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洛夫的声音又中断了。
“唔，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的好朋友，”母亲打岔地说；“要不然，那匹黑色的小马又要出现了。”
“啊，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不要跟我说到它！”哈尔洛夫呻吟地说。“那是我的死期到了。再见吧。我的少爷，后天我可要等待您大驾光临啊。”
马丁·彼得罗维奇走出去了；母亲望着他出去，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这不会有好结果，”她小声说，“不会有好结果。”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眯起眼睛，好像在避开太阳光一样；你要知道，这是凶兆。这种人每逢心里不愉快的时候，灾难就会趁机来威胁他。后天你跟维肯季·奥西波维奇和苏威尼尔一块儿去吧。”
十一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们那辆六匹深褐色马拉的、四个座位的家用大马车平稳地驶到我们宅子的台阶前，车夫台上坐着那个当过“御车夫”的领班，灰白胡子的胖子阿列克谢伊奇。哈尔洛夫着手办的事情的重要性，和他邀请我们的庄重态度影响了我的母亲。她亲自吩咐套上这辆特别的轻便马车，还叫我和苏威尼尔穿上节日的衣服：很明显，她要尊敬她的protégé[13]。至于克维钦斯基，他一向总是穿燕尾服，打白领带的。一路上苏威尼尔像喜鹊似地说个不停，哧哧笑着，谈论他的姐夫会给他什么，接着又骂他姐夫是傻瓜，是妖怪。克维钦斯基是一个阴沉的、容易激怒的人，他终于忍耐不住了。“您尽瞎扯这种没有意思的废话，”他带了很重的波兰口音说起来，“何苦呢？难道您不说这些‘对什么人都毫无益处’〔这是他的口头禅〕的废话，就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吗？”“好，麻上（马上）不说，”苏威尼尔不高兴地、含糊不清地说，便把他的斜眼移向小窗了。不到一刻钟，在新马具的细皮带下面稳步跑着的马刚冒出热气的时候，哈尔洛夫的田庄已经看得见了。我们的马车穿过大开的门，驶进了院子。骑在前排左马身上的小马夫（他的腿垂下来还不到马身体的一半）发出一声孩子气的尖叫声，最后一次在柔软的马鞍上跳起来，同时老阿列克谢伊奇的双臂便张开，微微地举起，一声轻轻的吆喝声，我们的马车便停住了。不见一只狗带着狂吠出来迎接我们，那些敞开长衬衣、微微露出大肚皮的家仆的男孩们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哈尔洛夫的女婿在大门口等着我们。我记得，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仿佛像在“三一节”[14]似的，插在台阶两边的小白桦枝子。“锦上添花，”苏威尼尔哼着鼻音说，他最先跳下了马车。果然，一切都现出庄严的意味来。哈尔洛夫的女婿系上一条结着缎子蝴蝶结的长毛绒领带，穿一件非常窄小的黑色燕尾服，他背后出现了马克西姆卡，他的洒上克瓦斯[15]的头发湿得直在淌水。我们走进客厅，便看见马丁·彼得罗维奇一动也不动地屹立——真是屹立——在屋子当中。我不知道苏威尼尔和克维钦斯基看见他巨大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却有一种类似肃然起敬的感情。马丁·彼得罗维奇穿一件黑色高领的、灰色哥萨克宽大上衣，这也许是一八一二年他在民团服务时的制服吧，胸前佩着青铜勋章，身边挂了一把马刀，左手按着刀柄，右手撑在铺红毡的桌子上。这张桌子上放了两张写满字的纸。哈尔洛夫动也不动，连气都不透一口；他的态度显得多么尊严，他对他自己，对他那种无限的、而且无可置疑的权力又是多么相信啊！他只是点点头来欢迎我们，一边声音嘶哑地说：“请坐！”——用左手的食指指着一排椅子。客厅里右面墙边，站着哈尔洛夫的两个穿礼拜天服装的女儿：安娜穿了一件丁香色带绿色的里面一样的衣服[16]，束了一根黄色绸带；叶芙兰皮亚穿一件镶深红色边的粉红色衣服。