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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裁必备的观念



用集团性来展现真正的英雄性

以仁人志士作为终生努力的目标

最好成为稳固、持久的山型英雄

动员一切有用的来保护无用的

以无为师,从无中生出很多有来

经由八放来放开自己、放开别人



人是观念的动物,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和态度。总裁的经营态度和管理行为,对企业兴衰的影响力高达70%。所以,总裁的经营理念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为什么总裁的经营理念对企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因为干部的思维会依据总裁的理念而调整,大家用心猜测总裁的想法,以总裁的思维来决定自己的取舍。可见总裁的经营理念,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公司的决策,改变干部的思维,并且决定公司成员的共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家公司的组织、规章、成员都没有改变,只是总裁换了,这家公司的风气很快就发生变化,紧接着组织、规章,甚至于成员和产品也会跟着发生某些变化,这与古人所说的“擒贼先擒王”——为首的王要先改变主意,追随的大众才有可能跟着改变,意思是一样的。

严格说起来,不同的总裁,其经营理念都有些不一样。我们只能够从基本的观念着手,分别从英雄与仁人志士、三种类型的英雄人物等来加以阐述。希望总裁能够自我评估,整理出自己的经营理念。唯有深入的自我了解,才能够真正知己,然后进一步知人。知己知人,更能够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使总裁的基本理念产生更为强大的无形力量,深深地影响干部和员工,并形成共识,以期协同一致,发挥强大的组织力、激发团队精神和凝聚力、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扩大企业的生存空间。



英雄与仁人志士


台大哲学教授邬昆如,在其巨著《人生哲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古以来,总有一些才智特别高而良心并不丰饶的人,他们喜欢玩弄权势,追求功名利禄,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豪杰。与此同时,也一定有一些既有智慧,又有良心的人,积极为社会造福,为众人谋利,成为当时的仁人志士(如图1-1)。

图1-1 英雄豪杰与仁人志士

这两种人物,各有不同的贡献。前者在动乱中寻求安宁,却常常不幸死于动乱;后者促进安和乐利,却也阻止不了治乱兴衰的循环。

好不容易荣登总裁的位置,是不是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自己的聪明才智高人一等,做些什么成为英雄豪杰,或是仁人志士?就在这一念之间,不可不慎!因为任何人生存在天地之间,迟早要知道自己“为谁辛苦为谁忙”,希望为自己做一番正确的定位。



西方社会重视英雄性


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开始,以雅典的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形成了竞争的生活模式,崇拜英雄人物便成为西方的传统。仁人志士,在西方历史中,反而成为可遇不可求的人。西方文化充满了霸道精神,促使大家崇拜英雄豪杰,常常冷落了仁人志士。

邬昆如教授认为,早在古希腊时代,便出现了许多城邦。它们的共同难题是人口不断增多,粮食愈来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以下三种不同的解决难题的方式:

移民

鼓励城邦中精壮的男子到其他地方去工作,赚钱回来养家。当然,选择的地方,必定比自己所住的城邦土地面积大,而且人口少,比较容易赚钱。但是,这些精壮男子,外出谋生,往往在结婚生子之后,干脆长住不返,变成移民。结果导致有能力的人都离开原来的城邦,留在本地的人反而是一些谋生能力相对较差的。移民的方式造成了人才外流,因而并不是一种好办法。

殖民

为了避免移民带来衰亡的恶果,有些城邦便主张出兵攻打那些比自己土地大而人口少的城邦,占领之后将该地的产品运回来,供大家食用。这种殖民政策引起各城邦之间互相攻打、彼此侵占的战争,结果导致民穷财尽,根本不能解决生存问题。

增产

雅典人既不愿意移民,也没有采用殖民的方式,而是主张大家留在原来的地方,努力改善生产方式,增加产品数量,从而养活更多的人。于是他们设法把其他地方的人俘虏来当做奴隶,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产品数量。不料增产的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因而必须设法促进消费,于是雅典人把二月的最后一天(四年一次,比其他年份多出来的那一天)作为向神明谢恩的特殊日子,而地点则选定在雅典附近的奥林匹克山上。公元前776年,举办了第一次祭神大典,借以吸引各地民众,前来消费。并且附加一些趣味竞赛,譬如赛跑、掷标枪等。从此每四年举办一次,并逐渐成为世界性的竞赛活动。发展到今天,便成为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雅典的奴隶制度,使主人获得生杀大权。这种不正义、不人道的行为,却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很多英雄豪杰。

罗马帝国取代雅典之后,凯撒大帝东征西讨。六百年间,奴隶制度“变本加厉”,英雄豪杰更是纵情地表现,毫无禁忌。

西方的仁人志士,大多成为只有理想而缺乏实际作为的哲学家,他们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大家对英雄豪杰的崇拜。

耶稣基督的人人平等信念,固然停止了奴隶制度和殖民政策,但是奥林匹克的竞争精神却不断地被发扬光大。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自然科学的人定胜天,都在增强西方人对英雄豪杰的崇拜,迄今没有改变。

英雄豪杰的主要特质在于利用时势,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英雄性格,借以获取功名利禄。西方的总裁,严格说起来,都具有英雄豪杰的特质。



中国社会崇拜仁人志士


从三皇五帝的传说可以看出,霸道在中国社会并不受欢迎。历史证明,只有王道才能够持久,才能受到众人的拥戴。智商高,必须配合良心好来造福人群、服务社会,成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的“天命”。就算生当乱世,不得已成为英雄豪杰,也应该心存善念,加强仁德的修养,才能够流芳千古,为后人所敬仰。与西方相比,仁人志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远比英雄豪杰来得重要。

三皇五帝,不管是不是真有其人,他们的表现都不是西方人所崇拜的英雄豪杰。必须一方面为大众服务,一方面也维护正义,才能够成为大家所敬仰的仁人志士。

譬如,同样面对洪水,夏禹所想到的是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必须设法治水,以维护大家的安全;希伯来的诺亚,却想起人类的罪恶。夏禹知道面对洪水,人类必须自救;诺亚认为人类无法自救,必须依靠上帝的恩赐,企求上帝来拯救。我们走的是道德取向,希伯来人走的是宗教取向。两者都是智能和良心的结合,但是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却大不同。

春秋乱世,虽然有孔子、老子这些仁人志士周游列国,倡导王道思想,而战国时代,却是连年战争,英雄豪杰互相讨伐,弄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秦朝统一六国,可以说是霸道的表现。汉代以后,一直以推行仁政为号召。虽然有王有霸,却仍以王道为正统。至少没有人公然宣扬霸道,以免遗臭万年。

