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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是非的判断



是非为什么难以分辨?主要是“时空”在作祟。任何事理,总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时空一改变,是非就跟着有不同的变化。中国人最了解这种关系,所以任何问题,中国人都觉得“很难讲”。

很难讲的确是事实,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听起来又似乎“怎么说都有理”。

中国人喜欢说:“话都是你说的。”意思是:“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都有道理。”

我们都是“理由专家”,最会找理由,而且最喜欢找理由。偏偏中国历史悠久,资料库十分丰富,随手一抓,就是一大堆理由。怎么找都找得到,怎么抓都抓不完,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判断是非?

中国人的方法,是“站在很难讲的立场来讲”,而且在“二选一”之外,出奇制胜地来个“二合一”,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感觉。中国人的脑筋,普遍会拐弯儿,所以中国人的是非,也会绕圈子。兜来兜去,把原本相反的东西相成起来,获得相当圆满的是非判断。

是非本身具有变动性,变动得不合理,中国人不接受。变动得合理,中国人几乎都能够接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孰是孰非?合理便好。

在这种变动性是非的环境中,制度似乎是最倒霉的东西。有制度不知变通,大家不以为然。有制度却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变通,大家就痛责“根本没有制度”。不变不行,一变就是没有制度,可见中国人的制度时常背黑锅,被众人当做借口,屡加责骂。

今天我们喜欢谈“游戏规则”,总认为中国社会缺乏游戏规则,而且以为如果有了游戏规则,中国人就可以循规蹈矩。事实上我们历代以来,无不致力于建立游戏规则,只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与西方有所不同而已。千万不要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衡量我们自己,也不要猜测中国人可以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更不要否定我们的游戏规则,仅仅由于它不同于西方所拥有的。

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主要不在游戏规则,而在“裁判水准”。因为裁判水准低落,经常乱吹,甚至于吹错了,就算空有整套的游戏规则,又有何用?

中国人所要求的裁判水准,乃是“在圆满中分是非”。我们常说“对,有什么用”?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十分奇怪。对居然没有用,那难道可以错吗?我们的答案更妙,“不对,不可以”,把外国人都搞糊涂了。

“对,没有用”是品管的上限,“不对,不可以”则是下限。如何在“对,没有用”与“不对,不可以”的范围之内,明辨是非,是中国人必修的课程。

中国人绝对有是非,我们最讨厌没有是非的人。然而,我们的要求比较高,不是单纯的分出是非,便可以解决问题,却应该在圆满中分是非,分到大家都有面子。难是难些,但是值得我们努力去达成。

是非的判断,乃是管理的基础。缺乏是非,根本无法管理。中国人不可以不明是非,否则管理的基础不可能扎实。中国人也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判断是非,不然的话,颠倒是非更加可怕。慎断是非,才是中国人应该坚持的正道。



是非很难分辨


■个 案■

8:05分由“清华大学”站开往台北的班车,于8:00钟开始上车,持有坐票的旅客,陆续登车。有的对号入座,也有的选自己喜欢的座位坐下。

8:05分稍过,补位开始。有一位老太太率先登车,眼见1号位置居然空着,心里大喜,毫不犹豫地挤过坐在2号的充员战士,倚窗而坐,感谢上苍让她有一个好位子。

不到一分钟,车外出现另一位老太太,气喘如牛,直嚷着:“等一等,等一等!”

站务员告诉她已经客满了,请她等下一班。她说:“我有划号,而且是昨天特地跑来划号的!”匆匆上车后,她站在2号旁边的通道上,坚持要坐在1号的老太太让位:“对不起,这是我的位子。”

“我知道,不过那是8:05分以前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补了位,为什么要让你?”1号位子上的老太太理直气壮地说。

“我就是知道自己体力不好,经不起站,所以昨天多跑一趟特地来预购车票,不像你今天才来,所以你一定要把位子还给我。”

“你要坐,为什么不早一点儿来?”

“噢,我不晓得早点来?你当我是白痴?我告诉你,我很早就出门,谁知道红灯那么多,害得我赶不及。”

司机把车门关好,转动车头,径向高速公路而去。

站着的老太太右手紧握把手,左手持票伸向坐在1号的老太太,两人互不相让,终至破口大骂起来。

这时坐在2号的充员战士,觉得压力很大。全车的人都默不作声,却似乎一致在指责他:年纪轻轻,为什么不站起来让座?

充员战士看看自己的车票,明明写得十分清楚——2号。可是眼前的情景,划号并不能保障什么。他站了起来,示意让座。站着的老太太称谢坐下,继续和1号老太太大声互骂。

5分钟以后,两位老太太沉默了一阵子,然后有说有笑,怒气全消,接着是一团和气,彼此十分融洽。

作者就坐在附近,很想知道结局如何,一直十分留意。车过泰山收费站。1号老太太说她第一站就要下车,她女儿会来接她,2号老太太则把自己的住址告诉对方,邀她有空过来聊天,1号老太太也把她的电话号码念出来,她们最后竟然还聊到:“如果那位阿兵哥早一点让位,我们俩就不会吵了!”

■问 题■

1.坐在2号的充员战士,有错吗?为什么两位老太太,竟然把责任归在他的头上?

