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街道仿佛发了狂似的，分成了许多叫做“巷子”的小胡同。这些“巷子”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一条街本身往往交叉一两回。有一次，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它可贵之处。如果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在这条街上转弯抹角、大兜圈子的时候，突然碰上一文钱也没收到，空手而回的他自己，那才有意思呢！
因此，搞艺术的人不久都到这个古香古色的格林威治村[1]来了。他们逛来逛去，寻找朝北的窗户、十八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接着，他们又从六马路买来一些锡镴杯子和一两只烘锅，组成了一个“艺术区”。
苏艾和琼珊在一座矮墩墩的三层砖砌房屋的顶楼设立了她们的画室。“琼珊”是琼娜的昵称。两人一个是从缅因州来的，另一个的家乡是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八马路上一家名叫德尔蒙尼戈饭馆里吃客饭时碰到的，彼此一谈，发现她们对于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结果便联合租下了那个画室。
那是五月间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蹑手蹑脚，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但是，在这些错综复杂、苔藓遍地、狭窄的“巷子”里，他的脚步却放慢了。
“肺炎先生”并不是你们所谓的扶弱济困的老绅士。一个弱小的女人，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没有什么血色了，当然经不起那个有着红拳头、气吁吁的老家伙的赏识。但他竟然打击了琼珊；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旧铁床上，一动不动，望着荷兰式小窗外对面砖屋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位忙忙碌碌的医生扬扬他蓬松的灰色眉毛，招呼苏艾到过道上去。
“依我看，她的病只有一成希望，”他说，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那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买卖，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你的这位小姐满肚子以为自己不会好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艾说。
“画画？——别扯淡了！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男人？”
“男人？”苏艾像吹小口琴似的哼了一声说，“难道男人值得——别说啦，不，大夫，根本没有那种事。”
“那么，一定是身体虚弱的关系。”医生说，“我一定尽我所知，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她。可是每逢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少辆马车送他出殡的时候，我就得把医药的治疗力量减去百分之五十。要是你能使她对冬季大衣的袖子式样发生兴趣，提出一个问题，我就可以保证，她恢复的机会准能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医生走后，苏艾到工作室里哭了一场，把一张日本纸餐巾擦得一团糟。然后，她拿起画板，吹着拉格泰姆曲调，昂首阔步走进琼珊的房间。
琼珊躺在被窝里，脸朝窗口，一点动静都没有。苏艾以为她睡着了，赶紧不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替杂志社画一幅短篇小说的钢笔画插图。青年画家不得不以杂志小说的插图来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而这些小说则是青年作家为了铺平文学道路而创作的。
苏艾正为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牛仔，画上一条在马匹展览会上穿的漂亮的马裤和一片单眼镜，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重复了好几遍。她赶快走到床前。
琼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在计数——倒数上来。
“十二。”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十一”，接着是“十”、“九”，再接着是几乎连在一起的“八”和“七”。
苏艾关切地向窗外望去。有什么可数的呢？外面可以看到的只是一个空荡荡、阴沉沉的院子，和二十英尺外的一幢砖砌房屋的墙壁。一株极老极老的常春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吹落了，只剩下几根几乎是光秃秃的藤枝，依附在那堵松动残缺的砖墙上。
“怎么回事，亲爱的？”苏艾问道。
“六，”琼珊说，声音低得像是耳语，“它们现在掉得快些了。三天前差不多有一百片。数得我头昏眼花。现在可容易了。喏，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苏艾。”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等最后一片掉落下来，我也得去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大夫没有告诉你吗？”
“哟，我从没听到过这么荒唐的话。”苏艾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数落她说，“老藤叶同你的病有什么相干？你一向很喜欢那株常春藤，得啦，你这淘气的姑娘。别发傻啦。我倒忘了，大夫今天早晨告诉我，你很快康复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好的希望是十比一！哟，那几乎同我们在纽约搭电车或者走过一幢新房子的工地一样，遇到意外的时候很少。现在喝一点汤吧。让苏艾继续画画，好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也买些猪排填填她自己的馋嘴。”
“你用不着买什么酒啦。”琼珊说，仍然凝视着窗外，“又掉了一片。不，我不要喝汤。只剩四片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的藤叶飘落下来。那时候我也该走了。”
“琼珊，亲爱的，”苏艾弯下腰对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在我画完之前别睁开眼睛，别瞧窗外？我明天要交那些图画。我需要光线，不然我早就把窗帘拉下来了。”
“你不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琼珊冷冷地问道。
“我要待在这儿，和你在一起。”苏艾说，“而且我不喜欢你老盯着那些莫名其妙的藤叶。”
“你一画完就告诉我，”琼珊闭上眼睛说，她面色惨白，静静地躺着，活像一尊倒下来的塑像，“因为我要看那最后的藤叶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像一片可怜的、厌倦的藤叶，悠悠地往下飘，往下飘。”
“你争取睡一会儿，”苏艾说，“我要去叫贝尔曼上来，替我做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去不了一分钟。在我回来之前，千万别动。”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年纪六十开外，有一把像是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2]的胡子，从萨蒂尔[3]似的脑袋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鬈垂下来。贝尔曼在艺术界是个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画笔，仍同艺术女神隔有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都没有摸到。他老是说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以外，几年来没有什么创作。他替“艺术区”一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过量，老是唠唠叨叨地谈着他未来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暴躁的小老头儿，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恶狗。
苏艾在楼下那间灯光暗淡的小屋子里找到了酒气扑人的贝尔曼。角落里的画架上绷着一幅空白的画布，它在那儿静候杰作的落笔，已经有了二十五年。她把琼珊的想法告诉了他，又说她多么担心，惟恐那个虚弱的像是枯叶一般的琼珊抓不住她同世界的微弱联系，真会撒手去世。
老贝尔曼的充血的眼睛老是迎风流泪，他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讽刺地咆哮了一阵子。
“什么话！”他嚷道，“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因为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怪事。不，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琼珊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