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宣布西汉有纸的人本身不是考古学者，而是发现所谓“灞桥纸”的人，当时的专业水平并不能胜任处理这类重要的考古工作，再加上我国考古学传统有只重现象不重原因，只重器物不重相关背景的编史倾向，助长起一种倾心于追求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和越早越显赫的不正常心态，致使一些学者不愿意从事必不可少的、常常是枯燥细微而又默默无闻的材料收集分析工作，而醉心于追求急功近利的轰动效应，甚至不惜采取歪曲、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来达到这种目的。像这样仅仅依据一个遗址或少数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几件可疑纸状物来否定和改写历史定论的轻率做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任何重要发现的孤例都可能有例外，要做如此严肃的历史结论，科学工作者必须慎之又慎，在没有掌握充分而可靠的证据之前，切忌下任何断然的结论。
纸，作为书写材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传中国上古曾有过结绳记事的时代。那时，连文字也不曾有，更谈不上书写文字的纸张了。商、周时代文字已经成熟，可还不曾有纸，我们的祖先就想出了各种记录文字的办法。他们起初是把文字镌刻在乌龟的腹甲和牛、羊等动物的胛骨上。刻在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春秋战国以后，我们的祖先又开始使用新的记载文字的材料———简牍和缣帛。简牍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把竹子、木头劈成狭长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这种用作写字的狭长的竹片或木条叫做竹简或木简，较宽的叫做竹牍或木牍。简的长度不一样，有的长三尺，有的只有五寸。经书和法律，一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简上。写信的简长一尺，所以古人又把信称为“尺牍”。
面对考古界就蔡伦是否为造纸术发明人提出质疑一事。国内首家纸文化博物馆———陕西洋县蔡伦纸文化博物馆的高尚馆长认为，直至目前，尚无人能完全证实蔡伦不是我国造纸术发明人，而造纸术不管是蔡伦受前人启示借鉴，还是独创，他对世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高馆长说，不管哪一种观点，都要靠史实来证实。允许有争议，但争议需要古文献、考古挖掘来做充分的考证。就目前资料来看，蔡伦之前，尚没有加工植物纤维制成的纸浆，而蔡伦是有意识采用植物纤维来加工纸浆并规模生产的。而且，考古工作也可能会出现纰漏，比如在西汉的遗址上，也有可能出现东汉时期的物品，要证实其年代，还需要做细致的工作。高馆长称，此前，灞桥纸曾被作为我国最早的纸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后来由于缺乏史实依据，又从博物院撤了出来。所以虽有文物出土，提出观点前也应进行严谨的论证。
2．张大千究竟是功还是过
在1940年至1942年，国画家张大千两次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加起来约一年多。
当时，关于张大千如何“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种种流言蜚语，曾多次见诸报端。官方也曾一再地对张大千进行“查办”，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就曾给张大千打去措辞严厉的紧急电报：“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以示“严重警告”。接着，大批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奉命”对张大千实施“严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50年前的公案后来，甘肃省参议会立案控告张大千，说他“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而且，他们还要求甘肃省驻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也要对张大千进行“提案弹劾，就近查究”；要求南京政府对张大千“予以严办”，“以重历史文化而儆效尤”。最后，“最高法院”宣判张大千“无罪”。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和敦煌学诞生百年纪念之际，某报一篇长篇报道的刊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张大千是否破坏了敦煌壁画，也就成为了许多人争论的焦点。这篇报道里说：“罗华庆在回答记者询问时指出，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如今人们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而盛唐壁画因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划得面目全非。”“如此典型的被他剥损壁画的石窟还有第108窟、454窟等。”报道确定，“这些壁画的剥损是张大千所为”，而张大千这样做，不算是一种考古性质的举动。报道最后感叹说：“100年前，王道士为了整修莫高窟而向外国人出卖藏经洞文物，相隔40年，张大千一面宣扬敦煌艺术，一面却为了个人私欲随意剥损敦煌壁画，这是愚昧时代的两个悲剧。”对此报道，罗华庆认为是“有失偏颇”的。