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人际关系研究中研究者有时需要询问敏感话题或者观察隐私行为。有必要刺探他人的私人事务吗？
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这类信息非常有价值，也很必需，但人际关系科学却处在严重的道德两难困境。仅仅让被试填写描述他们人际关系的问卷，就可能对他们的人际关系产生微妙而又持续的影响 (Mcgregor & Homes, 1999)。比如，当要求被试明确说明从人际关系中得到些什么或者要求他们评价对伴侣的爱时，研究者就把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平素没有仔细考虑的细节事务上了。我们鼓励他们评价自己的人际关系，启发他们思考。而且，研究者还唤起了他们对于伴侣会怎样回答同样问题的好奇心。总之，研究者不经意的探询可能就是一次冒险，即有可能使被试警觉到那些他们不曾意识到的、但已经存在的人际关系障碍或者沮丧事件 (Ruhin & Mitchell, 1976 )。
模拟和其他观察研究可能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约翰-戈特曼 (John Gottomn, 1994a) 的研究方法，他要求夫妇重温引起上一次争吵的分歧：他并不是要鼓励人们去争吵拌嘴，但有些夫妇的确发生了争执。结果发现，那些尖酸刻薄大吵大闹的夫妇比那些优雅幽默探讨分歧的夫妇更容易离婚，戈特曼的研究阐明了特定的行为风格能预测将来的婚姻问题。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但它有破坏作用吗？我们真的应该要求那些夫妇重温可能损害他们将来婚姻满意度的争吵场面吗？
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人际关系学家通常会非常注意保护被试的权益 (Kimmel, 2004)。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会向被试介绍有关研究的具体信息，从而被试能根据充分的信息来决定是否参加研究。他们参加研究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且能随时退出。在数据收集完毕后，研究者会立即向他们提供反馈，解释所有的实验操作过程，描述研究的目的。研究完成后，被试常能得到研究结果的最终报告。不仅如此，如果研究的是一些难处理的问题，而被试想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还会提供婚姻咨询的信息，甚至还免费提供某些心理服务。
正如你所看到的，人际关系学是建立在对被试的幸福深切的关注基础之上。在研究中被试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付出会得到由衷的感谢，甚至还会因占用了他们的时间而得到报酬。他们也会在研究过程中体验到乐趣并从中获益。例如，询问新婚夫妇们对一项实验室研究的反应 (Bradbury, 1994) ,他们对自己的实验经历更可能产生正面积极的体验，而不是矛盾或消极的感受 (72%对3%)。在一项婚姻的纵向研究中，经常进行自我报告的被试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个合格称职的配偶，这比控制条件下很少报告自己情况的被试强 (Veroff et al., 1992)。至少在某些时候，参与人际关系研究是很有趣和很有启发性的 (Hughes & Surra, 2000)。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研究亲密关系中这类私密问题呢？
回答是绝对的有必要。道德还有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提到：科学在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是求得真知造福人类。无视这点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例如，美国卫生部 (Dhhs) 当前正拨出很多金钱资助一项健康婚姻新方案 (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 ,这项工程计划教会非裔美国人维持婚姻的技巧。美国黑人是这项婚姻幸福计划的受益者，因为黑人与白人相比较更不可能结婚也更可能离婚 (Orbuch & Brown, 2006)。这项新方案背后的一个常识性的假设是：如果非裔美国人能珍视婚姻，那么他们的婚姻就会更加稳定——所以纳税人的钱就花在了教育黑人尊重和欣赏婚姻生活的课程上。这里的问题——正如人际关系学家看到的那般清楚 (Kamey & Bradbury, 2005) ——是非裔美国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看重婚姻。他们甚至比白人还渴望结婚，但面对窘迫的经济前景又结不了婚。具体来说，黑人妇女不想和没有稳定工作的男人结婚 (Coontz, 2005)。即使黑人结了婚，因为他们经常遇到经济困难，他们的婚姻一般也不稳定 (Bdl0，2008) ，任何一对夫妻只要为金钱而挣扎、优虑，往往对婚姻满意度就会降低。因而，非裔美国人的婚姻相对脆弱似乎更多地与社会经济地位而非个体的态度有关 (Kamey & Bradbury, 2005)。