2.1号老太太有错吗?她为什么不肯让位呢?

3.迟到的老太太有错吗?她为什么理直气壮地要1号老太太让位?

4.台汽公司有什么错?

5.司机不理不睬,好像只顾开车,不管乘客的争执,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答 案■

请先把您的高见简要写下来:

1.



2.



3.



4.



5.



■分 析■

1.坐在2号座位的充员战士当然没有错,这本来就是他的座位,坐在上面是理所当然,谁也没有权力把他赶走。

既然充员战士没有错,大可心安理得,或者干脆闭目养神。但是他的脑筋却会拐弯儿,耳朵里虽然听不见任何责难(他倒希望有人骂他,给他一个表明自己合法的机会),心里却怎么也安不下来,终于决定让自己的权利暂时睡着,发扬传统礼让的美德。

2.1号老太太也没有错。依序补位,合法取得1号的座位,是她辛苦排队换来的座位,当然不肯让。

现代社会,大家讲求合法。若是依法补位,谁也没有话讲。补位开始,她首先登车,年老力弱,当然尽量坐在前面。若是年轻时期,很可能坐在后面的座位,以免像充员战士那样,承受一些说不出来的压力。

守法的人,通常除了法定的规约以外,不太考虑其他的因素,何况老太太年事稍高,更不必礼让给老弱,坐着准没错。

3.迟到的老太太错了吗?早一天特意预购车票,想不到接连几个红灯,弄得前功尽弃。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以补位的名义捷足先登,当然痛心!台汽公司收了她的车钱,明定逾时作废,现在又巧妙地想出补位的名堂,明明是一位两卖,还说什么过时不候,简直越想越气。

4.台汽公司有什么错?如果卖出的座位坚持不再补位,对众多旅客如何交代?而站务员弄不清楚哪个座位的旅客早一班车已经走了,哪一个座位的旅客正在路上急得满头大汗,当然只好悄悄把手表拨慢30秒,然后依序补位。不过他毕竟是中国人,脑筋会拐弯儿,遇到愤怒的老太太,实在不敢依法把她赶下车去,既不能叫任何旅客让位,又无法面对迟来一步的老太太,当然只好悄然退避,顺其自然,求得解决。

5.司机先生看多了各色各样的旅客,早已司空见惯,一方面帮不上忙,一方面迟开车子大家会骂。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丰富的经验:车子一开动,所有问题便会逐渐获得解决。

当然,站务员可以坚持不让迟到的老人家上车,司机也可以出面制止吵闹,因为现在是法治社会。但是,如果自己正好就是那位迟到的老太太,内心的感想又是如何?

■说 明■

中国人之所以是非难明,原因之一在于头脑灵光,脑筋会拐弯儿。有些人嗤之以鼻,认为荒谬之至,那便是患了近代中国人的毛病:脑筋逐渐僵化,很难深一层想问题。

如果有人转向指责作者:你亲眼看着两位老太太吵架,竟然无动于衷,还敢口口声声谈良心?这是一种实证:他的脑筋正在拐弯儿,算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

要赞美一位美国小姐很容易,你说她发型相当可爱,她便高兴;你说她长得甜美,她也喜欢;你说她眼睛迷人,她可能接着说:“许多人都这样赞美我!”

赞美中国小姐可要特别当心,你说她衣服很漂亮,她会想:“难道我长得不漂亮?”你说她眼睛美得像月亮,他可能怀疑:“你看,又在嫌我的鼻子太塌了!”

总经理从外面进来,嘴角上黏着一颗米饭,职员们看到了,敢不敢说:“总经理,你怎么带便当?”答案是有人敢,有人不敢。敢说的人并不是勇敢、坦诚、率真,而是料定总经理不会把他怎么样。不敢说的人也不是胆小、阴沉、世故,而是他没有把握,究竟会有什么后果?

总经理听了,可能笑一笑,用手把饭粒抹掉;也可能恼羞成怒,心想:“我前两天指责你,你就心生怨恨,今天抓到机会,公开使我难堪,好啊,看我怎么整你!”有人会说这是总经理的个性使然,其实,同一位总经理会对张三、李四的同一句话、同一行为产生不同的反应,这才是实情。

中国人脑筋会拐弯儿,绝对不是时时刻刻都拐弯儿,因为每一时每一刻都拐弯儿,便会脑筋团团转,永远转不过来。

至于脑筋拐弯儿究竟好不好?我们很容易从“人和机器的比较利益”当中获得解答。人之所以优于机械,人工之所以永远不能完全为机器人所取代,唯一的原因仅在“人的弹性大于机械”。电脑记忆得多且久,计算得繁且速,却不能像人脑那般拐得过弯儿!

举一反三,是学习的最佳过程,否则人只是记忆的机器,迟早会被电脑所征服。人要能够举一反三,当然需要养成脑筋拐弯儿的习惯,因此我们大多羡慕脑筋灵光,转得过来的人。

当然,转动的方向,有正必有反。我们深切盼望,大家的脑筋尽量向正道去转。实际上正道、反道也很难分辨,才会产生“合理化”的难题。谁不知道“合理化”很好,问题是你看合理,我看不合理,究竟谁合理?