近代西风东渐,竞争的意识已经弥漫全球。英雄式的旋风,似乎无处不在。我们实在很难保持冷静的道德取向,以伦理道德来发扬仁人志士的精神。

但是,我们还是把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首先拿出来展示和比较,以便让我们的总裁多一种选择,不致由于时代的潮流而丧失了成为仁人志士的机会。若是经过仔细分辨,认识得十分清楚,仍然选择英雄豪杰的取向,那就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必须加以尊重。

有人会这样想,中国人过于重视仁义,实际上却做不到,满口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到处可见假道学,时时出现伪君子,实在不如西方人那样,干脆坦白地承认自己有所企图,要成为英雄豪杰。这种想法,当然也有道理。只不过一下子把标准降得这么低,恐怕以后就再也看不见仁人志士了。

取法乎上,往往只能够达到中等的程度。若是摆明的仅仅取法乎中,那么所得的结果不理想,就必须自己去承受,怨不得别人。

具有仁人志士的理想,就算做不到,至少还能够成为英雄豪杰。何况刚开始时很可能条件不够,环境不允许,存在很多束缚。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条件改变了,环境也改变了,逐渐收敛英雄性,也能成为真正的仁人志士。我们常说要盖棺才能定论,意思便是终其一生,有没有努力做出仁人志士的善举。只要努力,能不能成功那是上天的意旨,用不着我们去猜测。

三国时代的曹操和刘备,都是英雄人物,只是刘备常以仁义作为取舍的标准,而曹操惯用利害来抉择。于是我们便称颂刘备为仁慈宽厚的皇叔,把曹操骂成奸诈汉贼。虽然《三国演义》一书的描述不一定真实,但却可以充分反映我们对于仁义和奸诈的划分标准。



总裁也可以成为仁人志士


前面说过,聪明才智高的人,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总裁的聪明才智,通常高人一等。当然可以成为英雄豪杰,也可以成为仁人志士。

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发明或者制造一块肥皂,对人类而言,很可能是一件好事。一旦把肥皂当做商品,组成一家公司,要制造和贩卖肥皂,那就很可能变成一件坏事。因为发明或者制造一块肥皂,并不会牵涉到太多的自然环境和人力资源的问题。而商品化之后,必须考虑到成本与价格、市场和人员以及同行竞争等问题,要着手向环境及人力挑战,产生很多破坏或环境污染,所以很可能成为一件坏事。

制造和贩售肥皂,是好事或坏事,这和总裁的经营理念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总裁的理念,可以决定这一家公司的所作所为,成为好事或坏事。

总裁最好心里明白,这么多员工,把宝贵的生命奉献出来;这么多资源,在我们手中消耗掉;这么多时间,任由我们支配使用;这么多顾客,成为我们产品的爱用者。总裁的任何决策,都和这么多人、这么多资源息息相关。只要一念之差,便可以成为好事或坏事,是不是影响力十分重大呢?

从前,鲁国的大夫孟孙氏,有一次捉到一只小鹿,便吩咐侍从秦西巴把它带回家,准备大快朵颐,好好享用。

想不到秦西巴在半路上把这只小鹿放了。因为他看见母鹿一直紧随在后,不断地啼叫着,显得万分凄悲。他心中不忍,就把小鹿还给母鹿,让它们快乐地团圆。

孟孙氏回到家,不见小鹿,就问秦西巴:“小鹿到哪里去了?”

秦西巴说明事实之后,孟孙氏非常气愤,把秦西巴赶出门去。

过了一年,孟孙氏居然出乎意料地、恭恭敬敬地把秦西巴请回家,做他儿子的老师。

有人怎么想也想不通,就问孟孙氏为什么这么做。

孟孙氏说:“秦先生连一只小动物都觉得心有不忍,把它放掉,对人必然更富于仁心。”言下之意,他对一年前的鲁莽使自己差点失掉一位仁人志士,颇有悔意。

我丝毫都不轻视商业行为,我对于组织力的提升和业绩的增进也十分重视。但我认为总裁的一念之差,既然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实在应该花一些时间,对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做一番清楚的认识。然后再决定自己究竟要成为英雄式的总裁,还是仁人志士型的总裁。经过仔细地探讨、分析和抉择,将来不至于后悔。因为人生的规律,本来就是自作自受,谁也怨不得谁,自己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

大家常说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必须重视实际的收入。总裁的责任主要是让企业赚到钱,能够生存、发展。但是,同样要达成这个目的,途径却有多种。一条是英雄豪杰所走的路,另一条则是仁人志士所行的道。身为总裁,有权自行抉择自己要走哪一条路,因为英雄豪杰或者仁人志士都有可能让企业赚到钱。既然殊途可以同归,是不是也考虑一下采取仁人志士的大道呢?



英雄的四种类型


中国近四百年来,由于科学严重落后,以致中国人丧失了自尊心和自信心。盲目崇洋的结果导致崇拜英雄之风方兴未艾。事实上,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各种类型的英雄人物都曾经出现过。以三国时代为例,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如鲁迅所说,既不像五代那样纷乱,也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好是不简不繁,所以英雄辈出,各显神通。我们把这些英雄豪杰分成风、火、雷、山四种类型(如图1-2)。

图1-2 英雄的四种类型



风型英雄的特性


风型英雄以吕布为代表。吕布勇猛过人,被董卓叹为“若得吕布,何愁天下不得?”获赠赤兔马之后,更是天下无敌。张飞在虎牢关前与吕布大战四五十回合,不分胜败。关羽赶忙加入,又大战了三十多回合,还是不分胜负。刘备纵马而出,三英战吕布,才迫使吕布逃回虎牢关。但是吕布从崛起到衰亡,不过短短几年,像一阵风似的,过后什么都不曾留下。

风的特性是卑躬屈节,事事顺人。吕布原本是丁原的义子,董卓把名驹赤兔马赠送给他,他便感叹明主难遇,立即提着丁原的人头投奔董卓。吕布有勇无谋,见利忘义,很快就中了王允的连环计,为了貂蝉,一戟刺穿董卓的喉咙。后来被曹操生擒,他虽然愿意归顺,恳请曹操收留,并且誓言他日报效沙场,但曹操还是以丁原、董卓为戒,下令将他处死。

一个人在社会上卑柔自抑,事事都屈从情境的变化,这样固然可以减少很多阻力,比起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可能顺利得多。但是,如果真想做一番事业,希望有所作为的话,这样是行不通的。



火型英雄的特性


火型英雄以周瑜为代表。周瑜自幼通晓兵法,是孙策的结拜兄弟。孙策临终前传位给他的弟弟孙权,还特别交代外事不决可问周瑜。赤壁之战,周瑜利用反间计,让曹操错杀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用苦肉计和连环计,放火烧毁曹操的水寨和旱寨。要不是诸葛亮神机妙算,让关羽还掉曹操当年的人情,曹操恐怕过不了华容道。周瑜烧得曹操不成人样,自己却被诸葛亮气得吐血身亡。就像熊熊的烈火,把人家烧得精光,结果自己也同归于尽。

