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手机、录像机、互联网和艾滋病，就像回到了遥远的古代。其实只要看看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们的祖辈正决定是否结婚。当时美国人通常20岁刚出头就已经结婚了，通常女性不到21岁，男性不到23岁。 没有结婚人们是不会同居的，因为大家都这样。未婚生育更是天方夜谭；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生的儿童中，有95%的其父母都已结婚。一旦成家后，你的祖母很可能不再工作 (大多数母亲都不再工作) ，孩子上学前母亲也许整天待在家里抚养孩子，当时大多数母亲都这样。而他们的孩子 (即你的父辈) 在成长过程中，每天晚上都能全家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近几十年产生亲密关系的文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确，即使祖父辈对今天的文化景观的变化感到震惊，我们却习以为常。看看当今的美国社会：
__•越来越少的人结婚成家。__几乎所有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94%)都结过婚，但如今更多的人选择不结婚。人口统计学家预测目前只有85%的年轻人可能会结婚(Pepenoe & Whitehead, 2007)。这一趋势引起的直接后果是，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家庭是由已婚的夫妇组成的 (Roberts, 2006b)，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低谷。
__•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__现在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接近26岁，男性为27岁，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结婚最晚的年龄了 (Pepenoe & Whitehead, 2007)。可能比你祖父母的结婚年龄晚了好几岁 (见图1.2) 现在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美国人在35岁之前还未婚，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 (53%)在34岁时还未结过婚(Kreider & Simmons, 2003)。
年份
图1.2美国人初婚的平均年龄与以前相比，美国人初婚的年龄越来越晚。
__•人们即使没有结婚也常住在一起。__在20世纪60年代未婚同居非常罕见 (只有5%的成年人曾未婚同居过) ，现在却很普遍。你的同学约有一半人在婚前有过同居行为。实际上，几乎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32%)是由未结婚的男女组成的(Bramlett & Mosher, 2002)。
__•人们常常未结婚便养育子女。__这在20世纪60年代很少发生，当时美国出生的婴儿中只有5%是由未婚妈妈生育的。即使有未婚先孕现象，但父母常在孩子出生前就完婚了。如今情况就不一样了，2005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超过三分之一 (37%)是由未婚妈妈生育的，这也创了历史新高 (Pepenoe & Whitehead, 2007)。
图1.3美国人的离婚率
美国人的离婚率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出现显著的上升，随后变得平缓，甚至略有下降。但如今的新婚夫妇几乎有一半都会以离婚告终。
注意：纵坐标的离婚率数字是以美国年龄在15岁以上的每1000位已婚女性为基准的。从图上可以看出，在2005年美国约有2%的已存婚姻关系会以离婚告终。这个离婚率看上去并不高，但每年都有2%,若干年后就会有接近一半的夫妻离婚。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2005。
•近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离婚率迅速上升(见图1.3)。离婚率在80年代初期达到顶点后，略有下降，但仍是60年代的两倍以上(Cmry, 2007)。对美国新婚夫妻前景较准确的估计是，他们更有可能面临离婚，而不是白头偕老(Carter & Snow, 2004)。
•大多数美国成年女性(51%)目前没有丈夫(Roberts, 2007)。已婚妇女现在成了少数派，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大多数儿童(60%)都会有段时间生活在单亲家庭里。由于离婚率和未婚生育率如此之高，现在的孩子在整个青少年时期内，不太可能一直和父母双方生活在一起。的确，任何时间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儿童(34%)是与单亲一起生活的(Pepenoe & Whitehead, 2007 )。
•大多数学龄前孩子的母亲都外出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四分之三的母亲在孩子人学前整天在家带孩子，但现在这样做的母亲还不到一半。而在2002年分娩的母亲有60%的人在孩子还不到1岁时便返回了工作岗位(Halpem, 2005)。即使父母和孩子一起生活，谁也不可能全职在家整天照看小孩。
这些巨大变化在一些欧洲国家更加突出 (如瑞典，结婚比美国少见，而同居却更普遍) 。它们表明：我们曾形成共识的某些观念——比如婚姻和养育后代——对于与上一代人的婚姻相比，如今新郎与新娘的年龄更大，更可能有上次婚姻的子女，更可能兼顾事业和家庭。
专栏1.1 “哥们，为什么你在Facebook 网站还是单身？”
你或许以为手机和无线网络是天经地义的，但仔细想想过去这些科技产品根本就不存在。科技的迅猛发展是文化影响人际关系的最好例证，因为科技创造了全新的交往方式。在互联网上，我们能无限地接触天各一方的伙伴，自由地披露或掩盖消息，更有时间静坐下来思考我们的主张(Baker, 2005)。影响人们面对面交往的一些重要品质，如相貌吸引力、地理位置的邻近等，在网络关系中却无关紧要(至少在开始是这样) 。不敢与人接触的害羞和内向的人，在网上却可能活泼开朗(Baker & Oswald, 2008)。
科技还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美国很多年轻人在全球最大的交友网站聚友网(Myspace)和肖像影集网(Facebook)建立了自己的个人页面 (Lenhart & Madden, 2007 )，并习惯用这些个人站点来宣布自己目前人际关系的状况。奶奶辈或许会穿着爷爷的小马甲到处行走，以此宣扬对爷爷的依恋。今天人们却通过编辑个人页面或把网上的“单身”改为“热恋”来公示新的人际关系的确立。经由高科技沟通方式建立的友谊与其他传统友谊相比，也被人置于更优先的发展地位；经常交流文本信息的朋友看起来也比只保持面对面接触的朋友更亲密(Igarashi et al, 2005 )。人们在约会对象前都会利用网络查阅对方的个人信息，所以不了解对方的“盲约”正慢慢消失。人们不仅访问彼此的博客和主页，甚至还搜索对方的犯罪和信用记录 (Heslin, 2005)!