如果“一切依法办事”最合理,那么迟到的老太太势必被站务员挡驾,不许她上车,或者让车上的众多乘客发挥道德勇气,群力制裁,叫两位老人家不要互骂,以免妨害大家的安宁,如此处置合理吗?

我们也可以指责这两位老太太的观念陈旧得可怕,居然冀望年轻人让座,可是,复兴中华文化的传播节目当中,不是常常提醒大家礼让、敬老吗?

充员战士有权利坐在自己预购的座位上,但是他毕竟存有“心不安”的人道思想,依“法”可以安然不动,却服从“情”的指导。让出自己宝贵的权利,这才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作者年逾知命,白发苍苍,自愧难以“充硬汉”。不是无情,却也有些难为情,思之不无遗憾。至少当时应该站起来让座,以身作则,激发年轻一辈的礼让之情。不料竟陷入“冷漠观察者”的深渊而不自觉。一旦价值中立,自身顿然失去立场,显然当时的一刹那,脑筋已经拐不过弯儿来了!

■要 则■

1.是非难明,因为我们毕竟是人而不是神,还没有具备像神那样明鉴的能力,以至经常误判是非。尚未能明辨是非,却要擅自判断是非,这时候最好觉悟是非难明,使自己更加慎重,减少错误。

2.疾恶如仇的先决条件,是是非善恶分得十分清楚。若是是非难明,善恶不容易分辨,我们怎么能够放心地疾恶如仇呢?疾恶如仇的人,经常被利用,反而助长恶势力,岂非害自己?

3.管理者应该明白是非,更应该时常告诫自己:是非难明。不可以凭着个人的权势,来乱断是非。多问、多看、多想,慎断是非,才不至看错人,看错事。破坏自己的形象事小,影响团体的士气,才是重大的伤害。

■心 得■

现在请将您的高见写在下面:

1.



2.



3.



怎么说都有理


■个 案■

审查决算的时候,如果“预算小于决算”,例如原先提出预算,只有100万元,如今决算下来,高达1100万元,审查的人势必紧张万分,痛责这种情况为“形式预算”,甚至有瞒天过海的嫌疑:先以小额预算获得顺利过关,然后分期追加预算,造成高额决算的结果,看审查的人如何处置。

这时有的单位心里暗暗高兴,因为执行的结果,刚好“预算等于决算”,丝毫没有出入,想来必然可以得到审查人的褒奖。不料审查的人竟然皱紧眉头,大摇其头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把我们当成傻瓜。”天下事哪有那么凑巧的,预算是3215万元,决算也不多不少,正好是3215万元,这根本就是“消化预算”,分明是根据预算的金额,悉数拿发票来报销,真是要不得。

某些单位,看到自己“预算大于决算”,顿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哪知道审查人不看犹可,一看之下便十分愤怒:“剩下这么多钱,居然不会动用,可见大家都不用心!”批评这种“闲置预算”的作风,是不敢负责、不肯做事的混日子现象。

预算和决算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关系,总共只有三种:大于、等于或小于。现在“预算小于决算”,被骂为“形式预算”;“预算等于决算”,被痛责为“消化预算”;而“预算大于决算”,又被愤称为“闲置预算”。请问如何变化其间的关系,才能符合中国审查人的要求?

这三种骂法,如果出于三位不同的审查人,我们还可以解释为:彼此观点不同,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所以有不同的说法,偏偏这三种批评,出自同一审查人的口中,而且我们还可以保证:他的头脑清醒,知识丰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相当现代化。

■问 题■

1.这三种批评,出自同一位审查人的口中,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的启示?

2.中国社会,最好如何处置预决算事宜?

3.能够寄望审查人不指责吗?尽说好话,对审查人的立场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4.编列预算,最好采取什么样的原则?

5.预算制度好不好?能不能如实地实施?

■答 案■

请先把您的高见简要写下来:

1.



2.



3.



4.



5.



■分 析■

1.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中国人很难接受“一致化”的现象。

凡是公共工程进度落后,有关单位必定非常关切: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向大众交代?弄得执行单位穷于应付,根本无法专心探讨原因并进行补救,只好急就章、胡乱赶,徒然造成许多无谓的后遗症。

但是,若是工程进度恰如预定,不快也不慢,大家便议论纷纷:还不是做假,明明就在那里故意拖延,反正预定进度已经达成,何不乐得轻松,脚步放慢一些?因为中国人总认为“神仙打鼓,有时也可能出错”,哪里会如此巧合?中国人普遍只能接受一种报告:工程进度略有超前,大家皆大欢喜。稍微留心新闻报道,不难发现这种心态。

日本人的“一致性”相当浓厚,所以团队精神高昂。中国人的“一致性”是站在“变动性”的基础上,有时一致性很高,有时却不然。例如,董事长到工作现场巡视,员工便提高警觉性,步调一致,合作无间。厂长领导大家高喊“董事长好”,也是齐一而有力,显现士气旺盛。但如每次如此,大家就心生厌恶,应付应付,甚至看不起厂长的奉承态度,暗地里骂他专门拍马屁。

2.中国人喜欢变动性,预算大于、等于、小于决算,都属于一种“一致性”,所以必然挨骂。同一个单位,有许多预算项目,其中有的项目预算等于决算,有的项目预算小于决算,让审查的人,看不出一个“一致性”来,挨骂的几率就会大幅度降低。

实际上,凡是实实在在,依照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编制预决算书,应该是具有相当的变动性才对。一致性的情况,通常很容易被解读为某种程度的作假。至少经过若干人为的调整,否则怎么能够这样一致呢?

