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我们中国，直到现在也仍然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所以人们的不理解很正常。
其实在国际上，性骚扰这个词是在社会已经严厉打击各种强暴和公共场所的流氓行为之后才出现的。它指的是那些虽然够不上强暴和耍流氓，但是确实侵犯了他人的“性权利”的行为，而且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人之间，也不论是不是真的触及了对方的身体。因此，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在别人未表示同意的情况下，说“黄话”和讲“荤段子”。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调查的时候，首先解释了“性骚扰”这个词的意思。“性骚扰说的是：在您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别人对您做出性方面的动作，或者说一些性方面的话，使得您很不舒服。”因此，我们下面所统计和分析的所有情况，都是限定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我们首先们询问：“平时，您觉得您自己可能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性骚扰？”这是为了使那些根本不可能受到性骚扰的人免于再回答下面的问题。
然后，我们又询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带着性方面的意图，对您做出性骚扰的动作？（例如：动手动脚、耍流氓、占便宜等等）”这是为了考察“动作式的性骚扰”。
最后，我们又询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对您说过性方面的、使您很反感的话？”这是为了调查“言语式的性骚扰”。
当然，我们绝不是说，上述定义就一定非常完整毫无争议。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如果发生了某种行为，那么最重要要的是“主体”究竟是不是感受到了被别人骚扰，而不是局外人如何评价该行为。因此，可能有些人会感到，被别人“盯着看”也是一种骚扰；甚至对方表示好感或者求爱，也会被认为是一种性骚扰。可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要想了解这样的情况，问卷调查并不是最佳方法。因此我们也就只好按照我们所问过的问题分析下去了。
我们在调查中，把受到性骚扰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性骚扰是有动作的，就是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有人故意对自己做出性方面动作，例如：动手动脚、占便宜等等。它类似于耍流氓，但是无论在什么场合里都算。调查发现：仅仅在我们调查之前的一年里，在所有20－64岁的中国女性中，曾经被性骚扰动作侵犯过的占6.5%。如果仅仅统计城市女性的话，那么这一比例高达10.6%。在这些被行为骚扰过的女性中，有40％的人是被一个以上的人骚扰过。
第二种是受到言语的性骚扰，就是在自己不情愿地情况下，别人对自己说一些性方面的、使得自己很反感的话。调查结果是：在我们调查之前的一年里，在所有20－64岁的中国女性中，曾经受到过这样的性骚扰的人占13.8%。在城市女性中，这一比例高达15.3%。
这应该说是一种严重的情况。在我们这样一个已经把男女平等写进宪法50多年的国家里，在文明程度应该更高的城市中，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居然在不到7个女性中就有一个被言语骚扰过，不到10个就有一个被行为搔扰过，这并不是女性的悲哀，而是社会的耻辱。
关于性骚扰的西方理论
在西方学术界，性骚扰的定义是这样的：“通过语言或动作表达出来的、为人所不愿接受但确实受到的、常常是持续不断的对于性的关注”（斯塔德1996）。
西方学术界关于性骚扰的理论众多，其中最主要的有3种：进化心理学、女权主义理论以及综合了二者思想的一种整合模型。
1．进化心理学的观点
它的基本前提是：性骚扰的发起者常常是男性而受害者往往是女性。它把这一模式看作是生物机制的进化的产物。
它认为：在“生物机制进化”这一体系里，雄性和雌性在“与谁交配”这个问题上往往采用截然相反的策略：雄性往往喜欢那些更加年轻的、更有吸引力的雌性。因此，雄性之间就不得不互相争夺更高的社会地位，因为雌性总是喜欢那些年龄比她们大、社会地位更高的雄性。这样便产生了女性的偏好和对于特定伴侣的选择。
这些“动物界的遗传”都曾经对、而且将继续对人类的男性和女性的性行为产生影响（肯瑞克，1996，，24）[2]肯瑞克和科菲曾经研究过征婚广告。他们发现：女性倾向于选择那些年龄比她们大一些的男性。
其实，这种情况似乎在任何民族的任何时期都存在，而且似乎所有的男性都更加重视女性的性吸引力，而女性却重视男性的地位、权力和资源。
进化理论认为，这种择偶动机方面的男女差异，恰恰就是发生性骚扰的“进化方面的”原因。斯塔德注意到，根据这一视角，男性的权力只不过是达到一定的性目标的手段而已。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女性并不情愿，男性也可能采取强制的手段来实现性交（斯塔德，1996，61）。进化论者认为：男性已经在进化中形成这样一种心理机制，他能够非常敏锐地识别女性的生育潜力和生殖能力的信息，而女性的生育潜力和生殖能力也决定了她们会作出什么样的性行为（斯塔德，1996，70）。