如果双方处得不愉快，来电显示能让我们避开和前伴侣的接触，甚至从手机中删掉对方的号码，彻底地分手后重又回到“单身”。完全避免了过去分手时为争论感情的对错而产生的繁文缛节。这与我们祖辈处理亲密关系的方式无疑有天壤之别了。科技进步最终是促进还是妨碍了我们归属需要的实现呢？两种结果都能找到例证 (Bargh & Mckenna, 2004 )，只有让时间来验证了。
人生的意义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几何时，人们高中毕业后不几年就会结婚，无论婚姻生活幸福还是痛苦，人们都更愿与原配厮守到老。怀孕的年轻人觉得必须结婚，未婚同居是“伤风败俗”的。现在的观念却截然不同了，婚姻只是一种选择，哪怕孩子就快要出生了。越来越多的人把婚期推迟，甚至干脆不结婚。即便是已婚人士，也不再把婚姻视为神圣、毕生的承诺(Myers, 2000)。总的来看，近些年来文化规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鼓励人们迈入婚姻、白头偕老(Amato et al., 2007; Coleman et al, 2007)。
文化规范的这些变化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文化标准是人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石(Biyant et al., 2006),它影响着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限定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模式。就拿最近普遍流行的同居现象来说，现在许多高中生就认为情侣未婚同居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能据此考察彼此是否真正能“和睦相处” (Bachman et al., 2001)。这种态度使未婚同居看上去很有道理，看上去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许多年轻人在结婚之前的确就住在一起了。然而，婚前同居并不能确保随后的婚姻幸福美满；相反，同居增加了夫妻离婚的危险(Dush et al., 2003),原因有很多。同居的情侣比已婚夫妻忠诚度要低，因为同居的情侣还有选择的机会(Stanley et al., 2004)。所以同居的情侣比已婚夫妻经常面临更多的冲突和出轨(Treas & Giesen, 2000)。平均来看，已婚夫妻比同居情侣在性事上更忠诚，同居情侣分手的可能性是夫妻的5倍 (Thornton et al., 2007)。所以，同居充满变数、前景难料，人们同居的时间越长，对婚姻的热情越低，越容易接受离婚。我们先看看图1.4: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居情侣结婚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却不下降；同居5年后，结婚和分手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 (婚姻的基本模式则完全不同。夫妻结婚的时间越长，离婚的可能性越低[Wolfmger, 2005]) 。随意同居会损害人们对婚姻的积极态度和维持婚姻的决心，这种态度和决心是婚姻美满幸福的支柱(Mcginnis, 2003)。但不要过分夸大这一结果，不要以为只要在婚前同居就会危害亲密关系，研究也发现，情侣如果已经订婚，那么在婚前的几个月住在一起，同居的这些负面影响并不会出现(Teachman, 2003)。然而，长期来看，把同居当成“试婚”的流行观念的确会提高而不是降低离婚率。
图1.4不同同居时间的结果
图片显示的是对美国2 746名同居情侣历时5年的追踪研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居情侣结婚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却不降低；同居5年后，结婚和分手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转变率表示同居情侣每个月分手或结婚的百分比。转变率看上去很小，但反映了每个月情侣不再同居的比例，所以比例会逐月增加，最终变得很大。
资料来源：Wolfinger, 2005.
