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多么惬意的生活啊！
想象总是美丽的。但是，不行！政府里能人多着呐！早就识破你这些全真老道的奸计了。朝廷明确规定：躲在深山老林里修炼的道士，人数最多只能两三个，绝对不能超过三个！“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朱元璋的所说的重罪，绝对不像后来的死刑缓期执行，而是干脆地剥皮萱草！大伙儿看得清楚，不少官员只贪了些许银两，这人皮便亮晃晃地摆在衙门之外了。看到这架势，谁不要命还敢呼朋唤友去修什么仙呀？
道教被这一系列组合拳打得头昏脑胀，龙虎山张家除了头昏脑胀之外，还很有些肉疼。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政府命令，全国的和尚道士到京城去参加职业考试，不合格的不发给度牒。一家伙就革除了一大批吃八方饭的和尚道士。随便，还把张天师手中颁发度牒的业务给收了回来。大家都知道，这可是一门花差花差的买卖呀！
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从此绕过了龙虎山，直接地流进了国库里。张天师一家的心里，不知会疼成什么样子！但有什么办法？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张家这时还只知道心疼银子，没有料到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朱元璋不动声色地开始玩起了他的双手互博之术，表面上，他假惺惺地命张真人掌管天下道教，稳住正一派广大道教群众的人心。内里却是另有一番安排，他在京城专门设立了一个职官：道录司。官员计有：左右正一二人，左右演法二人，左右左至灵二人，左右元义二人。官不大，最高是正六品。但政府规定得很清楚，“道录掌天下道士，在外府州县有道记等司分掌其事。”
张天师上下大眼瞪小眼，不是交代俺们龙虎山掌管天下道教事务么？怎么突然间，冒了这么多政府官员出来？这万一出了事，谁出面说话算数？
有几个不懂事的小道士便愤愤不平起来，到底是下面的官员乱来，还是皇帝说话不算数？咱们不如闹将起来，到京城评理去。至少，也得问它个机构臃肿，职权不分之罪！——还好，这几个年轻火旺的家伙，被几个老道士在山门口死命拉住，这才没有闯下大祸来。
从京城的金銮殿上射出的那道阴戾之气，在龙虎山顶不停地盘旋。仿佛一朵浓重的黑云，低低地压在山头，不时还会劈下一两道闪电来。正一派的道士们无辜地看着黑云越压越低，满脸绝望，却是连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
事情到后来几乎到了荒诞的地步，据沉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有诎，凡火居道士，许人挟诈银卅两、钞五十锭，如无，打死勿论。”
火居道士，指的当然就是正一派的门下。沉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是一部可信度很高的史书，如果这一次的记载也属实的话，从中可以明白地嗅到到朱元璋对道士们的鄙薄厌恶之情。政府居然允许人们敲诈火居道士，只要是银卅两、钞五十锭以下就没有关系。如果道士不给钱，被打死了官府也不追究！
听到这道荒唐的律法之后，被集中在一间间孤独的道观里的道士们，恐怕再也不会嫌地方太挤了吧？
（七十五）
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与江西张、凤阳朱而已。江西张，道士气；凤阳朱，暴发人家，小家气。”
——张岱 《陶庵梦忆.孔庙桧》
当初张岱游曲阜孔庙的时候，有两件事情让他觉得很诧异。第一件事，他在那里看到一座楼，上面挂了一个大匾，上书“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张岱说，他当时的反应是“骇异之”。不知道这块匾现在还在不在？要是还在，我去了也会感到“骇异之”。这孔家的子孙没有文化么？怎么忘记了孔子的教诲，“不语怪力乱神”了？
第二件事是他发现，在孔氏的家庙中，孔家人用小木匾写了历代帝王的祭文，整整齐齐地挂在东西墙壁之上。但是，“庙中凡明朝封号，俱置不用”。张岱所处的朝代正是大明朝，但孔家人就是想显示那种清高（或者傲气）。本朝的东西俺们就是不用，要用就用“古”的。如果要挂上明朝的也可以，等明朝灭亡了再说吧！
张岱赞叹道，这样的做法，“总以见其大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大气，孔家人才有本钱不屑地说：“江西张，道士气；凤阳朱，暴发人家，小家气。”
凤阳朱的小家子气比较容易理解，历代的朱皇帝们，性格上多偏于阴戾，不具备前朝那种汉唐大气。孔家传人喜欢在背后说人闲话，是个很不好的习惯。不过，说凤阳朱一股小家子气，倒还真的一语中的。