火的特性是自认为聪明,处处都要占上风。妒忌心很强,为了权力或意气之争,往往不惜损毁他人,却不知道损毁了他人,终究自己也会为他人所毁。好像火烧物体,当物体被烧尽时,火也灭了,结果是同归于尽。周瑜聪明绝顶,和诸葛亮共谋合作破曹时,觉得他比自己高明十倍,如果不除掉诸葛亮,将来麻烦不小。于是三番五次要害诸葛亮,不料屡次设计陷害,都被其识破,因而气死了自己。

周瑜和诸葛亮都智谋超群。两人各为其主,争得水火不容。但是周瑜妒忌心很重,临终时还昂声高叹:“既生瑜,何生亮!”死时年仅三十六岁。



雷型英雄的特性


雷型英雄以吕蒙为代表。吕蒙是东吴大将,勇而有谋,极受孙权的器重。鲁肃死后,继任为大都督。当时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虽然不慎被曹仁的毒箭射中,但经华佗的刮骨疗毒,神勇如旧。不料麦城一战,兵败被俘。孙权深爱其义薄云天,有心劝降。左右都力谏阻止,孙权勉强同意,吕蒙遂下令将关羽斩首。不过,他杀了关羽之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好像雷一般,不发则已,一发就声势浩大。然而雷不持久,一阵风暴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雷的特性则是天翻地覆的震动。吕蒙虽为东吴大将,鲁肃死后继任都督,但却一直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孙权与曹操暗中联合,商定从水旱两路夹攻荆州。吕蒙负责水路,探知关羽早在沿江上下数百里设置了烽火台,以防吴军偷袭,不禁大为惊讶,一筹莫展。于是称病不出,力荐由陆逊接任都督。当时陆逊尚为无名小将,关羽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在吕蒙的指挥下,仅一夜工夫,便控制了荆州沿岸一带的烽火台。随即占领荆州,并且以一连串的怀柔政策,很快安抚了荆州的军心、民心。关羽听到探马报告:吕蒙托病辞职,皆是阴谋,心中非常懊恼、悔恨。他咬牙切齿地发誓:就算不能生杀此贼,死后化为厉鬼也不饶过他!关羽不久便兵败,为吕蒙所杀。

不表现则已,一表现便震天动地。吕蒙这种雷一般的行动,使关羽无从防备,因而造成原本视为不可能的结果。

孙权大宴百官,当众宣布收复荆州的好消息,并且说这次胜利都归功于吕蒙。张昭却气急败坏地冲进来,手中还提着关羽的人头,说:“江东就要大祸临头了!”吕蒙大笑:“此人已死,还有何畏惧?”随手掀开包裹人头的红布,却见关羽脸庞仍然栩栩如生,双眼炯炯有神,直逼着吕蒙。于是吕蒙一阵惊吓,昏倒在地。雷声震动,有时击伤或打死人畜,但是一阵过后,便又恢复平静。

以上这三种类型的英雄,都很容易察觉到,所以很快就被大家认定为英雄。风、火、雷三型英雄,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为时不久便不见踪影。吕布、周瑜和吕蒙,不能说不是大英雄,然而好比一阵风、一场火、一阵雷,来时令人十分震惊,却很快就过去了。虽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也让人觉得相当遗憾。只有山型的英雄,由于经常处于林木茂盛、云雾缭绕的环境中,很难被察觉,初见时似乎引不起众人的关注,因而不容易体会和认知其为英雄。



山型英雄的特性


山型英雄的代表人物是赵云。赵云原本是公孙赞阵营的,后投入刘备阵营。其勇猛善战,曾于长坂坡单骑救主,震慑曹军。又于孙权假借国太病危,要孙夫人带着阿斗返回东吴,以便当做人质,趁机要求刘备用荆州来换回阿斗时,截江夺斗,再次把阿斗从险恶中救出。后来,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封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为五虎大将。关羽闻讯,虽然不满与马超同列,却对赵云没二话。可见在关羽心目中,赵云的确是一位英雄。其晚年仍追随诸葛亮,南征北讨,并且屡建战功。风、火、雷消失了,但山依然屹立不动。

山的特性是不动时静止,但动起来就有排山倒海的力量,而且山型英雄稳固、持久。赵云一路追随刘备,关羽、张飞、刘备相继去世后,仍然辅助刘禅,成为最持久的蜀国英雄。他和关羽、张飞共事,平常表现得不如两位,却能在紧急时刻有出色的表现,令人佩服。赵云如果始终像一座静止的山,没有特殊的战功,被封为五虎将时,关羽也不会那么轻松愉快地接纳他;他若是一直求表现,就会显得心目中没有关羽和张飞,恐怕这两位将军也不会与他友好相处。

一个人只是静止,并不能产生大的力量。要成大功立大业,必须能静也能动,做到不动便罢,一动就有雷霆万钧的力量,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诸葛亮得知司马懿被削去兵权的时候,心中大喜,写了一封《出师表》呈给后主刘禅,叙述出山二十一年来,帮助刘备创立基业的艰难,并且表达了出师伐魏、统一汉室的决心。就在他准备点将发兵时,赵云闯了进来,大喝:“丞相!我虽然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雄;此二位古人,均不服老。今北伐点将,丞相为何不用我?”诸葛亮再三劝阻,赵云大怒:“丞相若不教我为先锋,不如撞死于墙下!”于是脱去盔帽,露出苍苍白发,双目如电,直盯着诸葛亮。

大军出征,魏军由驸马夏侯懋为大都督,命西凉大将韩德为先锋。双方初次交战,韩德看到蜀军先锋竟然是年近七旬的赵云,便派出一将,不出三个回合,死于赵云枪下。三将齐出,也先后败亡。赵云的英勇,一如往昔。可见“山”的力量,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降低。

一年四季中,春、夏、秋三季,都是动的,只有冬季看起来是静止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冬季,春季就不能种植,夏季就不能生长,而秋季也不能成熟了。可见冬季的功能,是以一季的静止,来支持其他三季的动。好比一个人,白天活动了十几个小时,晚上必须睡八个小时,才能够恢复体能,这是同样的道理。

诸葛亮说:“非宁静无以致远。”不宁静,便不能够致远,证明宁静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致远。

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争是静止的,莫能与之争,则是动的。有了静止的不争,才具备别人无法与之争的力量。

