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伤惨重。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吃了败仗。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多次被击败。这时明朝各路勤王兵将至，也先恐断其归路，连夜拔营北遁，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北京保卫战，确保了明朝京师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它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北京保卫战是一次壮举，是于谦人生中的最亮点。因此，于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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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门”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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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拥立新君、保卫社稷的贡献，但于谦此后绝无居功自傲、把持朝政的行径。然而有谁能想到，在北京保卫战八年之后，即景泰八年（1457），这样一位品行卓然的功臣竟然被押赴刑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砍头。这一切都源于明朝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宫廷政变——“夺门之变”。
北京保卫战后，也先考虑到军事行动不能达到目的，而明朝已经另立新君，手中的英宗失去了奇货可居的价值，遂改变策略，表示愿意将英宗送还，企图挑起明廷内讧，从中获利。景帝担心英宗回来后会威胁自己的皇帝宝座，本不希望英宗南归，然而朝中大臣多为英宗旧臣，要求景帝迎归英宗的呼声十分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景帝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派遣使臣迎接英宗还朝，并尊英宗为太上皇，居之于南宫。
皇位虽然保住了，但是景帝还是感觉到了威胁。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景帝盘算着更立太子。当年朱祁钰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由郕王即皇帝之位的，而在其即位之时，由皇太后发布懿旨册立英宗子朱见深为太子。这一举动说明，由朱祁钰即皇帝位是因为大敌当前国不可无长君，是从国家安危的角度考虑的，而并非出自私人原因；册立朱见深为皇太子，表示朱祁钰百年之后仍由英宗子朱见深嗣位，从而维护了明朝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景帝更立太子的事情并不顺利，朝中大臣和内廷宦官多有不赞成者。景帝为了达到目的，先后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用优厚的赏赐来拉拢重要的大臣。他加王文、杨善等人太子太保等衔，赐内阁大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收了皇帝的东西，这些大臣再也不好提反对的意见了。二是采纳黄竑进呈的“永固国本事疏”。黄竑，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因袭杀广西思明府知府而被捕入狱。为求自救，他派下属进京上奏请易东宫。景帝抓住这个机会，将奏疏发给朝臣讨论。大臣知事已至此，无人能够反对，王文等人先后签名同意。景泰三年（1452）五月，景帝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朱见深为沂王。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仅仅一年后，朱见济病死。景帝此时又无其他儿子，储位遂空。太子问题成为当时的敏感话题，一场复储风波也由此产生。景泰五年（1454）五月，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并在奏章中肯定了英宗的地位，希望景帝能改变对英宗的做法。景帝被震怒了，将钟同、章纶下狱，而钟同不久就被杖死狱中。景帝不立朱见深，是寄希望于能早日诞生其他的儿子。
更立太子和复储风波，成为夺门之变的诱因。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景帝身体素来不好，群臣请立太子以备不虞。于谦与多数人倾向于复立朱见深，司礼监太监王诚谋立襄王子。景帝不想更不愿再立他人之子为太子，推说自己只是小病，过几天就可以上朝了。
谁也没有想到，当景帝病重的消息传出后，一场阴险的宫廷政变便精心筹划出来。徐有贞、石亨等人秘密谋划，决定拥立困居南宫的英宗复辟。徐有贞是谁呢？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在北京保卫战前提议南迁的徐珵。因为南迁之议遭到否定和嘲笑，徐珵在之后的官场中混得并不顺利。他曾上下打点，希望能够得到晋升之阶，但没有得逞。阁臣陈循帮他出主意，劝他改名，于是徐珵改名徐有贞。徐有贞颇有智谋，成为夺门之变的主脑人物。石亨本来因罪削职，于谦请求皇帝赦免，并重用他为总兵官。可是，后来石亨跟于谦的关系也破裂了。徐有贞和石亨因共同的仇恨而勾结到一起，发动了一场阴谋。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晚，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率兵来到南宫。由于城门坚固，他们毁墙而入。徐有贞率众人拜伏在惊恐的英宗面前，请英宗复辟。在徐有贞等人的搀扶下，英宗入东华门，进奉天殿，此时已近凌晨。群臣正等待景帝视朝，听见殿中喧哗，感觉到有大事发生。这时殿门打开，徐有贞从里面走出来，高声对众人说：“太上皇复辟了。”群臣先是惊愕，随即入殿称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英宗改年号为“天顺”，废景帝为郕王。英宗命徐有贞入内阁，参与机务，加兵部尚书，石亨等人各有加封。原内阁诸臣皆被斥逐，陈循也不例外。陈循往日有恩于徐有贞，而这时徐有贞并没有救助他。