3.要审查人不指责几句,也是很困难的。这是立场问题,既然身为审查人,负有重大的审查责任,当然就要审而查之,才叫做负责任、尽职守。如果审查了老半天,居然抓不出一些毛病,不在场的人,哪里会相信实际的情况,必然有所怀疑:是不是不认真审查,才没有发现错误?这样的猜测,还是君子之腹,不计较也就罢了!万一被审查人想歪了:是不是得到什么好处,抓不下手?那才是天大的冤枉。所以既名为审查,当然要抓出一些名堂。

每次都抓同一单位的毛病,或者都找同一情况来指责,又是一种“一致性”。中国人善于打游击战,这次抓这里,下次抓那里,此时指称这种情况不当,彼时又痛陈那种情况之可怕。让对方摸不着方向,把握不住重点,才叫做“出其不意”,绝对不能让对方“有备无患”。

4.实际上,中国人编列预算也是一大学问。依实编列不妥当,不依实编列也不见得合适。依照实际情况编列,如果遇到其他单位灌水浮列,而主持者鉴于总数过分膨大,采取按比例缩减,岂非惨不可言?不依实际情况编列,遇到有心人事先搜集资料,届时逐项比对,当场拆穿西洋镜,今后何以为人?

5.预算制度的精神十分良好,有效执行起来,未尝不是管理的一种利器。但是打从编列预算开始,我们就有许多变数不易加以控制。例如预算的项目、名称必须相当合乎“时代的潮流”,才会显得有分量。因此大凡任何项目尽可能加上“资讯”两个字眼,或者和“自动化”扯上相当关系,通过的可能性立即增大。

此外,预算之前,先试探高阶层人士的口气,一旦获得支持,列入而又顺利通过,当可预卜中国人不崇拜英雄,得到这种“贵人”,不可能获得通过的预算项目,可以暂时以比较有利的项目来编列,将来通过之后,再行变更使用,以迂回的方式达到原来的目的,这绝非“以合法掩护非法”,却是“脑筋转得过来”。

中国人只要诚意、正心,这些方式并不算坏。因为我们预算审查制度,根本缺乏合理的审查方式,更谈不上客观的审查标准。往往审查时有一位委员反对,其他的人就不便据理力争,于是不是搁置便是删除,弄得是非不明,永远说不清楚。

制度是好的,也需要良好的环境来施行,才能有效。今天大家空谈人性管理,却要脱离中国人的人性环境来推行一些不合乎中国人性的制度,分明是赶鸭子上架,把好端端的一种制度变成官样文章。

就算“零基”预算,对中国人也未必合适。既然不受限制,大家就可以尽量多列,结果造成面子大的主管,单位预算多;面子小的主管,单位预算少。

■说 明■

一致性是不合人性的,在非常的情况中,要求大家行动一致,观念一致,原本无可厚非,如果任何时刻都希望大家记取一致性,那就很难为大家所接受。日本式管理的成功,是很大的牺牲换取得来的。中国人不是做不到,而是心理平衡与否的问题。我们要求中国员工团结一致,必须考虑某些心理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老板的理念。究竟公不公、诚不诚、正不正?

预算当然不能小于决箅,否则不是预估不准确,便是有意先行过关,造成事实,再追加预算。然而预估很难准确,物理学的“测不准定律”便是最好的证明。有时估计得相当准确,却由于其他因素,例如工程承包商倒闭、外购设备推出新产品等等,势必追加预算不可。

预算也不可能经常等于决算,因为外界环境变动迅速,要在快速变动的时代,一年前编列的预算刚好等于一年后的决算,实在很难令人信服。不过,有一些物品变动性不大,也有一些物品价格变动时用量可以调整。或许可以与供应商协议:只有这么多预算,请你们少赚一些,所以,预算等于决算,不完全是“消化预算”。

再说,预算不能大于决算,有相当的道理。因为既然有余钱,为什么不买好一点的产品?为什么不考虑周到一些,把有关的周边设备也一道购齐?可见对于采购并不用心,至少是怕负责任。但是,有些工业品价格每年降低,而且我们常说“当省不用,当用不省”,不当用时,省下一些钱,难道也是一种错误?

这三句话都有相当的道理,如今出自审查人口中,更是有道理。事实证明,挨骂的人心里怎么想我们不晓得,至少没有人公开申诉,也没有人为此而大生其气,因为“气死活该!”

问题不在审查人的指责,却在执行者的合理与否。预算时尽量求其合理,决算时也尽量求其合理,这就叫做“合理化”,是今天管理界共同追求的目标。只是中国人的合理,并不具备一致的基础,却建筑在变动性的先决条件上。你认为合理,我不认为合理,结果害苦了可怜的他,不知道谁的主张才合理?

