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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在重文轻武的明代政权中,任何一个武臣都将注定是孤独的将领。黄仁宇先生说:“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外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武将不但事事受到文官以及太监们的钳制,而一旦退休后也得不到妥善的安排。对于一个北部边境长期受到蒙古骑兵骚扰的明王朝来说,轻视武将与重视边防恰成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这对矛盾一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得到解决。当然,明王朝也出现了一批善于指挥作战的文臣,如于谦、王越、杨一清、王守仁、袁崇焕、孙承宗等,但是,这些文臣毕竟只是个体,不足以支撑整个军事防御体系,重文轻武的政治特点依然成为明代边防的的致命伤。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六世祖戚祥随着朱元璋的义军南征北讨,最后战死在云南。从此,戚家就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戚继光在家庭的熏陶下,自小就读书习武,并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父亲戚景通去世时袭职,时年十八岁。明制,指挥佥事的品秩是正四品,相当于文官中的知府一级。应当说,十八岁的戚继光承袭此职后,应当是少年得志了。但是,他还有更高的追求,并不想躺在先人留下的资本上睡大觉。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参加在山东举行的乡试,中了武举。据明末学者许孚远的介绍,一般参加武举的人,通过第一场马上射考试的仅十分之七,通过第二场步下射的仅十分之三,再通过策论考试的就仅为二十分之一了。因此,戚继光中武举,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根据嘉靖初年所定的制度,每年十月举行各省的武举,次年四月即举行武会试。中举后的戚继光在次年的会试中并不顺利,恰逢蒙古俺答部大举入侵,进逼北京。应试的武举子们,便由朝廷组织,临时参加防御工作,并留在北京,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这年夏天,戚继光升任为署都指挥佥事一职,成为山东都指挥使司的一名官员,秩正三品。离开京城前的戚继光,曾赋一诗,名为《马上作》。诗云: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戚继光后来的岁月,确如这首诗中所言,一生戎马倥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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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倭: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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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的居民来说,倭寇就像是一个梦魇(yàn),长期让他们无法有安定感。戚继光生活的山东沿海地区,素来就是一个不平静的地域。从元代末年起,这里便经常受到倭寇的骚扰。他的先辈世袭的登州卫,也是山东海防的前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是十九岁的戚继光在读兵书时于空白处无意中写下的。也许,这种很随意的创作真正反映了戚继光的理想。面对骚动不安的海疆,戚继光的内心,充满着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一种光宗耀祖的奢想,而是保国为民的理想。所以,当嘉靖三十二年戚继光被任命为署都指挥佥事,专任山东防倭之责时,他获得了实现其理想的最佳机会。此后的十余年中,他先后在山东、浙江、福建等地御倭。然而,相对于浙江、福建等地来说,山东的倭患相对较轻。戚继光在山东所能做的,多半是整顿军纪,加强防备。真正能展现他的军事才能的地方,是后来在浙江和福建的抗倭战场。

            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天,戚继光来到浙江,任浙江都司佥书,管理军队的屯田事宜。当时,浙江沿海的倭寇非常猖獗。嘉靖三十二年,曾有一队四十余人的倭寇因为失落了船只,便上岸抢劫,窜入浙江平湖、海盐等地,杀死大批官军,然后从容夺船出海。嘉靖三十四年,又有数十人的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转掠杭州附近,又经淳安深入南直隶的歙县,迫近芜湖,再绕了一个大圈,转回宜兴、武进,一路杀人越货,虽然最终被歼,但被他们杀伤的据说有四千人之多。要知道,南京当地驻军按额有十二万,居然听凭这么一小股倭寇横行内陆。所以,黄仁宇先生说:“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由此可见,当时明军已经腐败,缺乏战斗力。

            倭寇的滥杀,给东南地区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也激起了他们的无限愤慨。嘉靖年间,有一个文人名叫丰坊,每有余钱,必请道士来斋醮以诅咒倭寇、假道学和伪禅僧、蚊虫和跳蚤。一些孔武有力的义民,纷纷组织武装自保。明朝政府倒也不可谓不尽力,先后撤换了数位官员,又征调河北、山东、广西等地的客兵入浙江平倭。但是,客兵对于抗倭毫无积极性可言,往往临战奔逃,又趁机勒索抢夺平民。因此,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宁遇倭寇,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逃,遇兵不得生。”明军在与倭寇交战中,有时还杀戮平民来冒功。