山型英雄,不但具有风、火、雷动的力量,而且兼有静的功能。所以动静不失其所,显得动静皆宜,这是山型英雄之所以胜过风型、火型、雷型的优势所在。



最好做山型总裁


西方企业的总裁重视英雄性


历史学家钱穆指出,西方历史重英雄性。从亚历山大到恺撒,再到近代的拿破仑,都是由一位领袖领导一个集团,成就一番事业。

西方的企业也是如此。总裁的权力很大,表示他是公司的领袖。由总裁来领导一个集团,创造一家公司的业绩。虽然说现代企业总裁的权力并没有古代帝王那么大,但是一旦滥用权力,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很可能比古代专制帝王还要可怕。总裁位高权大,有时可以把一个员工的家庭弄得妻离子散,甚至逼迫员工走上穷途末路,自寻短见。因为权力使人腐化,通常只要掌权三年,就很容易变得愚蠢。就算总裁原先很有智慧,也可能愈来愈糊涂。因此,西方企业的总裁通常任期不会太久。很多企业更是由于重大决策失误,以致公司经营遭遇巨大挫折,甚至面临倒闭,不得不更换总裁。任期不长,使得西方总裁更容易急功近利,缺乏长期的设想——反正他离职以后,情况如何演变,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英雄性不能持久,一则由于人愈来愈老,气力愈来愈衰退。而且英雄辈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经不起后人的挑战。可惜西方人崇拜英雄仍然乐此不疲。多少总裁的事迹,被写成传记文学,公之于世。大家乐于阅读,又勤于学习,使得西方企业的总裁迄今仍以英雄性为重,很难有所改变。

西方人习惯于崇拜英雄,西方历史强调个人性、英雄性,一旦被写成传记,大家也就争相阅读,引来不少的崇拜和赞扬,这符合西方的文化。

我们今天模仿西方人,也要写企业家传记。殊不知中国人看传记,心情和西方人大不相同。我们不太在乎写些什么,却十分介意怎么写。同样一个事件,站在不同的立场,自然会有不一样的写法。看了以后,常常由于立场不同,表示不相同的看法。以致赞叹者少,而不以为然的反而比较多。就算畅销一时,也不过在名利方面稍有斩获,实际的效果实在不理想。何况人只要活着,就会改变。若是出书之日,书中的人物如日中天,当然被描述得如龙似虎,非常出色。不料环境改变,一下子转变不过来,著名企业照样宣布倒闭,成功的企业总裁也会被判刑,或者面临债主的追讨。这时候再回头看看自己的传记,恐怕也愧于回首吧!

当年司马迁写《史记》时,《汉高祖本纪》也不过把开国事件逐年提出一个简要的纲领,而不敢把汉朝的开国大事全部放在高祖身上。这种做法,才使得大家更加敬仰高祖。否则萧何、张良、韩信、曹参、陈平这些开国功臣,即便自己不方便说,子孙也会发出不平的声音,后代对高祖的崇敬反而会降低。



中国企业最重视集团性


钱穆认为中国的历史集团性更重于英雄性。以楚汉相争为例,项羽带有英雄性,而刘邦则看起来没有英雄性。结果刘邦得了天下,因为他能用萧何、韩信、张良,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集团。项羽是领袖,却连范增这一位干部都不能加以重用,所以争不过刘邦。

汉高祖出身卑微,由平民登上皇帝的宝座。这项事业的完成,刘邦的领导固然很重要,但是其所形成的集团的作用似乎更加重要,所以钱穆用集团性大于英雄性来概括中国的历史。

三国时代,曹操称天下英雄只有他和刘备两人。但是曹操的英雄性,显然比刘备多。后来三国鼎立,曹操、刘备和孙权的手下无不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形成十分坚强的集团。这三位领袖,都不曾太多的表现出个人的英雄性,他们都十分重视集团的运作,很少独断专行。

唐太宗乍看起来是一位英雄,然而仔细观察,他开始时有父兄相助,后来有幕府的支持,并不是唐太宗单独一人的力量便能成为开国明君的。

明太祖原本是僧寺里的一个小和尚,后来聚集了一批文武将才,有了一个大集团,才得了天下。明太祖虽然也有个人的表现,只不过是这个大集团中的一分子而已。

钱穆指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英雄不适宜担任领导人。英雄性人物,不容易成就大事业,项羽失败的教训应引以为戒。

我们相信,任何性质的集团必有一位领导人作为领导中心。但是我们和西方人比较起来,西方人英雄性大于集团性,我们则是集团性大于英雄性。所以,每一集团中的领导者,不容易显现其英雄性。我们的领导者,常常心胸广阔,包容一切,把舞台让出来,使得核心干部能够充分发挥其英雄性。譬如汉高祖和韩信,汉高祖是集团的领导者,韩信只是汉高祖的一位得力干部,但是韩信的英雄性表现反而多于汉高祖。我们常说要巩固以某某为中心的领导,其实说的是干部的表现多于领导者。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领袖如果有太多的个人英雄表现,就不容易礼贤下士,构建庞大而坚强的集团,也就不容易把事业做大。

不知道您喜欢做一位英雄性大于集团性的总裁?还是宁愿干部的英雄性表现多于自己,成为一位集团性大于英雄性的总裁?我只能够建议,为求企业持久经营发展,总裁在自身英雄性和集团性的比例上,最好做出合理的调整。自己当然是领导中心,但是缺乏集团的力量,这中心很不稳固。若是不幸遇到强大的挑战,还得反败为胜,那就是很大的遗憾!



中国企业总裁最好扮演山型英雄


我们不能说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都不是英雄人物,我们只能说他们更重视发挥集团力量,所以干部的表现好像胜于领导者。如果用风、火、雷、山四种类型来区分,总裁最好扮演山型英雄,不应该像风、火、雷一般,一阵子就不见了,使得追随的员工不知如何逃命、保命。

风、火、雷三型,有一个共通的特性,便是英雄性大于集团性。结果是一时性的轰轰烈烈,并不能持久。山型的特性,则是集团性大于英雄性,每一个人都在集团中成就自己。总裁像一座大山,干部就能获得巨大的舞台,可以尽情地演出,显得英雄性十足。企业要求生生不息,员工要求安定发展,总裁自然非像山不可。总裁不动如山,企业才能够稳如泰山,不容易出问题。

要扮演山型英雄,成为山型总裁,首要的条件便是不能专制。当年汉高祖得到天下后立即下诏求贤,其后汉惠帝重用曹参、汉文帝礼待贾谊,可以说这几个皇帝没有一位是专制的。钱穆认为,如果一定要用西方的观念来看中国历史,只能说我们的皇朝不过是君主立宪,并不是君主专制。

总裁若是专制,一切要独自裁决,那就干脆改名叫独裁好了,何必以总裁之名行独裁之实呢?