■要 则■

1.变动得合理,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合理。不变,大家骂“为什么不求新求变?”一变,大家又骂“为什么胡乱变?”应该变才变,不应该变千万不要变,这才是我们变动中的一致性。可惜现在有些人听不懂这种话,所以常常怪别人,形成外行人取笑内行人的可悲境况。

2.道理大部分是相对的,从不同的立场,可以说出不一样的道理。加上中国字和中国话,配合中国人的性格,弹性大,变化也大。无论怎样写,怎样说,都有一部分的道理,所以很不容易沟通。

3.中国人特别重视诚意,也就是自己的心目当中,要有他人的存在。和对方将心比心,凡事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讲道理,才讲得通。听起来马屁味道十分浓厚,却一定不能够存心拍马屁。

■心 得■

现在请将您的高见写在下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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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让制度背黑锅


■个 案■

公司召开业务汇报会,检讨近期产品滞销的原因。大家先是面面相觑,不知从何说起。继而试探性地点点滴滴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最后越来越热闹,竟然不约而同地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制度,结论是:如果制度不能够适当的修改,再努力亦是枉然。

假若公司的销售制度,恰巧是董事长和总经理亲手制定的,或者是依据总经理指示而修订的,大家当然不至如此鲁莽,于是东拉西扯之后,必然交相指出同业的惨境,绝对不亚于本公司,因而归结为:景气不好,时机对我不利,也就是:非战之罪,天亡我也。

■问 题■

1.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制度?

2.制度为什么是最好的挡箭牌呢?

3.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得罪别人?

4.中国人真的怕事吗?

5.让制度背黑锅,有什么好处?

■答 案■

请先把您的高见简要写下来:

1.



2.



3.



4.



5.



■分 析■

1.把一切责任推给制度,乃是中国人惯用的一种太极行为。太多的历史事实和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的亲身体验,使我们深切了解,制度是死的,而人却是活的。我们指责制度,它并不会反咬一口;如果责怪某人,必然会遭受或早或迟的报复,委实防不胜防。

中国人的是非,原本不易判别得十分精确,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理由专家”,信手拈来,信口道来,即是一大堆理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依然可以用“不知道”、“忘记了”、“不小心”等不是理由的理由来搪塞。

就算是非相当明白,我们也不愿意直接指出这是谁的过错,因为被指责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人,他不服气,或敢怒而不敢言,或明接受而暗排拒,势必采取报复的措施,即使不马上反扑,终究蕴藏着一股潜在的力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朝向自己,直射过来。哲学家早已说过:“每一句恶毒的话,都是一支回头箭,最后还是射伤了自己。”何况中国人认为君子报仇,三年犹未为晚,得罪中国人,可真不是好玩的。

2.人不能得罪,否则没完没了,而制度法令为“非人因素”,正好派上用场,拿来做挡箭牌。凡事不说是什么“人”的错,只推是“非人”的制度不合适,既安全又容易获得众人的认同,这就是中国人的高明之处。

事实上制度也是活的,制度由人创立的,由人修订,也由人执行。我们明着讲制度不好,暗地里仍然涵盖着创立的人、修订的人以及执行的人。嘴巴上不说,心里却都有数,这才是推给制度的实质意义。

管理者看不出或者忘掉了此一实质意义,便无法了解中国人真正的用意,不能妥善地处置,因而让制度背黑锅,使大家误以为我们真的是缺乏制度或者制度不完善。

3.众所周知,中国人是世界上著名的“筑墙专家”,每迁徙到一个地方,必定四周筑墙,以策安全。求“安”成为中国人最根本的要求,西方人说“OK”,我们一句“安啦(放心)”!具有同等的效果。

人要求安,当然不能够随便得罪人。今天有些人口口声声要大家不要怕得罪人,我们一看便知他不是有本钱可以得罪人,只有人怕他,他暂时不必怕人;即是诅咒让别人去死,因为他一直嚷着不要怕得罪人,实际上却处处小心,生怕得罪他人。

4.中国人的“安人哲学”,其实也不怕得罪人。我们的正确观念,乃是“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没有事的时候,最好不要惹是生非,以免弄得大家不得安宁,徒然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刺猬人”。有事的时候,就用不着害怕,反正怎么躲都躲不掉,天天躲也不会安,所以不能怕事。

惹事不安,怕事亦不安,唯有不惹事、不怕事才能安。这种浅显的道理,岂能由于百姓日用而不知,便轻轻地抹杀掉?

不直接指责“人”,是不惹事的表现。我们不是常常冀望大家“对事不对人”吗?为什么要指责人呢?就事论事不正是比较客观的态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自己不愿意直接指责人,却讨厌那些不直接指责人的人。这是什么心理呢?

第一,别人直接指责人,我才可以不必直接指责人,显得我比别人聪明,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第二,别人因直接指责人而得罪人,我才有机会充当和事老,造成有利于己的情势。

第三,别人和我一样不直接指责人,似乎是非不明,坏人逍遥,好人就吃亏,我是好人,却不愿跟着蒙受损害。

最理想的场面,是别人彼此之间互相指责,而一切与我无关,乐得隔岸观火。殊不知此种情况纯属空中楼阁,混战之中,极容易为流箭所伤,才是比较可能的事实。鼓励大家不要怕事是对的,如果无意间激发不怕惹事的气氛,则天下大乱的结果,自己也不太容易逃避,后悔莫及!