令人奇怪的是，龙虎山张家，怎么在孔氏口中是“道士气”？张家本来就是道士嘛，未必还能嗅出一股和尚味来不成？孔家人用鄙夷不屑的语气，说出“道士气”这三个字来，的确很令人费解。
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道士气”吧！
道教在东汉末年兴起之时，基本上是杂乱无章的。清修炼丹者有之，如祖师爷张道陵；拉杆子造反者有之，如“太平道”的张角和天师道的张修；招摇撞骗卖弄者有之，如上门调戏孙策的于吉和调戏曹操的左慈。在这一时期，连什么是道教都还说不清楚，更不用提什么“道士气”了。
“道士气”的真正形成，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当时的人们一提到道士，立刻会在脑海中映出一个宽袍大袖，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形象。著名的灵宝派道士陆修静，与山水诗人陶渊明一起，到庐山东林寺拜访高僧慧远。三人清谈忘机，不知不觉跨过虎溪。留下了千古佳话“虎溪三笑”。当是时也，陆修静先生的那股脱俗的“道士气”，足令天下士人，个个悠然神往之！
到了唐朝之时，这股“道士气”依然还风行世间。在当时读书人的心目中，一个道士的气质和风度，应该是符合下面这首诗的描述：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
落叶空山，无际可寻。唐朝时候的不少人，出家修道，就是为了追求这种洒脱。那时的龙虎山天师们，也多不以富贵为念。第十五代天师张高大醉长安酒肆，携天师玉印，长笑而去的逸事，正是大唐盛世之时，“道士气”三个字最佳的写照。
如果曲阜孔家在这个时候嚼舌头说闲话，估计也不至于拿“道士气”三个字来嘲讽人吧？
但是，到了宋元之后，尤其是在明朝，事情起了变化。这个时期的道教，渐渐走入了一条死胡同。道士们要么眼光太高，只盯着金銮殿上那几个昏君的宝座。用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把皇帝骗得晕晕乎乎的；要么眼光又太低，拼命去迎合下层民众的迷信，专门去搞些装神弄鬼的勾当蒙钱。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可以算作是短线操作，缺乏长期的眼光。皇帝不是个个都好骗的。而下层的民众，稍微多受点教育，自然就知道狐狸只是一种不太讨人喜欢的小动物而已，用不着挥着桃木剑喊打喊杀。
这一点和尚们就做得比较好。下层民众的工作，他们做得不比道士们逊色。但与此同时，他们更注重发展自己的理论知识。就算那些鼻子朝天的孔子门生，也不得不承认，佛家的东西还是很有道理的。历来的儒学大师，如明朝大儒王阳明、陆九渊等，都从佛家那边吸取了不少功力。
随着教内人才的逐步枯竭，道教的理论慢慢地停滞不前。从明朝以来，越来越显得等而下之。儒家的读书人，往往带着冷笑，袖着手站在旁边，看着道士在昏君面前装神弄鬼地忙个不停。心里盘算着等昏君归天后，如何才能砍掉这颗戴着华阳巾的人头。
对于道士们的扶乩、捉鬼、算命、风水等勾当，真正的读书人更是不屑一顾。他们之所以还能容忍这些东西存在，一是觉得这些东西，多少可以对想做坏事的人起到吓阻作用；二来呢，下等人迷信，我等偏偏不信，更能显示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智力优势！——这大概也是历来儒家人士自己不信“怪力乱神”，却多半不反对家人相信的主要原因吧？
当代表儒家正宗传人的孔家人，和儒家读书人张岱相遇在曲阜孔庙，望着庭中千年屹立的古桧。一脸不屑地谈起龙虎山张家时，在他们的心目中，几乎同时出现一个满身“道士气”的形象：
一身油腻腻的道袍，许久未洗的长头发。七星冠，令牌，铜铃，桃木剑，掉了不少毛的拂尘；山羊胡子，满口黄牙，瘦削的脸庞，骨碌碌转动的、狡猾的小眼睛；满是香灰的桌案，半明半暗的蜡烛，纸钱，满庭院乱舞的黑灰，跪了一地的愚民……
张岱和孔家人一齐摇头轻笑，一种千年以来积淀而成的优越感，使他们眉目间神采飞扬。在他们的头顶，夕阳的最后一丝余晖，给古老的孔庙染上了最后一丝光彩。
——让张岱和骄傲的孔家传人始料不及的是，当龙虎山张家没落之时，曲阜孔家也没有多少可以骄傲的时间了。
落日的余晖，同样笼罩在龙虎山之巅。此时的张家，已经是高门大宅了。山下有数不清的良田，田间有无数埋头辛勤劳作的佃户。张正随先生当年“虽家贫而不吝”的窘迫生涯，早已成为了历史。
当人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的同时，生活也在悄悄地改变着人。
问题是，变得有钱了之后的张天师们，和别人见面的时候，还能够自称“贫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