复辟当日，英宗就将于谦、王文等人逮捕入狱。但是想要杀掉于谦这样一位有功于社稷、为官清廉的大臣并不容易，必须要找一个听起来可以服众的借口。英宗在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用历史上惯用的“莫须有”手法，以“谋逆”的罪名将于谦处以极刑。所谓“谋逆”，是指于谦勾结黄竑更立太子和欲迎立襄王子。事实上，这些都是牵强附会和捕风捉影的事。当王文在狱中力辩无罪之时，早对情势了然于胸的于谦苦笑着对他说：“这是石亨等人的意思，分辩有什么益处？”其实，英宗心中也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十分犹豫，知道“于谦实有功”于朝廷。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夺门就没有正当的名义。”英宗这才下定决心。
据《明史》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mái）四合，天下冤之”。有个叫?ɡǎ)儿的指挥，本是曹吉祥部下，在于谦行刑的地方以酒来祭奠他，痛哭不已。曹吉祥非常生气，用皮鞭痛打他。第二天，他仍然祭拜如故。都督同知陈逵深感于谦忠义，收遗骸葬在北京城西。后来，于谦的养子于康将其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明末董其昌书于少保祠柱铭有云：
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
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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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祸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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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为什么会死？真的像徐有贞说的那样简单吗？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人骚客等都在寻找于谦的死因。虽然他们得到的答案并不相同，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于谦这样一个操守清白、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是没有理由血溅刑场的。然而于谦偏偏死了，给后世带来无尽的感慨。
于谦有“于青天”之誉，自奉节俭。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正统年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当时河南官吏入朝之时，必定携带大量的香帕、蘑菇等土特产，作为上下打点的礼物。于谦进京时，则是不带一丝一毫，空手而去，还特意作《进京诗》一首：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诗一出，立刻成为佳话，到处传唱。而成语“两袖清风”，正是出于此处。
北京保卫战，论功于谦为第一功臣。景帝知其清廉，特命给双俸。于谦上书固辞，说自己阖家良贱（连仆人都算上了）只几口人，原来的俸禄就足够了，还有剩余呢。而且现在边境、京城用费浩大，百姓有输纳之苦，军队也需粮饷，所以还是请求只支一俸。景帝因其房舍简陋，又赐宅西华门。于谦仍不受，言：“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景帝不许，他没有办法，就将皇帝赏赐的盔甲、玉带、玺书之类放在那里，一年去探视一次而已，自己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等到蒙难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这些赏赐的盔甲等物。接任兵部尚书的陈汝言，不及一年即败，收受的赃款巨万，与于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宗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了于谦说：“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大臣皆不能回答。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至天下承平，他又不贪恋手中的权力，多次请求解除权力。这样的风范，古今能有几人？于谦借副都御史罗通回京的机会，上疏请求专理兵部事务，令罗通总督军务，景帝不允。后来于谦得病，疏请石璞掌兵部事。景帝以兵部事务繁忙，石璞初任，仍令于谦执掌。景泰朝，曾有人说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之鸣不平：“日夜为国分忧，不要钱，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这样的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众大臣皆默然无言。
正是这样一位有操守的大臣，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夺门之变后，是哪些人希望于谦被押送刑场呢？主要有两人：徐有贞和石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