集团中拥有各种人才,各有专长,而且能够放心地表现。总裁能够充分尊重这些人才,放手让大家好好表现,一如当年的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那才是山型总裁的典范。

说起汉高祖,我们一定会想起萧何、张良、韩信。在这个集团中,萧何是后勤,张良是参谋,而韩信则是大统帅,可见中国人早就有了分工合作的概念。大家都因共同的理想聚集在一起,以汉高祖为领导中心,然后各自发挥专长。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建立了大唐帝国的基业。他重用魏征和王硅担任谏议大夫、房玄龄和杜如晦策划典章制度,逐渐将创业体制转化为守成体制。可谓知人善任、适才适所,造就了一个强而有力的集团。



总裁必读的三本书


在中国流传已久的三本名著《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对总裁有很大的启示。当总裁的,一定要读一读。



《西游记》中的无用与有用


《西游记》中最厉害的人物,首推孙悟空。不让孙悟空这么厉害的人来担任领袖,反而推出不具英雄性的唐僧担任领队的职务,是不是有一些奇怪呢?唐僧和孙悟空比较起来,好像很没有用,却能够发挥无用的大用,这才是中国人特有的一套观念。每当遇见某些极具英雄性的总裁,我便会开玩笑地说:“您这么厉害,好比是孙悟空。回去看看您的干部,个个都是猪八戒。”对方听了,大多很不高兴,认为“怎么会呢?”但是过不了几天,几乎都会打电话来说:“若不是那一天提起,我不会觉得。提起之后,仔细看一看,才发觉这些干部真的都是猪八戒。”

只有猪八戒,才会跟孙悟空这样的老板。换句话说,像孙悟空这样的老板,一定会带出猪八戒这样的干部。

想想看,让孙悟空领队去印度取经,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孙悟空的武艺高强,性格又相当急躁,会不会一路杀到印度,然后由于语言不通,一时兴起,放一把火把藏经楼全部烧掉?若是这样,就和原先的用意刚好完全相反了。

唐僧还有一种特性,每当悟空向他报告:“师父,那是妖怪,要小心一点。”唐僧都这么回答:“阿弥陀佛,悟空,不要乱讲”。然后很快就被妖怪抓去。现代总裁也是如此,经常不接受干部的劝说,然后吃亏上当,才受尽苦难。

唐僧并无英雄性,却能够领导孙悟空这一班英雄人物完成任务。唐僧的贡献,依中国人的观点,是透过无用的包容性,来发挥有用的英雄性。孙悟空的贡献,则是以有用的来保护这无用的。孙悟空保护唐僧,唐僧则促使孙悟空走上正途,共同完成取经的使命。

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在唐僧的领导下,构成一个集团。唐僧能够维护集团性,孙悟空等人才有可能展现各自的英雄性。若是唐僧极具英雄性,说不定孙悟空半途逃走,而猪八戒和沙和尚也只能够表现奴才性了,这个集团大概就不可能完成预期的任务了。

《西游记》描述的并不是历史,却能够掌握中国人的民族性。我们都清楚英雄再厉害,但还是独力难撑大厦,必须群策群力,分工合作,才能够完成宏大的事业。



《水浒传》中的领导智慧


《水浒传》中的领导智慧真的是奥妙无穷。最初出现的人物,是宋朝哲宗皇帝时期,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他无缘无故,花了一千贯钱买得一把好刀,却被人设计,带刀进入商议军机大事的白虎节堂,被高太尉喝叫左右拿下,脊杖二十,刺配军州。又暗中吩咐监押的公人半途把他杀掉。幸亏结拜兄弟鲁智深及时解救,才得保住性命。高太尉仍千方百计要害林冲,不得已林冲在雪夜里被逼上梁山。

林冲上梁山的时候,首领是白衣秀士王伦,共余排位依次为杜迁和宋万。林冲加入后,被安排为第四位首领,不久之后落难的英雄纷纷来归。由于王伦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引起大家的不满,林冲一怒便杀了王伦,推举晁盖担任首领。那时候的七位英雄,包括吴用、公孙胜、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和林冲。其中阮小二、阮小五和阮小七要比吴用、公孙胜和林冲更具英雄性。结果大家都推崇最不具英雄性的晁盖来做众人的首领,后来宋江上了梁山,接替晁盖担任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正式首领,理由竟然是宋江最不具英雄性。钱穆评论施耐庵把宋江写成这个样子,极有智慧,有极深的用意,也可以说表示一种极高的真理。我们在《水游传》中所看到的宋江,是这样一位“没有用”的人物,正好和历史上做出一番大事业的领导者相似。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个人的英雄表现所致,而是众位英雄的交心和支持。众人协同一致的集团力量,远大于个人英雄性的作用,这才是有智慧的表现。

林冲、武松、鲁智深、花荣、关胜、呼延灼等英雄人物,为什么接受宋江的领导?因为宋江平日乐于结识江湖上的好汉,凡有人来投奔,都欢迎、都接纳,向他求钱物,也无不慷慨应允。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的性命,在山东、河北一带,早已是著名的“及时雨”。这样的修养,不是英雄人物,却是英雄人物崇仰、拥戴的对象。宋江的副手,也就是梁山泊的第二位首领卢俊义,原本是北京大名府的大员外,被逼上梁山以后,宋江要他坐第一把交椅,他大惊说:“卢某是何等人,敢为山寨之主?”相让不下,勉强才担当副领袖。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梁山泊的领袖,换成林冲、武松、鲁智深、花荣、关胜、呼延灼等其中的一位,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参谋总长智多星姓吴名用,与“无用”同音。如果改成“有用”,又将如何?能不能做到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那样,宋江鸣鼓集合众人,对天发誓说:“窃念江等昔分异地,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零八人,人无同面,面面峥嵘;一百零八人,人各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忧必同忧;生不同生,死必同死。”

总裁不必认为梁山泊是反贼的集结地,因为他们个个是好汉,由于理念相同,集体对天盟誓:各无异心、生死相托、患难相扶,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如果公司员工也能够上下同心,岂不是一件令人鼓舞的好事!