怪罪“非人”的制度,细想起来,是不怕事的表现。大家只拿制度作为攻击的目标。不拿人来指责,而言语之中,隐约可知错的人是谁,这种“不明言”的检讨,至少含有三大好处:

第一,我认为某人有过失,但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假若明白指责出来,而大家不以为然,岂非太过冒失?如今我用明指制度、暗指某人的方式来表示,若是大家共同认定,当然最好;如果大家不认为如此,我没有明说,也不至伤感情,可以说是一种两全其美的方式。

第二,众人的认定与否,最后还是十分清楚。就算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明白地指出是某人的过失,但是中国人的警觉性很高,说来说去,心里大抵知道在数落谁的不是。被指责的人,听来听去,虽然始终没有听见自己的姓名,却也心里明白,这分明是在说我的错。

第三,既然不明说大家也都明白,不如表面上不说,只拿制度来指责,看看主持人的态度如何,才能进一步判断自己的观念是否正确、合理?按照常情,大家心里有数,主持人当然也不例外。如果他身为主持人都不愿意坦白指责是某人的过错,我明白指责,能否得到有力的支持,显然颇有疑问,不如依然咬定制度不合适,以观主持人的结论,比较安全。

■说 明■

现在我们已经明了,一件事是谁的过失,实在不易判断。在难以判定责任的情况下,中国人慎断是非,多数不愿意唐突地明白指责这是某人的不是,以免造成错误,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增加无谓的困扰。但是既要检讨,又不能不试图沟通彼此的看法,因此巧妙地运用“非人”的制度大做文章,以求了解他人的观点。果然大家表面上都在责怪制度,而言外之意,却已逐渐集中于某人,可见某人确实有其不当之处,格外证实自己先前的推测,并不离谱儿,同时也庆幸自己没有明言,不得罪人而又达成指责的目的,应该是更为圆满的明辨是非。

主持人果真想要分辨某人是否有错,他听来听去,自然和众人一样心里有数。除非存心装糊涂,否则便可以私底下再和若干人分别探讨,进一步求证,便不难充分了解表面上指责制度的弦外之音。

在众人不明言的检讨中,主持人发觉大家的目标,相当集中于某人,就应该在散会之后,个别地和某人谈一谈,提供他一个自己承认错误的机会,由他自己来说,可能更清楚更坦诚,因为大家既已顾全了他的面子,他便不可不要脸地一味抵赖。

某人如果真的没有过失,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具体地澄清大家的误解。主持人指派有关人员,共同听听某人的证词,然后透过非正式沟通,很容易消除此一不当的指责,本来就没有人指名道姓,当然不是在怪他!

假若某人真的有过失,这也是最好的机会,正式地向主持人说明过程和自己的苦衷,初步获得协议,再决定处置的方式,总比众人吵吵闹闹,要冷静、客观得多。

主持人有时为了顾全大局,不愿意宣扬出去,这是最好的机会,一方面接受大家表面上的结论,及时修订典章制度,以求改善;另一方面则依照大家实质上的建议,切实了解某人的过失,或给予劝导、警戒,或给予合适的处罚,以求改进。

如果主持人认为必须公开处理某人的缺失,这也是最好的机会。可以组成委员会,让委员们进一步详尽地了解整个情况,做出合适处理方案,看看众人的反应如何,才由主持人郑重地宣布,必然更为圆满。

中国人的思虑,一向十分圆熟。表面上拿制度来大做文章,实质上则毫不留情地指责某人,这才叫做“合情合理”,既顾及情面,又力求合理。这种方式,给主持人极大的弹性,可以进退自如,也可以左右逢源。处置得妥善与否,关键全在主持人,这是中国式管理倡导“正己正人”、强调“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

主持人存心让制度背黑锅,就会装迷糊,让大家围着制度团团转,结果问题依然存在,说不定继续恶化下去。主持人千万不要让制度背黑锅,因为制度不过是人为的产物,真正的原因,仍旧离不开人的因素,此所以中国人一直深信“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

当然,制度也有不好的。这句话最好这样来说:当初创制此一制度的时候,居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样定应该属于最合适的。如今情况改变,似乎已经不是最合适的,有修订的必要。制度不好,就应该及时修订,如果承办单位一拖再拖,始终不予理会,直到大家共同检讨,才责怪制度不合适,是否已经相当明白地指出承办人员的缺失?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听见承办单位力陈自身有关的制度不好,甚至振振有词,真是不知自己所办何事?

指称自己制定的制度不合适,等于公开打自己的嘴巴;怪罪其他单位制定的制度不妥当,实际上也就坦白指出那些单位的工作有缺失。谁都知道已经有制度而猛烈地攻击缺乏制度,便是不满执行不力的表示。冀望制度的改善可以带来更多的利益,实际上是走一步算一步的做法。

■要 则■

1.生产力要提高,经营管理希望突破,最要紧的恐怕就是:不要让制度背黑锅。大家可以指责制度,却绝对不可以指责制度为已足,才能够实质地明是非,求改善。

2.口头上指责制度,让制度背黑锅,目的在保留大家的面子。心里头却应该心知肚明,知道实际上的错误在哪里?应该由哪些人负责?必须如何改善?并且有实在有效的行动,才能够收到检讨改正的具体效果。

3.检讨会上,主持人用让制度背黑锅的策略,保留相关人员的面子。会后必须把相关人员个别约谈,以测知其是不是真正明白错误的所在,并且提出具体的改善方法,才能罢休。否则就要持续追踪,直到有所改善为止。

■心 得■

现在请将您的高见写在下面:

1.



