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西耶波尔特上校先生
德·西耶波尔特上校是一名巴伐利亚人，在荷兰军队服役，因写有许多关于日本植物的精美著作而享誉科学界。1866年春天，他来到巴黎，准备向皇帝面呈一份宏大的国际合作计划，以对日本这个神奇的日出之国进行开发，他在那个国家住了三十多年。尽管这位卓越的旅行家在日本待了那么长时间，但骨子里却仍然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在等待去杜伊勒里宫接受召见的那段日子里，他总是到城郊普瓦索尼耶区的小酒馆里打发夜晚，身边陪伴着一位年轻的慕尼黑姑娘，他总是带着她一起旅行，向别人介绍说她是他的侄女。我就是在那里结识他的。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尽管已经七十二岁，但依然外貌坚毅，腰杆挺直，他留着长长的白胡须，身穿一件宽大得无可比拟的长外套，上衣翻领的饰孔里装饰着绶带，上边别着代表各国科学院的国旗；这副打扮奇怪而独特，却又不失腼腆和随便，每次他走进小酒馆的时候，总是会引来人们注意的目光。上校神色凝重地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又大又黑的萝卜；陪他一起来的姑娘身着短裙，披一块镶有流苏的方巾，头戴一顶旅行小帽，一看就知道是德国人，她按照家乡的习惯，把萝卜切成薄片，撒上盐，递给“熟熟”——她就是用她那老鼠般纤细的嗓音，带着德国口音，这样称呼她的叔叔的——然后，两个人就面对面坐着，安详而朴实地吃起萝卜来，似乎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举动在巴黎或在慕尼黑会显得多么滑稽可笑。他俩的确是独特而可爱的一对，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老人看到我十分感兴趣地听他讲日本的故事，便要求我对他的回忆录作一番润色，我立刻答应了，一方面是因为和这位年老的辛巴达〔2〕的友谊；另一方面，老人对日本的爱恋感染了我，使我也希望对那个美丽的国家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不过修改工作做起来可并不容易，整部回忆录都是用德·西耶波尔特先生那奇怪的法语写成的：“要是如果我可以有股东……要是如果我可以汇聚资金……”他还习惯于将一些词的发音颠倒过来，以至于经常把“亚洲的大诗人”说成“亚洲的大死人”，把“日本”说成“热笨”……此外，还有那些五十行一句的长句，中间没有一个句号或逗号，读起来连喘气的地方都没有，但作者在脑袋里却把它们安排得十分妥帖，哪怕去掉一个词都不可能，有一次我在这里删去了一行字，可不久他却在那里又把它加了上去……不过这没关系！这个该死的家伙说起“热笨”来是如此有趣，使我忘却了工作的烦恼。当他收到召见信的时候，回忆录差不多快要修改完了。
可怜的老西耶波尔特！我至今还记得他去杜伊勒里宫的情景：他把所有的十字勋章都别在胸前，身穿漂亮的红金相间的上校军服，只有在非常重要的日子里，他才会从箱子里翻出这套衣服。尽管他不时直起高大的身躯，嘴里发出“嚯嚯”的声音，但他搭在我身上的手臂却在不住地颤抖，特别是他那因潜心研究和畅饮慕尼黑啤酒而变成深红色的学者的大鼻子，现在却异常苍白，从这上面，我可以感觉到他是多么激动……晚上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一脸的得意：拿破仑三世在过道里接见了他，听他讲了五分钟话，然后用最喜欢的话把他打发走了：“再说吧……我考虑考虑。”听到这话，天真的日本迷已经在盘算要租下大饭店的二层楼，在报纸上写文章，并且散发宣传手册了。我费了好大的劲试图让他明白，皇帝陛下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来“考虑考虑”，在此之前，他最好还是回慕尼黑去，因为那里的议会恰好正在表决用于购买他庞大的收藏品的资金预算。我的话总算说服了他，临走前，为了感谢我在那本著名的回忆录上所花的心血，他许诺给我寄一部16世纪的日本悲剧，剧名是《盲人皇帝》，这部珍贵的杰作目前在欧洲还无人知晓，他特意将它翻译过来，送给他的朋友梅耶贝尔〔3〕。大师临终前，正在为这部戏谱合唱曲。您看得出，这位正直的人真心想送我一份厚礼。