日特科夫站在她们旁边，他穿了一身新制服，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平时那种迟钝而又贪婪的期待神情，他那多毛的脸上冒出了比平常更多的汗珠。客厅里左面墙边坐的是神父，这个老人长着一头褐色硬发，身上穿了一件鼻烟色的旧法衣。这种头发，无精打采的、没有光泽的眼睛，生茧的大手（这双手似乎是他自己的重负，像一堆石头似地压在膝盖上），和法衣下露出来的一双擦过油的皮靴——这一切好像在诉说他那没有欢乐的、辛苦的生活：他的教区是很穷的。坐在他旁边是县警察局局长，一个肥胖而带苍白色、邋遢的绅士，有着肥软而短小的手和脚，黑眼睛，修剪得整齐的黑色唇须，脸上经常带着虽然快乐、却毫无意义的微笑：照当时的说法，他是出名的大受贿者，甚至是个暴君；但是不单是地主，就是农民也跟他很熟，而且都喜欢他。他非常随便，而且略带嘲讽地朝四周望望：看得出来，他觉得这整个“手续”都很可笑。他感到兴趣的，事实上只有就要端上来的冷菜和伏特加。可是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书记官（这是一个干瘦的人，有一张长脸，从耳边到鼻端的中间留了一片窄窄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代流行的连鬓须），却全神贯注地参加马丁·彼得罗维奇主持的仪式，他那双严肃的大眼睛牢牢地盯住马丁·彼得罗维奇；由于聚精会神和同情的缘故，他一直在动、在扭他的嘴唇，却并不把嘴张开。苏威尼尔先告诉我，他是本省共济会[17]的领袖，然后便挨着他坐下，低声跟他谈起话来。人人都知道，县法庭临时分庭是由县警察局局长、书记官、警长三个人组成的，可是警长也许并没有出席，不然他就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然而，在我们县里他有一个“不存在的人”的绰号，好像总是“无法查明此人”似的。我坐在苏威尼尔的旁边，克维钦斯基坐在我的旁边。在这个讲究实际的波兰人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对这次“对什么人都毫无益处”之行，和徒然浪费时间的懊恼来……他仿佛在小声地自言自语：“贵族太太！俄罗斯贵族的幻想！这些俄罗斯人实在叫我受不了！”
十二
我们大家坐下之后，马丁·彼得罗维奇抬起肩膀，清了清喉咙，用他那对小小的、熊眼似的眼睛把我们全体一一地打量过，重重地叹口气，就开始说话了：
“亲爱的先生们！由于下面的事情，我邀请你们到这儿来。先生们，我老了，疾病开始来折磨我……我已经得到一个警告，死期就像小偷那样正在偷偷地走近……是不是这样，神父？”他朝神父回过头去。
神父吃了一惊。
“是这样，是这样，”他含糊不清地说，他的胡子抖了起来。
“所以，”马丁·彼得罗维奇突然提高了声音，说下去，“我不希望死会突然把我带走，我决心要……”马丁·彼得罗维奇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两天前对我母亲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按照我的决定，”他的声音越来越响了，“我拟了这张文约（他的手拍拍搁在桌子上的文件），邀请地方当局出席作证，在这张文约上，我的意思在于下列几点。我让位了，我当家的时间将跟我一块儿过去了！”
马丁·彼得罗维奇把他那副铁边圆眼镜架在鼻梁上，从桌子上拿起一张写了字的纸，读起来：
“退伍军官，炮兵上士和世袭贵族马丁·哈尔洛夫，在他头脑十分清楚时，根据他本人健全的判断，亲自写下分产的文约，在本文约内明确地规定哪项利益归两个女儿，安娜和叶芙兰皮亚——鞠躬！（她们鞠躬了）——承受，以及如何将奴仆，其它产业，家畜等交给上述两个女儿均分！特此立约为凭。”
“这是他们的字据，”县警察局局长带着他那种永远不变的微笑对克维钦斯基小声说，“他们把它写得辞藻美丽，读起来好听，可是法律上的文约要照格式写，并没有这一切的辞藻。”
苏威尼尔偷偷地笑了……
“照我的意思办吧，”哈尔洛夫插嘴说，他听见了县警察局局长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