罗华庆说：“在接受该记者采访时，我只是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是一种破坏。’他的言下之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他并不是敦煌的“罪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永翘则认为，该篇报道不但没有“证实和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反而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用流言代替历史真实。这位张大千故乡的专家曾历经数年，行程万里，查档无数，对此问题作过全面的调查研究。“无数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张大千先生是清白的、无辜的，他没有破坏敦煌壁画”。“他对于敦煌艺术的功绩，将永载史册”。“张大千是有功的，他是研究敦煌壁画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人，他对弘扬、传播敦煌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樊锦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张大千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大千是敦煌罪人”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她认为，国内的敦煌学在不断的发展研究当中，粗略地划分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以张大千、黄子云、何正璜、鹤昌群等画家、专家教授为代表；解放后以常书鸿、段文杰等人为领衔人物；80年代后则是金维诺及更为年轻的研究人员。她说敦煌莫高窟是“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古代学术的海洋”，凭一己之力是无法研究敦煌学的，它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故此，她认为，张大千功不可没，正是他和后来的敦煌学权威常书鸿完成了交接。那么，最近关于“张大千破坏壁画”的消息是由何而来的呢？樊锦诗认为，这纯粹是听了“传说”，“我们敦煌研究院的人绝不会说张大千破坏了壁画。”她说，早在40年代，曾有“张大千破坏、偷盗壁画”的说法，最后闹到南京的“最高法院”，结果判定张大千“无罪”。现在这一说法，不过是“旧瓶新酒”罢了。如何解释现在敦煌壁画上遭破坏的痕迹呢？樊锦诗说，1965年她来敦煌时，莫高窟尚处于缺乏管理的状态，“乱得很”，更何况在40年代。当时，这里还曾用作马鸿逵骑兵的马厩；张大千来临摹壁画期间，人员进出很杂，谁也不能肯定说被毁坏的壁画就是张大千所为。樊锦诗一再强调，张大千至今留下的明显痕迹，只是对洞窟的编号，而编号是研究工作必须做的，现在他们研究人员也会给洞窟重新编号。她同时赞叹说：“他编号的书法雄浑有力。”
3．包公墓在何处
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取进士。他出生于999年，曾任州、县官，后升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病逝于1062年，终年64岁。包拯在一生仕途中，为官刚正不阿，执法严峻，权臣贵戚为之蹙额敛手。他任开封知府时，民间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包公写有《包孝肃奏议》，主张让百姓“衣食滋殖，黎庶蕃息”，“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包拯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阶段，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屡次兴兵南犯，宋朝统治者却只求歌舞享乐。包拯主张对外选将练兵，广储粮食，以抵御外侮；对内抑制宦戚特权，选用贤俊，广开言路，整饬吏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戚。他严格执法，铁面无私，敢于摧权折贵，为民伸冤，因此深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赞扬，称他“其声烈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内外皆不以其官称，而呼之为“公”，民间誉为“包青天”，可见包拯在世时，人们对他的拥护和爱戴。生前如此，死后亦如此，因此包公墓即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明代嘉靖三十四年修《巩县志》载，包拯墓在“巩县西宋陵”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时期版《河南通志》皆在此记载。“巩县西宋陵”即今河南省巩义市西南北宋王朝9个皇帝的陵墓，习惯称“巩县宋陵”，其中世人熟知的陪葬真宗陵侧的一座高约5米的圆形冢墓就是包公墓，这是人们原来普遍的看法，“巩县宋陵”也因此成为极负盛名的旅游胜地。
但十几年前，在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黄泥坝发掘出了包公及其夫人董氏墓、长子包绍夫妇墓、次子包绶夫妇墓、孙子包永年墓，淝水岸边出土的墓志铭确凿地记述了包公的生平，补充和修正了一些史实，也确切证实了此墓为包氏族墓。
为什么一个包公有两座墓，合肥包氏族墓为包公墓，这是有确切史料记载，那么巩义市的包公墓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巩义市包公墓是人们的臆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