2.



3.



圆满中分是非


■个 案■

公司为了合理照顾自备车辆上下班的同仁,特别规定,按月补助汽油费。虽然为数不多,却也引起有车阶级一阵子的欣慰:毕竟公司还是相当用心,知道不搭乘交通车的人,需要负担汽油钱。王经理因公出差,长达3个月。到了第2个月,就有人向总经理反映:王经理出差期间,并没有自行驾车上下班,如果照领汽车补助费,似乎很不公平,而且也显得公司的稽核部门能力不足,未能及时觉察,因此应暂时停止发给汽油补助费。总经理听罢,觉得十分有道理,心想一共也没有多少钱,大概王经理不至于过分重视,所以裁决:出差期间,停发出差人员汽油补助费。

总经理处理本案,完全是对事不对人,而且立法之后,一视同仁,凡出差期间超过1个月以上者,即停发当月份汽油补助费。依据新法,将王经理3个月的汽油补助费扣发,应该是合法措施。

王经理回来后,向总经理报告出差经过,彼此言谈甚欢。未了总经理还慎重地说明停发3个月汽油费的原因,征求王经理的看法,王经理说:“这样很好,反正我人在外,没有开车上下班,事实上也没有花费这笔钱,我觉得很公平。”

总经理非常高兴,一方面认为自己果断判决,相当准确;另一方面也觉得王经理脑筋清楚,是非分明。想不到一个星期之后,王经理提出辞呈,而且坚决要离职他去。大家苦劝,他也不改初衷,并且口出怨言:“连那么一点钱都计较,我在这里拼下去,内心会很不平衡。”

王经理的做法,似乎反复无常,究竟为什么?

李经理查获熊课长的属下阮君,上班时间看小说,认为已经触犯公司规章,理应议处。虽经熊课长再三保证,那是阮君家人托他下班时顺道拿去归还,阮君怕到时忘记,才放在桌上的。李经理仍然不予采信,坚持非办不可。于是签报总经理核定,予记过一次,以儆效尤。

阮君不服,依照公司规定提出申诉。此案经申诉委员会调查属实,并无上班时间看小说情事。总经理依据申诉委员会报告,要求李经理取消对阮君的处罚,李经理口头答允,却拒绝付诸行动。

李经理的行为,好像顽固而不讲理,果真如此吗?

■问 题■

1.王经理为什么如此反复无常?是不是口是心非,或者嘴巴上说好听话,而心里头却不是这样想?

2.李经理为什么要处罚阮君?能不能稍微深入地分析一下?

3.总经理对王经理领取汽油补助费事宜,最好如何处置?

4.李经理对阮君的事宜,最好如何处置?

5.王经理和李经理的不当表现,其根本原因在哪里?

■答 案■

请先把您的高见简要写下来:

1.



2.



3.



4.



5.



■分 析■

1.公司发给汽油补助费是总经理核定的。在王经理出差期间,又补充一条,规定出差超过1个月者,停发当月份汽油费,请问补充规定的时机合适不合适?会不会引起“针对王经理而来”的传言?

在总经理心中,完全是对事不对人,但是王经理的想法又如何?说不定上一次朱经理出差1个月,并没有扣发汽油费,为什么偏偏选在他的身上,开始实施这种规定?

总经理认为“这一点小钱,王经理大概不至过分重视”,而王经理呢?他却埋怨“公司连这一点小钱都计较,我拼下去实在不值得”。同样认为“小钱”,评估的角度不一样,结果产生很大的差距。

王经理在总经理解释停发的原因之后,并未觉得有什么蹊跷,所以坦然地说出赞成的话,可见他的确不是为这一点小钱而斤斤计较。

但是,王经理回到家里,可能提起这一件事,王太太的反应如何,就十分难料。她可能和王经理一样,觉得无所谓,也可能很不高兴,认为出差那么辛苦,出差旅费又不高,现在竟然动脑筋要扣汽油费?然后她可能以算总账的方式,来列举公司亏待王经理的事实,弄得王经理一肚子火?

然后,在公司里,难免有人喜欢搬弄是非,把什么人向总经理反应,什么人极力敲边鼓,以及总经理在什么情况之下做出这样的裁决,王经理本来觉得没有什么的,顿时也疑神疑鬼起来,偏偏这时候又有别的公司前来挖角,心一横,走吧,就这样提出辞呈,一走了之。

公司为了区区3个月汽油补助费,损失了一员大将,划得来吗?就算真的求合理,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2.李经理处罚阮君,有两种可能:一是公报私仇,一是秉公执法。如果是前者,公司任用他当经理,根本就是一种错误。假若是后者,就算真的处罚错了,他一旦收回成命,请问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经理怎么当下去?