            这时,一个比较能干的官员出现了,他就是胡宗宪。从嘉靖三十三年起,胡宗宪就参加了东南地区的御倭战争,并越来越发挥重大作用。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戚继光向胡宗宪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使得胡宗宪对刚来浙江的戚继光非常赏识。在胡宗宪的推荐下,戚继光被擢升为参将,镇守浙江沿海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三府靠近海滨,防倭任务艰巨。因此,这一任命,将戚继光推到了抗倭战争的风口浪尖上。此后,戚继光先在龙山所战役中初步显示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后在台州战役及福建战役中重创倭寇,立下赫赫战功,狠狠打击了倭寇的气焰。

            龙山所在浙江慈溪县境内,位于县城的东北面临海处,隶属观海卫。在龙山所的东面是舟山群岛,倭寇频繁在此出没。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下旬,一支约有八百余人的倭寇窜入慈溪沿海,攻到了龙山所。当时,参将卢镗和游击尹秉衡率兵前往迎敌。新近上任的戚继光也整军参战。猖狂惯了的倭寇丝毫也不将素来孱弱的明军放在眼里。三个倭酋率倭寇向着人数占优的明军攻来。明军竟然抵敌不住,连连溃退。戚继光深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遂跳上一个高处,张弓搭箭,一连三箭将三个倭酋射倒。这三箭,显示出戚继光武艺高强。倘若我们还记得他曾经中过武举的话,就不会奇怪了。戚继光这三箭,稳住了明军的颓势。明军立定脚跟,开始向倭寇反攻。倭寇见讨不到便宜,便立即撤退。这虽然只是一场普通的战斗,但是戚继光的勇武,已经为人所知。据戚继光儿子所作其父年谱中说,“是役也,兵无专统,谋不佥同,且家严(指戚继光)职为新设,兵属旧辖,方欲训练而寇适至,赖三矢而退,诸部兵咸服其勇略”。

            但是,戚继光在这一战役中肯定也清楚地认识到明军的弱点。原先的卫所部队已经不堪迎敌,于是他向胡宗宪提出训练新军的想法。在这份建议中,戚继光尖锐地指出明军的弊病:“现在,官兵们都不听指挥,很少训练,军心不稳,军令不知。行军也不带军粮和炊具,打战时又没有号令,驻守时也不筑营壁。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抵挡武艺高强、身经百战而且有必死之心的倭寇呢?”戚继光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抛开原先的旧军,重新练就一支新的军队,以御倭患。据说,胡宗宪初见戚继光的练兵建议时,将它往地上一丢,说:“我以前也练过兵,浙江兵如果可练,我早就练了,还等你来。”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戚继光之前,练兵的呼声并不低。俞大猷、谭纶等将领都提出过练兵之建议,胡宗宪甚至曾募勇士千人,日夜训练,但收效不是很大。不过,胡宗宪最后还是同意了戚继光的练兵建议。然而,戚继光还未来得及实施其练兵想法,而倭寇与明军之间爆发了岑港之战。

            岑港之战发生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此前,倭寇因其最突出的领袖“五峰船主”王直已被胡宗宪诱捕,气焰被打下去许多。以毛海峰为首的余倭盘据岑港,声称要替王直报仇。岑港位于舟山岛的西面,周边罗布着为数不少的岛屿和港湾,地势复杂,易守难攻。从嘉靖三十七年春,胡宗宪即调兵遣将,准备围攻岑港,肃清残寇。戚继光受命率所部参加战斗。夏天,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大批倭寇又至台州、温州沿海。戚继光受命自舟山西援台州,而后跟踪倭寇至温州,在盘石卫(在今乐清县境内)的乌牛、十里桥、白塔连打了几个胜仗,迫使倭寇向大洋逃遁,不敢再犯。戚继光在秋天的时候重新参加围攻岑港的战斗。

            由于此役长时间没有进展,朝廷将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把总刘英都撤职,严令他们戴罪立功,限一个月内拿下岑港。随着限期的一天天接近,明军与倭寇的交战也越来越剧烈。最终,戚继光身先士卒,率兵猛攻,明军以极大的代价拿下了岑港。残寇被迫逃往舟山岛北面的柯梅山中。收复岑港后,戚继光官复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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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倭: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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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继光在御倭的战争中担当越来越重大的责任,他开始实现当初提出的练兵计划。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在浙江义乌县招募了一支三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全由经过严格挑选的农民、矿工组成,组织严密,仅仅训练几个月,便成为一支以一当百的劲旅,号称“戚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