所以在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或相关部门希望价值观的教育能起作用就太愚昧了。试图改善人际关系的政府工程如果把钱用在训练黑人的工作技能或者提高最低工资，比去教育人们尊重婚姻会更加有效 (Gibson-Davis, 2007)。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提升人们的幸福，不仅需要善良的意图，而且更需要全面的信息。在一个通过诸如《爱情风味》 (Flavor of Love) 和《爱情摇滚》 (Rock of Love) 等电视节目 (在这些节目里现实的婚姻更像是人生败笔而不是成功) 传递怪异“爱情”的文化中，不去理解人际关系的运作过程才是真正的不道德。亲密关系可以带给人类最伟大、最荣耀的幸福体验，但它也可以使人绝望痛苦、万劫不复。我们相信，努力探索增加人们快乐和减少痛苦的方法，是人际关系研究最根本的道德。
结果的解释和整合
这不是一本统计学课本 (对此你感到心中窃喜吧？) ，但人际关系学家整理数据的一些统计技术，仍是明智的读者应该掌握的。许多人际关系研究要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结果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是一种计算研究结果 (如观察到的相关或实验中操纵变量所得的效应) 偶然发生的概率有多大的方法。如果结果偶发的可能性很低——常规标准是5%或者更低的风险——那么结果就是“显著的”。本书中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显著的。你也可以放心，得到这些结果的研究都经过了其他科学家严格的审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及的每一个结果都是完全正确的：有些结果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反映了有偏样本特殊人群的影响或各种没有预计到的失误。如果心理学、社会学或传播学研究的结果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表明这种结果不太可能随机发生，但不是完全不可能随机发生。
人际关系研究中所得到的数据也会表现出独特的挑战性和复杂性。以下是三个例子。
配对的相互影响的数据 。多数统计程序都假定不同被试的分数是各自独立的，不会发生任何的联系 (也就是说，一个被试的反应不会受到任何其他被试的影响)。但是，如果夫妇双方都参加到研究中，情况就不同了。妻子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非常有可能受到丈夫是否快乐的影响，所以妻子的满意程度一定程度依赖于丈夫的满意程度。
还要指出的一点是，从人际关系伴侣所取得的数据常常会相互影响，所以不能用单一研究中使用的统计方法来分析。人际关系研究者认识到，明智的做法是用特殊的统计程序来分析从夫妇那里收集到的数据 (如Kashy et al., 2006)。
不同的分析水平 。人际关系研究者还必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析水平上作出选择，一种水平是构成夫妇的个体，另一种水平是夫妇两人一起 (Kashy et al., 2006)。例如，研究者要考察个体的依恋类型对他 (她) 自己社会交往的影响，或者去考察两个伴侣的依恋类型组合如何影响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质量。第一个问题是在个体水平上进行分析，第二个问题则是在成对的数据水平上分析。研究者必须小心确保所使用的统计程序适合数据的不同分析水平。
影响人际关系的三个根源 。而且，人际关系来自各个伙伴的单独贡献和他们组成一对的独特组合。比如，假设梁山伯和祝英台拥有幸福的婚姻。原因之一或许是梁山伯是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家伙，他能和任何人很好地相处，包括祝英台。又或者 (也可能同时) 祝英台是个很容易生活在一起的人。然而，梁祝比梁与其他美女或祝与其他帅哥有更好的亲密关系，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人个人特质独特组合的结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际关系研究者常常会遇到这三种影响因素结合起来的现象，即两个单个伴侣和他们共有的独特伴侣关系。同时一起分析所有这些成分需要高级的统计分析方法 (West et al., 2008) ,这是人际关系科学复杂性的又一证明。
