到港二十七艘，税银仅五十二万两。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洋船增至八十三艘，税银达一百一十万两。到鸦片战争之前，洋船多达年二百艘，税银近一百八十万两，是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洋船增多，洋行便有所添设，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洋行数目创下历史最高，达到二十六家。
十三行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皇室的经费开支，通过粤海关输送宫中，而皇室每年开销白银约在六十万两左右。据档案记载，皇帝把十三行作为财源滚滚的银库，常亲自审查经费的解交情况，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是问。雍正年间的杨文乾、祖秉圭及乾隆时期的李永标等，都是因亏欠银两或贪污腐败，被皇帝从粤海关监督这一肥差职位上革除下来的。雍正帝还告诫革职留任的祖秉圭：“小心保住脑袋要紧。”
为了广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试图加重浙江海关关税，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广州贸易。他说：“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然而，该策略并未阻止北上的洋船。于是，乾隆断然实行封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其原因既是为维护东南海防，也是为保证广州洋行生意。
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水平和对外贸易信誉。在豪商巨贾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他们都是家业显贵、锦衣玉食、园宅华丽。十三行街成为当时的“华尔街”，大的商号拥有资产上千万银两，出现了一批世界级豪富。洋行巨头之一潘氏家族，长期操纵着对英国生丝贸易的市场。其豪华别墅临广州珠江而筑，堂皇气派，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在这里会晤。伍家豪宅与潘园交相辉映，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伍氏洋行与美商关系最为密切，这里出品的茶叶，通过美国旗昌洋行远销欧美各地。１９世纪中期，凡带有伍家图记的茶叶，在美国就能卖出高价。伍家资产在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约有二千万两白银，被当时的西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２００１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氏商人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之一。嘉庆年间，行商卢观恒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形成长期合作的利益关系，得以独占棉花交易市场。
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据记载，道光二年（１８２２）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商馆价值四千万两白银的财务，“火之大者，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由此我们可以略见十三行商馆的奢华。有位官员在上奏皇帝时说，由广东销烟引发的中外鸦片战争，其战火之所以绕开广州，与十三行商馆中囤积着大量外国公司的财富不无关系。
十三行行商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