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她们非常重视社会化在形成性别、性别角色上的强大作用（海德，1991）。如果套用她们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社会造就的。
海德（1996）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攻击性方面的差异，其实对于社会来说恰恰是适度的。她还发现，在手淫和对待随意性行为的态度上所存在的巨大性别差异，对社会来说也是恰如其分。也就是说，对于传统社会的维系来说，需要的恰恰就是：男性角色应该更具有攻击性、竞争性，体格更健壮和拥有更大的权力；而女性角色则应该更强调养育和屈从（伊格莉，1987）。因此，社会才把男女培训成这样的。
女权主义坚决反对进化论学者所提出的“脑性别”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男女的大脑构造不同，产生了认知上的差异。这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在性策略方面的差异。因此，随意的性行为就更明显的表现在男性身上（巴斯和史密特，1993）。女权主义者的理论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男性和女性在经过社会化以后，都接受了男强女弱式的“双重的性标准”，因此女性才会变得对性交的更为冷淡，而男性则更加随意。（摩瑟和汤姆肯斯，1988）可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如果女权主义终于不能否认男女的大脑构造与功能存在着差异，那么它们仍然是在逃避挑战。
与进化理论相比，女权主义理论更加重视性骚扰和性侵犯对于女性的损害。她们研究了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发现它带来了一系列恶果：道德被削弱、旷工增加、工作满意度下降、对机会平等的认同程度降低、个人交往遇到障碍、产生焦虑、情绪压抑、睡眠干扰和头痛（威尔士，1999，183）。在高度重视工作效率的西方社会里，这些发现也许更加有利于说服工作场所的主人去积极反对性骚扰。
女权主义观察性骚扰的视角，基于两性之间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她们认为：正是这些过程导致了男性的攻击性和男性对随意性行为的认同。同时，这也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权力结构（利特勒，1982；斯塔德和格特克，1991）。
女权主义的关于工作场所里的性骚扰的主要预测是：作恶者一般是那些拥有高地位的男性和在有组织的等级制度中拥有权势的男性。她们还暗示：个人的社会背景——比如文化程度、农村出身还是城市出身、职业、生活方式；以及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比如性消费资源的多少、卖淫范围的大小；都将直接影响到性骚扰的发生率。因此她们认为：性骚扰并不仅仅是男人的一种性发泄。它实际上是“权势的骚扰”。
同时，由于女权主义非常强调社会构建理论，因此她们使用“标签理论”来解释“性骚扰”为什么越来越多：传统女性由于性别角色的束缚，往往只把男人很少的行为标注为“性骚扰”，例如不到“耍流氓”的地步就不算。可是，随着女性对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的觉醒程度不断提高，她们将更多地把某些特定的言语和行为标注为“性骚扰”（威尔士，1999，173；约翰逊，1991；唐格瑞和哈耶斯，1997）。
可是，进化论者却提出了反驳。斯塔德和格特克发现：就双方的社会地位而言，如果“低男”向比自己社会地位更高的“高女”发动性骚扰，那么与“高男”向“低女”所发动的性骚扰相比，不仅成功的机会更少，而且被骚扰的女性也会更觉得受不了，更会说这是性骚扰（斯塔德，1996，77）。因此斯塔德坚持认为：由于“高男”可以给“低女”提供更多的潜在利益，所以“高男”的许多行为，就不被“低女”当作性骚扰。而这，恰恰是进化的结果。
3．整合模型——女权主义和进化生物学理论的整合[3]
史玛慈、格沃特和巴斯的著述，是这个理论方向的典型代表。
史玛慈和巴斯认为，无论女权主义还是进化生物学，都非常关注男性对资源和权力的控制，以及在这种控制的基础上所实现的对女性的性存在和生殖的控制。双方都关注3个问题：性、权力和冲突。争论的双方都承认：男性控制女性性存在的努力，乃是男性控制女性的努力的核心。只不过女权主义把这些现象视为理所当然的；而进化生物学通过解释家长制的来源增进了我们对这些现象的认识。认为，家长制比农业、文明和资本主义起源得更早。
史玛慈对除了人类之外的灵长目动物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在有些物种中，尽管雄性相对更强大一些，但是雌性仍然可以通过互相联合来反抗雄性的强制。而且，为了自我保护，一些雌性还与特定的雄性结成长期的关系。参考灵长目动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史玛慈构建了关于父权制（家长制）进化的6个阶段：