不幸的是，他走后几天，德国爆发了战争〔4〕，我也再也没有听到关于那部悲剧的消息。鉴于普鲁士军队占领了符滕堡〔5〕和巴伐利亚，上校很自然地会因为爱国而情绪激昂，对入侵感到慌乱不安，从而忘记了我的盲人皇帝。可是，我对此却念念不忘；说实话，一半是出于我对那部日本悲剧的欲望，另一半是为了满足亲眼看一看战争和占领是什么样的好奇心——噢，上帝！现在我对它们充满了恐惧的回忆——一天早晨，我决定出发去慕尼黑。
（二）
德国南方
您跟我谈什么性情沉闷的民族？在这战争时期，在八月炎炎的烈日下，这个位于莱茵河彼岸的国家，从科尔桥〔6〕到慕尼黑，全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平静。符滕堡的火车载着我缓慢而沉重地穿越着施瓦本地区〔7〕，透过车厢里的三十扇窗户，我看到各种风景展现在眼前：有山丘，有隘谷，还有低伏而苍翠的树木，从这绿色中可以感觉到溪流的清冽。随着火车的运动，山坡在峰回路转之间消失；山坡上，农妇们挺立在羊群中间，她们穿着红色的裙子、天鹅绒的短上衣，周围的树木是如此翠绿，以至于这羊舍简直就像是从某一个散发着松脂和北方森林清香的小松木盒子里取出来的一样。远处，时不时能看到十来个穿着绿色军服的步兵，在草地上操练走步，他们笔直地抬着头，走路时腿跷到了天上，拿枪的姿势犹如一张弓弩：他们是某一位拿骚〔8〕王子的军队。有时，其他火车也会和我们交错而过，它们开得和我们一样慢，上面载着很多大船，船上坐着符滕堡士兵，他们挤在一起，宛若挤在节日的巡游花车里一样，一边躲避着普鲁士人，一边用三个声部唱着《船歌》。我们在所有经过的车站餐厅里停下来歇脚，餐厅的总管们始终带着一成不变的笑容，顾客们脖子上围着餐巾，面对巨大的果酱肉块，一张张胖脸都洋溢着喜悦；斯图加特的王家花园里停满了四轮马车、梳妆间和马匹，水池边演奏着华尔兹和四对舞的音乐，而此时在基辛根〔9〕却进行着一场激战；说实话，四年之后，同样是在八月，当我想起这一切，想起我的所见——火车头疯狂地开着，却不知驶向何方，仿佛巨大的太阳让火车的锅炉变得惊慌失措；车厢停在战场中央，铁路被切断，列车遭遇了灾难；随着东部战线的缩短，法国的版图也日渐缩小；在所有这些被废弃的铁路沿线，一座座火车站孤零零地座落在穷乡僻壤之中，里面阴沉沉地挤满了人，都是些伤兵，他们像行李一样被遗忘在那里——这一切都让我不禁觉得，1866年发生在普鲁士和德国南方各诸侯之间的战争仅仅是一场供大家一笑的战争，无论别人对我们说些什么，日耳曼之狼是不会自相残杀的。
只要看一看慕尼黑，您就能相信我的话了。我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到达那里的，那天天气晴朗，繁星点点，整座城市的百姓都来到了户外。空气中飘荡着一片欢快而模糊的喧闹声，这声音在灯光下、在路人扬起的灰尘中显得十分朦胧。无论是在凉爽的拱形啤酒窖里，还是在摇曳着彩灯浑浊灯光的啤酒屋花园里，到处都可以听见胜利雄壮的铜管乐和如泣如诉的木管乐，乐声中还夹杂着杯盖沉重地落在啤酒杯上的声音……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各种声音的啤酒屋里，找到了德·西耶波尔特上校，他和侄女坐在那里，眼前仍旧放着一只黑萝卜。
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外交部长正和国王的叔叔喝着啤酒。他们四周围着一大群穿着得体、拖家带口的有钱人，还有戴着眼镜的军官和戴着红色、蓝色、海绿色小鸭舌帽的学生，所有人都表情严肃，一言不发，虔诚地听着干戈里〔10〕先生的乐队，看着缕缕青烟从烟斗上冉冉升起，仿佛普鲁士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没有丝毫忧虑。上校看见我，似乎有点窘迫，我发现他压低了嗓门跟我讲法语。我们周围的人都在窃窃私语：“法国佬……法国佬……”我感觉所有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