不错,课本上写得很清楚,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有错误要勇敢地承认。但是,事实证明,职位愈高的人,愈不方便公开认错。因为高职位的人,似乎一公开认错,便要丢官失职,情况相当严重。

李经理秉公执法,不能确保样样都很确实正当:万一稍有偏失,就要公开认错,请问有谁敢做判决。

阮君申诉,又获得澄清,确实没有触犯公司规章,当然应该还他清白,使其得到应有的补偿。李经理和阮君之间,难道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王经理出差,有人拿他的汽油费做文章。总经理可以听,却不必急于做决定。像这种事,根本不是A、B、C重点管理中的A类案件,大可以拖到王经理回来以后,再来处置,后果比较圆满。

3.总经理等到王经理回来,让他办妥公事,休息过几天,一切恢复正常之后,再把王经理请来,告诉他有这么一回事,然后说:“我希望先听听你的意见,再做最后的决定。而且,这一次你出差期间的汽油费,公司也不停发,所以和你本身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你可以充分思考,帮我衡量一下,究竟怎样才算合理?”

王经理回家和太太谈起这一件事,然后又东听西听,有了一些眉目,由于总经理尚未决定,仍然等待他的回音,所以他会把自己的感想和听来的讯息,做一番分析,有了吐露怨气机会,总经理比较容易掌握王经理的动向,而王经理觉得总经理的确十分器重他,相当重视他的感受,自然不容易被人趁机挖走。当然,王经理的条件良好,总经理才会把和他有关的事宜,处置得如此慎重?若是王经理本来就不很适任,离职他走,对公司也没有什么损失,总经理就用不着这般谨慎。可见,看人办事,确实有其必要。现在,总经理不当面询问王经理的意见,便做出和王经理有关的决定,对王经理而言,难免有轻视的味道,不能片面指责王经理多疑,听信小话。

4.李经理把阮君处罚错了,总经理应该请李经理前来当面洽商。首先表明支持李经理的态度:“这件签呈,虽然是你签的,但最后核定者是我,所以处罚错的是我,不是你,再说,你是公司重要干部,现任经理职务,无论如何,公司应该大力支持你。”这种“官官相护”的落伍心态,恐怕又要被看不惯或看不懂的人,大骂为莫名其妙的行径。

李经理听罢,立即表示自己对阮君并无成见,既然申诉委员会查明真相,那就应该撤销处罚,并且要亲自向阮君道歉。这种勇于认错的表现,完全出乎李经理的自动,丝毫不觉得面子受损,结果十分圆满。

如果李经理指称申诉委员会查证不实,有偏向阮君的嫌疑,他不愿意收回处罚:不过,居于整体的和谐,李经理愿意记阮君一个“功”,来补回那一个“过”。总经理衡量实际情况,也可以同意李经理的方式,并且亲自请阮君谅解,公司必须支持李经理的苦衷,劝解他反正真相已经大白,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害,一切以大局为重,相信阮君也应该接受才对。

5.这两则个案,表面上看起来,王经理和李经理不对,深入探讨起来,总经理的处置,才是王经理和李经理不对的源泉。

总经理若是善于化解问题,就算王经理和李经理确有不妥当的地方,也能够大化小,小化了,顺利完成和谐的目标才对。

■说 明■

对王经理来说,家人的感觉是一种变数,公司同仁的传言是一种变数,外界的挖角更是一种变数。有了这三种可能的变数,我们不能怪他说话不算话,或者人前一种话,背后又是另外一种话。

王经理极力赞成某些人的建议,并且主张由自己扣发开始,总经理则裁决按补充规定,不过从公布后第2个月开始实施。有一段缓冲期,使“人”的分量减到最低,然后谁是第一个被停发的,算他倒霉,大家就比较没有话说。

若是王经理坚决反对,列举许多理由,认为公司不应该打这种小算盘,使人一想起来就泄气。总经理可以找原先建议的人,再行沟通,以衡情论理的方式,来决定是否修订新“法”。相信凡是合情合理的法,都会受到欢迎。

这两则个案,有一个共同的缺失,那就是“合法而不合理”,以至分出是非却不圆满。

王经理觉得没有面子,一走了之。李经理被要求认错,同样没有面子,坚决抗拒。反过来让王经理参与决定,让李经理自行善后,都是尊重他们的表示。给他们面子,让他们自动地合理解决,这就是“在圆满中分是非”。到实在不讲理的时候,再给他们难堪也不迟,你说是吗?

■要 则■

1.中国人绝对有是非,而且也要明辨是非,但是,我们的要求比较高,希望做到“在圆满中分是非”,分是非分到大家有面子,才能够真正圆满。若是分是非却分得不够圆满,那就留下许多后遗症,后患无穷。

2.圆满的标准,即在不得罪任何人,也就是不让任何人觉得没有面子,这是十分高难度的要求,必须多多用心,不断求改进,才能够做到。拿圆满做目标,却不宜要求自己一下子就要做到,持之以恒,日久自然有成。

3.凡事不留下后遗症,才叫做圆满。为了追求圆满,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乡愿的陷阱,必须特别小心,防止自己不圆满,却又变成人人厌恶的圆滑,那就更加不圆满了。

■心 得■

现在请将您的高见写在下面: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