类似美国这样的西方文化“越来越多地带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色彩”(Glerni & Weaver, 1988, P323),这使亲密关系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矛盾的是，即便社会文化对离婚和独身都变得较为宽容，人们仍期望从亲密伴侣那里得到更多的快乐和享受，极力避免一切麻烦和付出(Amato et al., 2007)。因此，没有几个人愿意结婚，也没几对婚姻能持续久远。
亲密关系变化的根源
所以，21世纪的亲密关系和上一代人的经历可能很不相同，原因很多。其中一种可能是文化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工业化程度越高、越富足，就越能接纳单身、包容离婚和支持晚婚(South et al., 2001)。教育和财政资源的充裕，足以让人们周游四方、更为独立。此外，如果亲密夫妻上班占用了很多时间，他们维系和享受夫妻亲密情感的时间就更少(Amato et al., 2007)。
西方文化还强调个人自由，鼓励人们追求自我实现，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近年来这种个人主义变得更加突出(Myers, 2000)。东方文化更倡导自我的集体主义，人们与家庭和社会团体的联系更紧密。集体文化国家 (如日本) 的离婚率比美国低得多 (Triandis et al., 1990)。
新科技也会影响亲密关系。现代生殖技术 (如人工授精、体外受孕) 的发展，妇女还未与孩子的父亲谋面，就能从医院的精子库中授精，独自生育后代(Ali, 2007)!妇女还能掌控生育，只在她们愿意时生小孩，美国妇女养育儿童的数量也比过去要少(Abma & Martinez, 2006)。因而，没有多少婚姻是“为了子女”而维持下去的。科技还可能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人们把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投到了私人化的、往往是一个人独享的娱乐方式，比如玩电子游戏或在网上漫游，而不是与朋友或近邻交往(Roberts, 2006a)。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可能在家里召开各种聚会，现在则往往独自在家观看影碟或面对电脑荧屏。
然而，影响人际关系规范更重要 (但却很微妙) 的因素是特定文化下青年男女的相对数量。男多女少的社会和女多男少的社会往往有着不同的人际关系标准。描述文化这种特性的指标就是性别比率(sex ratio),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看特定人群中每100位女性对应多少位男性。如果性别比率高，则男多女少；如果性别比率低，则男少女多。在美国，妇女常在20多岁时和比自己大两岁的男人结第一次婚。所以，研究者计算性别比率时，男性的年龄一般要稍大于女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使美国的性别比率在20世纪60年代末从高峰跌到低谷。战后每年出生的婴儿逐年增加，这意味着当这些“潮流中的婴儿”进入成年期后，比青年女性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变少，性别比率就下降。不过，当出生率逐渐下降，出生的婴儿数量减少，他们长大后，青年女性的数量比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要少，所以美国的性别比率在1990年又攀高。自1990年以后，“婴儿潮”中长大的父母有相对稳定的生育率，从而使适婚男女的数量持平。最近美国的人口统计发现，在21世纪之初每100位未婚女性对应着86位未婚男性 (Kreider & Simmons, 2003)。
人们可能意识不到性别比率变化的重要性。高性别比率的社会 (女性较少) 倾向于支持老式、传统的两性性别角色(Pedersen, 1991; Secord, 1983)，即男主外女主内，妻子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外出工作养家。这种文化形态在性生活上也相对保守。理想的新娘应该是处女，未婚先孕让人蒙羞，公开同居几乎绝迹。离婚不受欢迎。相形之下，低性别比率的社会 (男性较少) 倾向于颠覆传统，也更为宽容。鼓励妇女外出工作以自立，默许 (虽不提倡) 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如果不慎怀孕，成为未婚妈妈也无可厚非。妇女穿的裙子都要更短些(Barber, 1999)。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基本模式却是贯穿整个历史的(Guttentag & Secord, 1983)。古罗马时代性别比率低，以骄奢淫逸而闻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性别比率高，以贞洁守礼而著称。美国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性别比率低，是随心所欲、恣意寻欢的十年。那么出现“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性别比率高还是低？答案是非常低。
人际关系专家认为这种文化波动并非偶然现象(Guttentag & Seconl, 1983)。在他们看来，社会规范的演变总是要满足那些掌握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力的强势人群的利益。在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强势人群是男性。因而，当男女数量发生变化时，人际关系的规范总是向着有利于男性的方向变化。
这种假设很大胆，毕竟近几十年来美国妇女的地位提高了许多，对此谁都无法否认。现在仔细推敲一下这个假设。当性别比率居高时，妇女稀缺。假若某男幸运地得到某女的芳心，他当然想长相厮守。方法之一是鼓励该女子成为家庭主妇，从而使她在经济上要依赖丈夫；方法之二是反对离婚 (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 。反之，当性别比率偏低，妇女过剩，男人就不太想被一个女人拴住。这样，妇女就得工作，推迟结婚，不满意的话还可方便地离婚。
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人际关系规范显著改变的原因，可部分归结于性别比率的剧烈变化。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性别比率对美国的影响。从1967到1980年，美国的离婚率翻倍增长，此后逐渐走缓，甚至略有下降。政客们又开始关注“家庭价值观”，青少年对性的责任感增加，未婚少女的生育率比过去30年都要低 (虽然仍比其他发达国家高) (Stobbe, 2007)。因为现在适婚男女的人数大致相等，文化的钟摆又摇摆于20世纪80年代的放纵状态和60年代的禁锢状态之间。
必须指出，性别比率的影响过程 (即人际关系规范的变化偏利于男性) 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想。然而，社会文化中的两性比例和人际关系规范的确存在粗糙却真实的关联，这也是文化影响人际关系的有力佐证。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文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