1.在人类祖先中，家族和女性同盟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的衰落，导致了女性抵抗男性侵犯的能力的衰落；
2.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之间的联合愈发巩固并被用来对付女性，于是便形成了男性和女性愈来愈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3.再往后，特别是从定居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以来，男性越来越牢固地控制了女性的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重要资源。这使女性不得不更多地忍受男性的侵犯；
4.接着，男人之间的社会安排越来越不平等，女性的性存在也就越来越容易受到那些处于政治金字塔顶端的、有权势的男性的性要求的伤害；
5.女性同时也被改造了。这促进了男性对资源和女性性存在的控制，从而强化了家长制关系；
6.通过构建一种性别意识，人类语言的发展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这种性别意识预设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男性的统治地位。
那么男性为什么要去控制稀缺资源呢？巴斯认为，这是由于在古代，女性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愿意并能够为她们的子女提供资源的男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家长制结构的建立是无可避免的。相反，它试图融合女权主义与进化理论各自的长处，共同解释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起源与现状。
如果这个整合的模型所推出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
第一，家庭和亲人对女性的支持，以及女性之间的联盟，将大大减少性骚扰的发生。
第二，性骚扰将更多地是针对独身的、年轻并富有吸引力的女性，而并不是已结婚的、年老的女性。
第三，从作恶者的角色来看，如果男性联合了起来而女性却处于分散的状态，更多的性骚扰便难以避免。
我们能够相信哪种？
我们的分析主要考虑了下面这些问题：
首先，女性是否比男性更容易遭到性骚扰？在日常生活中，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惧怕性骚扰？
其次，谁是性骚扰者？他们是否更可能是对女性受害者拥有权力的男性？
第三，哪些种类的男性和女性确实受到了性骚扰？受骚扰的女性是否年青、独身并且具有吸引力？或者根据进化的视角，她们是不是那种具有强大的生育力的女性，因此可能繁衍男性的基因？或者相反，像女权主义说的，遭到性骚扰的女性更可能首先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持有性别平等价值观的女性，因为她们更多地把生活中的某些事实标定为性骚扰？或者，同样根据女权主义的视角，受害者主要在男性的宏观控制之下从事文书、销售和服务工作的女人？
第四，那些更容易受到性骚扰的女性，是不是生活在大城市里而且经常在夜里远离自己的家庭？她们是不是居住在容忍商业性行为和色情作品泛滥的社区里？因为在这样的社区里，男性更容易把女性作为性的目标而不是平等的人。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
城市中的性骚扰多于农村中。
女性受到性骚扰的达到25％，比男性多大约三分之二。
女性受到两个人或者多个人性骚扰的可能性也更高，达到4％。男性中却只有1％多一点。
这说明：在中国，性骚扰也基本上是男性骚扰女性，而不是相反。这或许表明：如果被女性“言语调戏”或者“动手动脚”，更多的男性会感到高兴而不会认为是受到了冒犯。
男人和女人，谁更容易受到性骚扰？
我们发现，男人受到性骚扰的比例并不比女性少很多，但是性质却完全不同。在城市中，男性所受到的言语骚扰，有72.6％其实是来自男性。这种男人之间的言语骚扰主要发生在工人阶层里，很可能就是师傅们经常在性方面拿年轻工人开心取笑，结果小青年就撑不住了。相反，在农民、个体劳动者和其他阶层的男性中间，不见得这种情况就一定很少，而是这些阶层的文化并不认为这种开玩笑就一定是冒犯。
可是在城市女性中，言语式的性骚扰却有73.9％是来自男人。因此，如果只统计异性对自己的性骚扰的话，那么在城市女性中，有10.0％受到过行为搔扰，11.3％受到过言语骚扰。可是在城市男性中，这两个比例则分别只有3.4％和4.1％。这就是说，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男人对女性的性骚扰无疑是主要矛盾。
因此，相当多的女性能够感受到性骚扰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