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时，他祖父根据《诗经》中“鸿雁不定期宾”，为他取的字是“雁冰”。后来，他曾写作“宾”、“燕斌”，此时又据谐音写作“雁冰”。1919年11月18日，《学灯》上刊出《沈雁冰致虞裳》（通讯），可以认为是他以字代名，正式使用“沈雁冰”这一名字的开始。
“五四”之后，《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时学沈雁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及“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介绍进来，但十分吸引人，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
他又写道：“也是在这种求真理欲的驱使下，我还译过两篇尼采的东西……，还写了一篇介绍尼采的文章《尼采的学说》，登在1920年初的《学生杂志》上。”
“五四”时期的沈雁冰，就是这样一个青年：热爱工作，爱好文学，追求真理，勤奋写作。
十、革新《小说月报》
沈雁冰在加入上海共产党小组不久，商务印书馆当局决定适应“五四”以来的新潮流，全面革新《小说月报》。由于在这之前，他已为《小说月报》半革新的几期撰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论》等文章，实际主持了该刊“小说新潮”栏的编辑事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就约他谈话，在座的还有陈慎侯。
“王莼农已辞去《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的主编。这一年来，你帮助这两个杂志革新，写了不少好文章。我们想请你担任这两个杂志的主编，不知沈先生可有意见？”
高梦旦说。
沈雁冰略思索一下说：“承蒙馆方看得起我，但我只能担任《小说月报》的编辑，《妇女杂志》不能兼顾。”
高梦旦还想劝学雁冰兼任。高级编审、他的智囊陈慎侯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他便不再提这件事了。又问：“沈先生，你全部改革《小说月报》，有哪些具体办法？”
“让我先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再提办法，现在还说不上。”
“好的。你就立刻去办吧。”高梦旦最后说。
沈雁冰向王莼农了解后，发现存稿全是“礼拜六”派的，林琴南译的小说稿也有十几万字。就向高梦旦提出：一，现在稿子都不能用；二，全部改用五号字（原为四号字）；
三，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
高梦旦与陈慎侯商量后，全部接受他提出的意见，但提醒他：明年一月号的稿子，两星期后必须开始发排，四十天内结束，一月号才能准时出版。
沈雁冰立即着手组稿。他不担心论文和翻译的稿件，只担心创作的。心想，北京有鲁迅，几年前我就读过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真是好作品！可是，我同他素不相识；还有周作人，他写的文章也是极好的，但也未交往过；忽然他想起了王剑三（王统照），这个人的《湖中夜月》，是我给他发在《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十号上，何不写信给他，让他帮我联络一下呢？他当即寄出一封快信，告诉王剑三：《小说月报》即将完全革新，由他主编，请尽快写稿并约熟人稿子。
几天后，他竟收到了郑振铎给他的信。当时，他们两人还未见过面，互不认识。郑振铎说他是王剑超大型的好朋友，看了来信，大家都愿意供给稿子，并说他们正在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叫“文学研究会”，发起了是周作人等，邀请沈雁冰参加。
这封信，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在这年最后一期的《小说月报》上，他拟写了《本月刊特别启事》五则，第一则说：“近年以来，新思想东渐，新文化已过其建设的第一幕，而方谋充量发展。本月刊鉴于时机已至，亦愿本介绍西洋文学之素志，勉为新文学前途尽一分之天职。自明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本月刊将尽其能力，介绍西洋之新文学，并输进新文学应有之常识。面目既已一新，精神也当不同。”
第五则启事则宣布：“本刊明年起更改体例，文学研究会诸先生允担任撰著，敬列讲先生之名如下：周作人，瞿世英，叶绍钧，耿济之，蒋百里，郭梦良，许地山，郭绍虞，冰心女士，郑振铎，明心，庐隐女士，孙伏园，王统照，沈雁冰。”
1921年1月10日，第十二卷第一号《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沈雁冰在他执笔的《改革宣言》中写道：“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介绍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一的艺术，两无所袒。必将忠实介绍，以为研究之资料。”但是，“就国内文学界的情形言这，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所以“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这个宣言，第一次在中国新文学界高高地举起了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的旗帜！
第一号刊出了周作人、沈雁冰的论文和评论，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等人的六篇创作，耿济之、孙伏园、王统照等人的译人，以及郑振择的“书报评介”和沈雁冰自己写的“海外文坛消息”。
《时事新闻》副刊《学灯》的主编李石岑读了这第一号，写信热情赞扬，并提出了一些希望。
沈雁冰写信表示感谢，他说：“中国的新文艺还在萌芽时代。我们以现在的精神继续做去，眼光注在将来，不做小买卖，或者七年、八年之后有点影响出来。”并且说：“我敢代表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作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
这，就是新文学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的沈雁冰的抱负：让中国的新文学走向世界！
《小说月报》革新后，销数直线上升：5000──7000──10000，……商务印书馆地各地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商务印书馆的顽固派老板长期来憎恨新思想、新文学，此时竟在金钱驱使下屈服了。
十一、反击“礼拜六派”
沈雁冰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会员的支持下，把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办得生气勃勃，吸引了社会各界读者，尤其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
鸳鸯蝴蝶派文人不甘心失掉《小说月报》这个地盘，他们或撰文发难，或暗中诽谤，扭成一股势力向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和沈雁冰个人发起了攻击，企图夺回《小说月报》的编辑大权。
这样的攻击，是沈雁冰意料中的。不过，他心里仍很苦恼。1921年9月21日，他给周作人写信，叙述了自己的心情：“《小说月报》出了八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起了特别意外的反动，发生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最想来好笑的是因为第1号出后有两家报纸来称赞而引起同是一般的工人的嫉妒；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搅了这捞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夹搭的事，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味了，我这里已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
后来，沈雁冰又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因为编译所长高梦旦不同意，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
1921年夏，高梦旦因自己不懂外文，主持编译所事务感到力不从心，征得张元济同意，到北京去请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胡适于7月来到上海，但他说要先了解一下编译所情况，再作决定。第二开，他在编译所会客室轮流“召见”所内的高级编辑和刊物主编谈话。
沈雁冰也被“召见”。他从来没见过胡适，但他早从陈独秀那里知道，在北京大学的教授中，胡适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因此不胡适让他坐下后，他只回答胡适的询问，不想多谈。他观察胡适，只觉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他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心想：“这倒象征了胡适的为人。”胡适经过一番了解，不愿担任编译所所长，就推荐王云五来。他说：“王云五既有学问，也有办事才能，比我强得多。”据茅盾分析，胡适自己不干而推荐王云五，“他一方面既可以仍然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名教授，门墙桃李，此中大可物色党羽，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遥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王云五的幕后操纵者。胡适深知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什么学问，是他可以操纵的。”商务当局的保守派对王云五很中意，沈雁冰和其他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编辑则看不起他。
1922年7月，沈雁冰写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在《小说月报》上刊出，批判“礼拜六派”。当时一些专写爱情小说的作家，他们在小说中常用“三十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滥调。因此人们称这派作家为“鸳鸯蝴蝶派”。又因为这派作家发表作品的最老的刊物是《礼拜六》，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礼拜六派”。《小说月报》在革新之前发表的小说，都是“礼拜六派”的作品。茅盾当了主编之后，把原来已经决定刊用的多篇“礼拜六派”的小说稿封存入库，招致了“礼拜六派”文人的百般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