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撰写这篇评论，批评“礼拜六派”写得最多的恋爱小说或家庭小说思想，无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各色各样的翻版而已。茅盾的文章义正词严，击中了“礼拜六派”的要害，因之他们对他“恨之更甚”。“礼拜六派”就对商务当局施加压力，商务当局中的保守派就让王云五去威胁沈雁冰。王云五自己不出面，派了一个姓李的秘书来，架子十足地说：“沈先生，王所长近日风闻《礼拜六》将提出诉讼，要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所长希望你在《小说月报》上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的道歉。不知尊意如何？”
“什么，要我们道歉？绝对办不到！王所长应该知道，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一年之久，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我们早就应该控告‘礼拜六派’；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不敢做的事情！”沈雁冰理直气壮地说了这番话。
对方一时语塞。
沈雁冰又说：“哼！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当局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看‘礼拜六派’还敢不敢打官司！”
姓李的心里清楚，沈雁冰说的“四大副刊”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北京《晨报》和《京报》的副刊。要是他真的这么行事，那可招架不住，便恐慌地连声说：“沈先生，事情且不可闹大，不可闹大。”
说完就急忙打开门，灰溜溜地走了。
王云五不肯罢休，派人检查《小说月报》发排的稿子。沈雁冰发觉了这事，怒冲冲地去向王云五提出抗议：“当初我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馆方不得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二是我辞职。”
“沈先生，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嘛。”王云五说。
“没什么好商量的！”沈雁冰扔下这句话，就离开了王云五的办公室。
王云五与商务当局研究后，答应沈雁冰辞去《小说月报》的主编，但是坚决挽留他仍在编译所当编辑，并说明：做什么事，由他自己提出，馆方一定尊重他的意见，而且决不用别的编辑事务打扰他。《小说月报》的主编由郑振铎接替，从1923年1月号起。第十三卷十二号仍由沈雁冰编完。商务当局选择郑振铎，是国为“郑振铎亦文学研究会人，商务借此对外表示《小说月报》虽换了主编，宗旨不变。”
沈雁冰后来曾写道：“当时我实在不想再在商务编译所工作，而且我猜想商务之所以坚决挽留我，是怕我离了商务另办一个杂志。”
他的情况，被陈独秀知道了，就劝他说：“雁冰，你现在若离开商务，中央就得另找联络员，但是暂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看你还是留在商务编译所吧。”
沈雁冰想，既然党的事业需要，那我就暂时留下，以后再说。他又向王云五提出：“在我仍任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内任何一期的内容，馆方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和你们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听了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沈雁冰为此撰写了短评《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伤口么？》，特意署名“雁冰”，刊登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一号的社评栏内。这篇评论是掷向“礼拜六派”的又一把锐利的匕首。沈雁冰在文章中说他不同意有些人把“礼拜六派”看作是“旧文化旧文艺”的代表，并且引了北京《晨报》副刊上子严写的《杂感》，猛烈抨击“礼拜六派”一流“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纵欲的人生观”，“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这样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他大声疾呼：“我们为要防止中国人都变为‘狷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礼拜六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在同一期的社评栏内，还发表了沈雁冰写的另一篇短评：《反动？》。他指出，“礼拜六派”的通俗刊物泛滥，这不是“反动”，而是“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了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发泄”。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治标不如治本，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常常替可爱的青年指出‘通俗刊物’里的误谬思想与浅薄技能，一方面亦要从根本努力，引青年走上人生的正路。”
写了这两篇评论之后，沈雁冰感到反击“礼拜六派”的痛快。他在晚年写道：“同一期的《小说月报》接连两篇社评都正面抨击‘礼拜六派’，可以说是我在离职前对王云五及商务当权者中间的顽固派一份最后的‘礼物’。”
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也都发表文章，对“礼拜六派”进行了连珠炮似的反击。连成仿吾也在《创造季刊》上写了一篇《歧路》，对“礼拜六派”狠狠地开了一炮。
在沈雁冰和其他新文学战士的反击下，“礼拜六派”虽未彻底垮台，也噤若寒蝉了。
这场反击“礼拜六派”的斗争，影响深广。作家黄源说：“茅盾同志1921年主编《小说月报》，他一手把原是鸳鸯蝴蝶式的《小说月报》，改革为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着重翻译的，是注意于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月刊。……这真是一次文学革命，对近代新文学史具有划时代的开导作用。……茅盾同志继《新青年》之后，给予其致命的打击，使鸳鸯蝴蝶派从此一蹶不振。当时象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从此都摆脱它的影响，开始接受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教育。”
一五、领导罢工
“五卅”运动发生后，沈雁冰心得不可开交。他和韩觉民、杨贤江等三十余人发起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参加讲演团奔赴各校讲演，又和郑振铎等人一起冒着生命危险，负责编辑《公理日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党支部书记，他还肓负着领导职工罢工的重任。
6月21日，天刚蒙蒙亮，他就草草吃过早点，匆匆向虬江路广舞台走去。他想，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势在必行。我和杨贤江是馆里党组织的负责人，担子不轻。虽然发行、印刷、编译三所和总务处的党员同志不少，但要取得斗争的胜利，还是要周密考虑，谨慎从事。
商务印书包工会成立大会在8时正开始了。几千名职员、工人，在热烈的气氛中选出了包括沈雁冰在内的二十三名执行委员。
会后，沈雁冰去参加临时党团会议。徐梅坤对他说：“我们党决心发动这次罢工，是要重振5月30日以来因受压迫面趋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党中央派我和你们一起工作，具体领导馆内的这次罢工……”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们正要裁减一批职工，引起了职工们的强烈不满。
8月19日，共产党员廖陈云（陈云）、章郁庵先在发行所串通低薪职工秘密集会，布置罢工。
这事不知怎么被老板侦知了，抢先在8月21日贴出布告：“……本年内因种种影响，本馆所受损失甚大。现当秋季开学，正是各书店营业旺盛之时，请职工勤勉从公，公司同人应同舟共济，休戚相关……”
“商务”当局还允诺给发行所职工加薪一成。
职工并不为这种“空头支票”所动。临时党团商量后，就由廖陈云、章郁庵等人和一百六十多名职工代表在当晚开会讨论，决议罢工。廖陈云被推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第天，罢工开始了！印刷所、总务处也响应。要求声援，采取一致行动的信件，向商务印书馆设在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个分馆的职工飞去。
沈雁冰和其他共产党员站在罢工斗争的前列。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磋商、研究、联络、组织。
23日下午，沈雁冰和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组织了四千多名罢工的职工，云集东方图书馆俱乐部门前广场上，由廖陈云主持大会。大会决定向“商务”当局提出：“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职工之权”，“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废除包工制”，“优待女工”。
会后第二天，编译全体职工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的大联合罢工实现了！
由“三所一处”罢工职工推选出的十三位代表，组成了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沈雁冰作为临时党团的主要成员，兼任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他为了集中精力领导罢工，搁下了编写《文学小辞典》的工作，从繁忙的编译业务中脱出身来。
徐梅坤经常和他研究罢工的策略和措施。
商务印书馆当时对外宣称“文明机关”，馆方常以馆内职工“待遇优厚”、“劳资间感情融洽”而自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