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
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
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
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
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
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
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
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
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
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
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
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
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
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
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
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
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
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
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
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
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对
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
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
《通鉴纪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曾
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这两种版本，一种有论，
一种无论，还是容易区分的。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
例如：《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
纪事本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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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通志》
“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
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
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
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
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
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
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
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
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
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
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
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
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
（《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
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
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
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
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
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
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
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
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
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
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
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
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
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
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
《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
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
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
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
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
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
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
“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
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
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
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
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
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
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
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
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
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
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