因此，进化论者推测：至少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女性的年龄、身材、相貌和婚姻地位等等因素，在男性的眼中都变成了“参照变量”。如果伴侣是健康、纯洁的年轻女子，那么男性将来就会成为一个更加自豪的父亲。女性则相反。对她来说，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不十分重要，要紧的是她在身体和生殖方面的特征是不是足以吸引人。
当然，进化的视角并不排除环境的重要性。例如，男女之间互相交往和接触的机会多不多，会影响性骚扰发生的可能性。在过去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如果女性真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么男性想发动性骚扰，恐怕也找不到对象。
生物进化的视角也并不否认：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差异会导致男女出现不同的反应。例如，食物和资源是不是足够丰裕，往往会影响性骚扰的发生可能性。
不过，进化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性骚扰的起因，而不是它给受害者带来的后果。可是实际上，史玛慈（1996，235）注意到：男性的进攻性可能导致女性和婴儿的死亡。
我们中国人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同性之间也存在着性骚扰。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所谓“同性恋”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在西方历史上，基督教曾经一直非常严厉地打击同性恋，因此，西方人对于同性之间的性骚扰，比我们中国人敏感得多。
进化视角认为：同性性骚扰行为，更像是为了增加自己在生殖方面的成功并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式的性行为。例如，哈代就曾发现，在某些种类的灵长类动物的雌性中，自己如果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不仅可以使它们免受更具支配地位的雄性的骚扰和剥削，还可以使它们拥有干涉其它雌性生殖的特权。当然，哈代本人也承认，社会科学中有关女性相互竞争的资料非常之少，因此这个问题还难以定论。
在西方学术界，研究者们更加重视男性之间的竞争，可是现有的性骚扰的资料，更多是关于男性骚扰女性的。女性骚扰男性和男性骚扰男性的资料非常之少。如果仅仅根据对灵长类动物的观察来做出推断，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凡是在那些雄性为了争夺具有生殖能力的雌性而“大打出手”的物种中，性方面的同种二态性（类似“同性恋”）也就更加明显，“一夫多妻制”也就更有可能存在。反之，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中，雄性为争夺雌性而进行的相互竞争就会更少，相应地，体态上差异也就更小（斯茅，1995，19）。
此外，巴斯（1996，311）还指出：同性间的竞争与异性间的冲突紧密相连。例如，雌性之间的相互竞争往往并不是因为真的仇恨某个同性，而是为了使自己在交配选择中尽可能多地具有吸引力，以便“抓住雄性的眼球”。当然，人类的同性性骚扰是不是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是不是还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这些都有待研究。
2．女权主义的视角
斯塔德认为：女权主义对于性骚扰现象的解释，基本上是集中在最相近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上，比如权力的运作、文化和组织的压力以及社会化等等（1996，56），这种说法是恰如其分。一些女权主义者，例如麦肯尼，把性存在作为权力和统治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创造、组织、表达和引导欲望，并且创造出我们称之为“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存在物（麦肯尼，1982，516）。在麦肯尼看来，性骚扰就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背景中被强加的性要求（麦肯尼，1999，1）。她特别指出：这其实是为了把女性束缚于与男性的关系之中，从而使她们处于次要地位。在大多数女权主义者的论述中，性骚扰基本上被看作家长制权力运作的结果。被迫的性活动则被视为是一种机制，男性凭借这种机制来维持自己的经济权力和职业权力（斯塔德，1996，56）。
女权主义坚决反对用“性激素多”来解释男人所具有的更强烈的进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