《三国演义》中的领袖人物


汉灵帝时,黄巾党聚众造反。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虽告平定,但东汉大帝国也随之名存实亡,之后曹操、刘备、孙权各霸一方,形成三国鼎立。曹操自命为英雄,却不曾表现出十足的英雄性。他手下的人,反而个个是英雄。尽管大家都讨厌曹操的诡计多端,然而对他的爱才则是十分欣赏。他素爱关羽武艺人才,命张辽前往劝降。当时关羽受困,刘备不知存亡,张飞生死未卜。关羽为保全实力,不得已提出三个条件:一者,与大哥刘备曾经立誓共扶汉室,所以只降献帝不降曹操;二者,两位嫂嫂请依皇叔俸禄赡养;三者,一旦得知刘备去向,不管千里万里,必定辞曹公去寻。曹操认为前两个条件尚可接受,至于第三个条件,实在很难答应。但是在张辽的劝说下,还是勉强应允,接着送新袍、赠名马,上马金、下马银,又封关羽为侯。不久关羽得知刘备在袁绍处,立即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护送两位嫂嫂,过五关斩六将,离开曹操。曹操虽然非常不高兴,却也特别派遣张辽传谕各处关隘,任其放行。

官渡之战前夕,故友许攸前来探访曹操。兵士阻挡,曹操闻声,身着睡衣,光着脚就跑出帐门,并且向许攸弯腰施礼。顺手挽着许攸入帐,两人促膝长谈,直到深夜。第二天,曹操集合众将前来商议,大家知道许攸献计,唯恐其中有诈。曹操劝大家放心,这对官渡大胜袁绍有很大的助益。

种种过程都显示曹操不充分表现其英雄性,才能领导众英雄获得胜利。当然也有少数几次由于过分显露个人英雄性,如赤壁之战,反而招致大败。

刘备虽然被曹操推为当代英雄,实际上一生不曾表现他的英雄性。关羽、张飞、赵云能够大展英雄本色,与刘备善于提供表现的平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以关羽、张飞的个性,刘备若是过分展现英雄性,恐怕早已闹成内讧,不可能一致向外。

孙权继承父兄大业的时候,吴太夫人还担心他年纪尚幼,难当此重任。孙策回答说:“母亲放心,二弟才华出众,胜我数倍,足以当此大任。往后,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后来孙权广纳贤臣,励精图治。在不发挥个人英雄性的原则下,把江东建设成一个民富兵强的安乐之地。
三国时代英雄辈出,三位各霸一方的领袖,却没有一位表现出英雄性。我认为曹操、刘备和孙权,实际上是仁人志士,而不是英雄豪杰。

说刘备是仁人志士的代表,大家可能很容易接受。说孙权是仁人志士,有人就有一点怀疑。如果说曹操也是仁人志士,可能就会令人惊讶。

事实上孙策在其父孙坚死后,便到处招贤纳士,结交英雄豪杰,一心要开疆拓土,一统江东。以太史慈为例,他本来奉命和孙策作战,看到孙策光明磊落,态度诚恳,心里很受感动,才降服于孙策。孙权也是如此,与曹贼势不两立,时刻以江东居民为念,未敢大意。

我们对曹操虽然存有许多争议,不过以他的实力,完全可以改朝换代,自立为帝,但他却一生以汉臣自居,始终不篡位,我勉强称他为良心不够好的志士,如何?



车、马、炮比将能干


最高将帅不露英雄性


中国的象棋和西方的Chess(国际象棋)相同,分成两方,各16个棋子。象棋分成黑、红两方,黑方有将、士、象、车、马、炮、卒7种共16个,红方也有帅、仕、相、车、马、炮、兵等7种共16个。国际象棋则两方都有王、后各一,主教两个、骑士两个、城堡两个以及兵卒8个,合计也是16个。不同的是,国际象棋的王和后都很厉害,可以到处走动,也能够吃掉别的棋子;中国象棋的将、帅都不厉害,只能够在很小的范围内活动,而且不能外出征战。

曾经有外国朋友觉得中国象棋十分奇怪,尤其是将、帅的情况,更是引起他很大的疑惑,不断地提问:为什么将、帅不如车、马、炮厉害,却可以担任它们的统帅?

我反问外国朋友,觉得车、马、炮比将、帅厉害是不是?有没有进一步观察到这些厉害的车、马、炮几乎都为那一位不厉害的老将而壮烈牺牲?请问到底是谁比较厉害?表面上看起来车、马、炮比较厉害,实际上衡量起来就会觉得将比较厉害。前者不过是形式上的厉害,后者才是实质上的厉害。我们只听过“弃车保帅”,还没见过“弃帅保车”的,可见在我们的心目中,将、帅远比车、马、炮来得厉害,所以中国象棋才把将、帅设计成不如车、马、炮厉害,以便转移大家的目标。可见,不露英雄性实在比露英雄性要安全得多。

把厉害的,用不厉害来包装;厉害的,就让他表现出英雄本色。这是两种不同的包装方式,前者比较适合总裁,后者比较适合干部。实际上干部当中,凡是一直表现出自己很厉害的与那些偶尔会装成并不厉害的同仁比起来,必定吃亏上当的机会更多。这就是不露英雄性的最大好处,请多加体会。

在社会上,如果遇见某位总裁,问他最近如何?若是回答:“啊!忙得要命,赶着办好多事情!”你会不会觉得这家公司的处境可能相当危急?要不然,为什么总裁会忙成这样?所以,通常我们听到的回答都是:“没什么事情,整天没事做,晃来晃去!”你会不会觉得,这些总裁好像在描述象棋中的将、帅的样子,显得十分悠闲笃定,一切应该相当顺利?

可见在正常情况下,根本用不着总裁操心。如果总裁在正常情况下还那么忙,只证明一件事:不是干部不能干,便是总裁自己是天生的劳碌命,不放心让干部去做。

当然,在紧急情况下,我不反对总裁亲自指挥,以求时效。但是常常紧急就表示这家公司很有问题。什么都紧急,就表示什么都不紧急。平常和紧急的比例,必须调整在合理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紧急。

常听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将帅的无能,表现在自己的紧张忙碌。反过来说,将帅如果有能,应该是指挥若定,根本用不着紧张忙碌,弄得员工们都跟着疲于奔命。



让一切有用的来保护无用的


中国象棋中的16个棋子当中包含7种不同的职位。其中最高的职位是将和帅。但是,车、马、炮、士、相、兵各有所用,只有这最高统帅好像没什么用。而在车、马、炮、士、相、兵之中,车、马、炮最具英雄性,作为车、马、炮首领的将和帅反而不见英雄性,这是为什么?将、帅表现得很有用,车,马、炮就只好自己顾自己,用不着分心去照顾将、帅。有朝一日,将、帅觉得要车、马、炮帮忙的时候,发觉车、马、炮各自忙着自己的事,这时候才动怒、责骂、抱怨,恐怕车、马、炮也很难接受。心想:将、帅平日自己充能干,谁知道他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协助?将、帅既然自作自受,就让将、帅自己去承受这种苦果吧!