那么我们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指出研究亲密关系要处理的问题的复杂性，也提到统计显著性检测针对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你就应该怀疑每一个研究结果，怀疑每一个观点和理论吗？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我们希望你能慎思而不盲信，也希望你了解你要学习的内容的复杂性。记住要像科学家那样思考：没有一项研究是完美无缺的，但真理就在前方。我们更相信不同的科学家采用不同的被试样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如果研究结果用不同的方法得到重复，我们就更有信心。
由于这些原因，科学家现在做了很多__元分析__ (meta-analyses) 研究，即把先前许多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果结合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 (Roberts et al., 2007)。在元分析中，研究者把针对某一特定现象的所有现存研究汇编到一起，分析整合它们的结果以识别它们包含的共同规律。如果所有的先前研究都得出基本相同的结果，元分析使这一结果一目了然；如果存在不一致，元分析有可能揭示出原因。
由于有了这一称心如意的分析工具，尽管人际关系学历史短暂，研究内容复杂，却仍取得了巨大进步。虽然前面我们不时提出警告，但本书提到的大多数结论都是可靠的，如果你重复研究者的工作也将得出同样的结果。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人际关系的研究结果在你父母出生时都还没有发现呢。
最后要点
为帮助你提高识别能力，本章中我们用了大部分篇幅来说明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缺点，通常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我们希望能鼓励你审慎地思考一项优秀研究的复杂性。但作为结论，我们想让你放心，人际关系学的学科体系严谨、状态良好，并不像它所包含的所有那些不确定的复杂因素给人的印象。如果进行人际关系科学研究，最典型的研究是从来自大学生的方便样本获取自我报告的横断研究 (Cooper & Sheldon, 2002)。许多研究仍然使用这种方法。然而，研究者现在一般运用更精细的设计、更复杂的测量，研究更多样化的样本。研究者在研究人际关系用到多种方法是一种优势，而不是缺陷 (Ickes, 2000)。而且，人际关系科学这种区分知与不知的明断能力，标志着这门科学的诚实、日趋成熟和智慧。
人们喜欢轻松容易的答案，喜欢简单干脆的信息。如果科学事实难于掌握，很多人实际上更喜欢简单的谬论，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样的观点。然而，作为刚刚接触人际关系科学的读者，你有义务崇尚事实而反对迷信，即使弄清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要颇费一番周折。勿将科学的谨慎误解为缺陷。相反，我们希望留给你这样一种信念，恰恰是这种谨慎体现了科学的尊严，使人们能坦率地面对本领域的优势和不足。那些声称自己一直正确的人，毫无疑问是招摇过市的江湖骗子，谨慎的科学家不会这样做，他们只会努力使自己不断接近真理。
请你思考
克里斯和吉尔如果要通过心理学导论课程，就必须参加研究实践，所以他们签字参加一项“人际关系过程”的研究。他们恋爱已经有两个月了，这项研究正在找“未结婚的恋人”。如果他们参加这个研究，会得到5美元，这让他们有点高兴。就这样，他们和十多对其他恋人聚在了一个大房间里，然后分别相对而坐。随后他们阅读了研究的注意事项，注意到自己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出这个研究，便签名同意参加研究，开始填写长长的问卷。
有些问题比较敏感。他们要回答去年与多少个人发生过性关系，未来5年他们希望与多少个人发生性关系。隔一段时间后，他们要再次回答同样的问题，这一次他们都认为伴侣也会被要求回答这些问题。克里斯以前从来没考虑过这些问题，一想到这些问题他就意识到自己对吉尔的性历史和未来的想法知之甚少。那天晚上，他有点焦虑，想知道又有点担心吉尔的回答。
据你看来，这一研究程序符合道德规范吗？你愿意完成类似的问卷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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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醒你注意依恋类型吗？回到第1章的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