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
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
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
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
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
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
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
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
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
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
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
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
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
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
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
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
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
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
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
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
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
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
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
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
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
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
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
有赞语。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
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
惟《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通鉴》实际情况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
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
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
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
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
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
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
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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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通鉴纪事本末》
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
（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
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
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
书。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
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
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
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
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
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
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
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
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
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
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
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
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
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
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
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
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
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
《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
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
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
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
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
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
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
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
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
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
“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
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
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
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
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