无用的才能全盘关照那些有用的

将、帅无用,看起来无所事事,其实只有如此才有时间全面关照车、马、炮以及兵、卒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整体目标的需求。车、马、炮的英雄性,如果依个人的目标,只顾吃掉对方的棋子,或者只顾自己的安全,不知道把对方将死,或者保护自己的将、帅不被将死。这种英雄表现,可以说毫无意义。必须以将、帅为共同目标,一方面设法把对方将死,一方面则未雨绸缪,保护自己的将、帅不被将死,才是密切配合的整体作战。将、帅无用,才能促成车、马、炮的有用。

在有用的集团中表现无用的领导

象棋的红、黑两边,各自组成一个集团。中国人认为集团必须有一位领导人物,但是领导性的重要最好次于集团性。将、帅是领导中心,基于。尊重集团的原则,不应该表现其领导性,也就是把英雄性隐藏起来,包装成无用的样子。而英雄性的表现,则在将帅之下的车、马、炮。车、马、炮为了尊重领导中心,必须以整体为目标而努力,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将、帅和士、相组成领导中心,士和相的活动力甚至比将、帅还要强,是同样的道理。

总裁有用,就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就难以顾及公司的整体配合。同时总裁过于强势领导,有能力的干部就显得很没面子。能走的,很快就会离职他去;走不了的,便赖在公司,有意无意地成为总裁的障碍,或者虚情假意,做一番表面功夫。

明智的总裁,懂得把自己包装成“无用”。干部获得总裁的支持,加上总裁把表现的舞台让出来,干部当然表现得十分有用。干部愈有用,总裁就乐于愈无用。以“无用”的心态,来全面关照干部有用的表现。大家都以集团的目标为重,密切配合,对于组织的发展很有助益。

让干部有用,总裁自己扮演无用的角色。这不是偷懒,更不是怕负责任,反而是一种修养。有容人的度量,并且有知人之明,让真正有用的,做出合理的表现。



强以弱为基


将、帅无用,是集团性大于英雄性的表现。然而就领导和管理来说,将、帅的领导应该比管理更为重要,因为领导重人性面,而管理则比较重制度面。中国象棋千变万化,几乎每一次对弈都不完全相同。制度面只能够规定车、马、炮怎么走,对于将、士、相、兵、卒的动作也加以合理的规范,至于如何运用,完全看下棋人的人性面。将、帅的个性,以下棋人为主,将、帅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实际上也是下棋人性格的表现。
总裁如果像一般人那样,认为领导便是领导,从正面来发号施令,指挥监督,大家便能接受,那就大错特错,与实际情况并不符。总裁若是明白老子所说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道理,便能够把握“贱”和“下”,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贵”和“高”。

领导者怎样才能显得高贵?必须下属热心捧场,加以理会,自愿以贱自居,来衬托领导者的贵。不然的话,领导者自己高高在上,下属却用脚来表示不愿意接纳,有机会就离职他去,也就是不喜欢做领导者的基础,领导者便徒有虚名,产生不了实际的领导功能。

总裁高不高、贵不贵,由下属来决定。大家愿意用“下”来抬高总裁的地位,以“贱”来凸显总裁的高贵。真正做到上情下达,而又下情上达。总裁和员工一条心,自然领导有力,样样能通。

《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明确指出“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的道理,其中的“上”“先”指的是领导。总裁想要“上”“先”,必须先从“下”和“从”着手。唯有不表现个人的英雄性,以弱者自居,才能够成为“守柔”的真正强者。老子的意思是,强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弱(柔)上面,为弱愈多,基础便愈雄厚,才能真正强。

依据“贵以贱为本”来推理,很容易看出“强以弱为本”;依据“高以下为基”的观点,也很容易体会和认知“强以弱为基”。总裁能够把握到弱,自然可以成为强的领导者。一天到晚以强者自居,好像孙悟空那样,干部就用弱来因应,变成猪八戒和沙和尚。对孙悟空来说,只有累得要死,并无其他功效。

总裁扮演唐僧的角色,孙悟空才会心悦诚服地好好表现,连带着把比较不能干的干部也培育起来,共同为整体目标而努力。总裁守柔,才能够促使干部发奋图强,个个有英雄性的表现。这种真正总动员的力量,才是总裁弱的最大效用。

这里很少提及专业性技能。因为总裁以人为主,重视理念,又能通情达理,干部才有可能把各自的专业技能好好发挥,为组织所用。如果总裁以专业技能为主,干部的才能便难以施展,反而处处受到限制。



总裁要以无为师


无才能生有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做出这样的推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就是具有,也就是存在;无,表示没有,也就是不存在。天下万物,当然都是存在的,所以生于有。然而天下万物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宇宙便已经存在了,那时一切都无。这种准备生出万物的无的状态,即称为无。由于所有万物都从这里产生出来,所以说有生于无。

张起钧教授研究道家智慧数十年,他指出:“有”和“无”这两个原则,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精神和力量:“有”代表具体的、确定的、突出的、显露的、有成果的、奋力的;“无”代表抽象的、不确定的、退缩的、隐潜的、无具体成果的、不奋力的。

两者比较起来,“无”比“有”更具有发展演变的可能性;而“有”则比较定型,要发展演变比“无”困难,也受到更多的限制。所以,老子说“无”比“有”拥有更大的弹性,可以发挥更多的妙用。

就我们的行为来看,“有”就一定要有表现,有作为。但是我们的努力是有限的,而天下的事务是无穷的。我们怎么用有限的人力来掌握无穷的事务呢?总裁如果坚持要有所表现、有所作用,请问以总裁一己之力,能够把整个公司所有的事务都做得很妥当吗?如果一定要这样,岂不是自讨苦吃?

反过来看,我们若从无的原则,不表现、不作为,情况便完全改观。不表现、不作为并不是停止不动,而是明智地面对自己可怜的“有限”,不要妄生枝节地画蛇添足,一切顺应自然,表现出真正的聪明。

总裁最好明白:既然担任这个职务,时时刻刻都想有所作为,甚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别人斗争,控制不了自己,这样一来,表面上可能有所得,实际上却失去得更多。明白了这个道理,便应该端正自己的方向,把原本朝向“有”变成朝向“无”。换句话说,要先忘了自己,特别是忘了自己的利益,才能够立公心,凡事为公司的利益着想。

总裁抱持着“有”的原则,员工就会觉得总裁所想的,都是基于总裁自己的立场,因而兴起抗争的念头。凡是总裁所主张的,员工马上会想到一定和员工的利益相违背,以致不假思索,马上产生抗拒的反应。这种逢总裁必反的情况,对总裁十分不利。

反过来说,总裁抱持“无”的原则,把自己和员工融合在一起,不再是员工抗拒、攻击的目标。这时候总裁所说的,员工会认为对自己有利,因而欣然接受。这对于命令的下达、执行当然有很大的助益。

“有”是冲突、对立、抗争的诱因,而“无”则是和谐、互助协力的根源。总裁以无为师,才能够有效地无中生有,做到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

无不为并不是无所不为。因为总裁若是无所不为,员工便会无所为。大家都坐在那里等待命令,以便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应付。组织内充满了被动、消极的气氛,实际上大多是总裁无所不为所造成的。

无为并不能无所不为,因为无所不为会把无为的动力消耗殆尽。无为具有任何发展演变的可能性,却不能突破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因应庞大、复杂的无所不为。

总裁无为,主要用意在尊重员工的为所应为。各人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上,做好各人应做的事,所以能够无不为。唯有总裁无为,大家才能够不受干扰地无不为。这是无中生有的奥妙,要好好加以体会。



经营管理不完全是数字运算


一加一等于二,谁也无法改变,但因此而推论出“花多少力气,一定会收到多少效果”,显然是种错误。总裁从事的经营管理工作,在很多情况下“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因为经营管理还牵涉到很多其他的因素,不是单纯的数字计算能解决的。

张起钧教授观察现代社会受到两种观念的困扰,分别是有为的意念(will  to  do)和精确的追求(desire  for  precision)。我们已经把有为的意念加以破解,现在继续来看精确这一种概念。西方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受理性主义和科学研究的影响,重视分析和计算,十分注重精确性。以致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事务,也要以何人(Who)、何时(When)、何地(Where)、如何(How)、何事(What)以及为何(Why)等“6W”来加以规范和表达,甚至进一步要求把它们变成一套统计的数字。

这样一来,每当我们要做一件事,就要把事务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仔细考量,做好计划。而这些计划最好要加以量化,凡是有数字可以检验的,便视为精确,并因此而重视、欣赏;那些没有数字的,就视为粗糙、不成熟而加以鄙弃。把这一观念具体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就势必以金钱为依归。其实,亚里士多德当年不过是说:“凡在事务允许的范围内,每一步都求其精确,就是受过教养的表记。”他所指的,明明是有限的、以事务允许为范围,后人却不断扩大,好像什么事务,不管允许不允许,都要力求精确,实在是一种遗憾!

我们知道,宇宙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在这种不停变化的情境中,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事务,都不可能固定不变,反而是不断地有所变化。既然我们所面临的环境迟早要发生变化,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精确?把每一件事都钉死在某一点上,反而不精确。

凡是深一层想问题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肯定一点就等于否定其他各点的道理。追求眼前的精确,等于否定了其他时刻的精确。我们所熟悉的“测不准定理”告诉大家,测不准并不是因为仪器不够精密,或者方法有欠正确,而是仪器再精密、方法再正确,测得十分精确,结果出来以后,所有的相关因素又产生某些变化,以致原先十分精确的结果,也变成不正确。

特别是总裁身居高位,面对的因素既多且广。换句话说,可能产生的变化远比员工要多。如果把话说得十分精确,对于当前的目标,固然有利。但是,只要有一些变化,那就势必非改变原先的话不可。这样一来,便成为朝令夕改,大家都会很不服气。为了避免朝令夕改,总裁常常把话说得含糊一些,不那么精确,也就是替自己留一些余地。何况有些事根本不能讲求精确。总裁最好心里有数,有些事务可以求精确,要求员工在这些事务的范围内追求精确;同时也要明白,很多事务不需要,也不可能求精确,也就不要要求员工在这些方面采取精确的态度。

有为与精确,基本是好的,只是不能过分,以免产生若干流弊,反而带来不良的后果。



无可以收到放的效果


有一本名为“宁静致远,美丽人生”的纪念文集,记载外交界知名人士沈昌焕的“八放”哲学(如图1-3)。对总裁而言,实在值得参考。

图1-3 “八放”哲学

放手施舍

“施比受更有福”是老生常谈,但是真正能够体会并且付诸实践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昌焕先生教导子弟时,再三提示“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希望大家能够慷慨助人,不要一心只想到赚钱、存钱,却舍不得花钱。或者所有的钱,只肯花在自己身上,家人、后代、外人休想沾一点光。

放心自在

我们常说“问心无愧”,说起来就是放心得自由自在。常听人说,“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任何人只要坦荡、真实,凡事退一步想,自然海阔天空。大多数人放心而不自在,那是不用心。有些人自在却不能放心,那是伪装不在乎。必须放心自在,能够随遇而安,才能身心都快乐。

放身极乐

能够随遇而安,最能享受人生的快乐与自然的奥妙。然而怎么才能够随遇而安呢?最好的办法,便是“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如此一来,很多误解必能随着时空的转移而自然澄清。相当于把自己的身心都安放在极乐世界。生前极乐,根本用不着等到死后。人间净土,可以由自己来实现。

放生济世

大度量的人,大多具有悲天悯人的性格,能够十分自然地这里放人一马、那里也放人一马,时常放人一条生路,而不处处阻人生机。这种难得的胸怀,不但是个人修养的极致,也给许多遭遇困难的人,获得新的生命。一般人只知道放生鸟兽,却不能放人生路,岂不是见小失大?

放眼天下

大部分高瞻远瞩的人,都能够深刻体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道理。观察问题的时候,不局限于一己之见,也不以一己之私为标准,却能够放眼天下,用心求得大公至正的答案。正大光明,一直都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必须经常放眼天下,从不同的立场来研判,才有达成的可能。

放开心怀

凡是心胸坦荡的人,大多气度恢宏,不计较他人的过失。而且更进一步,能够适时提携人才,奖掖后进,真正实践“这里拉人一把,那里拉人一把”的爱人哲学。有的人患有妒才症,唯恐别人的才能一旦获得发挥,便会凌驾于自己之上,因而到处打压,见不得别人好,这是心怀放不开的弊病。最好自己改变,及早放开心怀,对自己和大家,都有好处。

放下身段

许多有机会做过大官或者享过荣华富贵的人,常常放不下身段,以致无法感受到平民的苦和大众的乐。其实,只要自己心念一转,先放下自己的身段,随遇而安,自然有机会体验人生百态。这样,给自己的人生充实了更多的内涵。犹如大海,只需放下身段,便永远不会缺水,何乐而不为呢?

放声大笑

所谓一笑治百病、一笑解千愁,笑声代表了一个人的友善、坦荡、心无城府。任何人只要笑得出来,便离开苦境,若是笑得开心,马上去掉忧愁。能够放声地大笑,不但自己觉得快乐,别人也会受到感染,也快乐起来。对别人笑,别人也会对我们笑,彼此笑脸相迎,也笑脸相对,大家都快乐。

综合而言,放是放开的意思。我们一生下来,便受到有的束缚,而且愈绑愈累,很难放得开。总裁身负重任,更加放不开。不但绑死自己,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