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未完成状态作品的分类有很多种。有些在外界看起来是完整的，但在其创作者眼中依然是有缺陷的，或许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会在一个设定的最后期限前将它们完成。有些则完全是因失败而被放弃了。在被放弃的作品中，有很多还算不错的作品，虽然没有完成，但仍然能帮艺术家提高艺术技巧；有的则在被宣告失败后由他人完成。
我们常会对以上最后一种未完成状态的作品细细揣摩，思考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或读到的与理想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就像刘易斯·海德所说的，想想梭罗在离世前留下的那一大堆“为了写一本关于印第安人的书而准备的11卷、50万字的手稿”。如果一位艺术家在完成一部受世人瞩目的经典作品前就离世了，那人们常常会选择继续他未竟的事业，并会产生一种不能拥有这部作品的挫败感和沮丧感。人们可能会想，把艺术家没来得及完成的作品公之于众是否是正确的呢？然而，人们往往会像对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六月庆典》（Juneteenth）和《枪决前三天》（Three Days Before the Shooting）所做的一样，从作者去世时留下的2000页手稿中挑选出可留下的内容，或者是像对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长篇但未完成的小说《苍白的国王》（The Pale King）所做的一样，似乎我们能真切地知道艺术家的不断创作会给作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一样。
在卡夫卡眼中，他的作品是不完美的。然而，在其他人眼中，他的作品却是值得称赞的。去世前，卡夫卡曾有一个“最后的请求”，他在位于布拉格的家里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把我留下的一切……日记、手稿、信件（我写的和其他人写的）、素描等，都烧掉，不要给别人看。”5他把这封信留给了一位相交20多年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早在离世的三年前，卡夫卡就告诉布罗德他会有一个请求。6不过，布罗德并没有按照卡夫卡最后的请求去做，而是将他的手稿整理出版了，这才有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卡夫卡的所有小说：《失踪者》《审判》《城堡》，甚至《城堡》还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在有生之年，卡夫卡只出版过450页的文本，但《纽约时报》报道称，“根据最新的统计，在过去的14年里，每10天就会出版一部有关卡夫卡作品的书”。
基于破碎的片段进行补充是视觉机制的一部分。正如神经学家萨米尔·泽基（Semir Zeki）所说的，这一技能归功于大脑的能力，它能让人从一些曾经见过的信息碎片中重建出一个完整的图像。比如说，虽然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后脑勺，但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泽基写道，未完成状态的作品“激发了观众的想象，让观众可以在自己的精神层面对这一作品进行完善”。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我们有目标、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时，便会超越自我。一直以来，刻意的不完整创作都是创造的核心。例如，在纳瓦霍文化中，有些手工艺人会刻意追求不完美，故意给纺织品和陶瓷制品制造一些缺点和瑕疵，并将其称为“精神的出路”。因为这样，他们的手工艺品就有了不断完善下去的理由。在20世纪产的纳瓦霍地毯中，几乎四分之一的地毯里都有颜色对比鲜明的丝线，它们从地毯内部的图案向外延伸到图案的边缘。纳瓦霍人的篮子和陶器上通常也有类似的线条，他们将这称为“心的出路”或“思考的突围”。之所以要做成这种未完成状态的样式，是为了给手工艺人的思想留一条出路，以防止他们的思考能力被禁锢，避免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
不可避免的残缺会随着卓越而来，因为一个人越卓越，前方的道路就越平坦，他就越能清楚地看到盘旋在视线中的那座山。
乔丹·埃尔格拉布利（Jordan Elgrably）问过美国著名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一个问题：“当知识储备不断增多时，会发生什么？”鲍德温回答：“你会知道自己的无知。”如果用一个术语来形容这种现象，那就是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即专业程度越高，就越能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反之亦然，掌握知识会让人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有多么拙劣，而无知有时其实是一顶保护罩。
爱因斯坦离世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办公室的桌子上仍然堆着一堆文件，那是他当时正在研究的万物理论的相关资料。他把万物理论总结出来，交给了一个叫芭芭拉的年轻女孩。芭芭拉沮丧地给爱因斯坦回信说她的数学成绩比平均分还低。7爱因斯坦则告诉她：“不用担心你的数学成绩，跟你讲一件事，我的数学成绩比你的低得多呢。”
为什么第三名比第二名更满足
当达到了卓越，即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被超越了时，我们就需要寻找超越自我之路。成功会激励我们，而差一点成功，也就是在一条曲折道路上的不断的自我校正，更会推动我们继续探索。当我们有了目标、不断追求或者以能够创造为目标，当结果取决于在成功和失败交汇之际发生的事，差一点成功就会出现。
奥林匹克比赛是为数不多的能充分展示这种追求的体育赛事之一。20世纪上半叶，它将登山家和艺术家的活动列入了运动的范畴。(6)在1912年到1948年的奥运会上，建筑、文学、音乐、绘画和雕塑5个领域的比赛与体育比赛享有同样的地位。评委和参赛者中不乏一些极有名气的人，比如美籍俄裔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捷克作曲家、小提琴和中提琴演奏家约瑟夫·苏克（Josef Suk）。
艺术家要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出自业余爱好者之手而不是出自专家之手的东西，我们很难评价奥林匹克比赛的这项规定。不过，艺术比赛和登山运动的命运差不多，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这两项都是比较短命的竞赛。虽然将艺术事业和运动放在一起比较看起来很奇怪，但实际上，这两种努力都呈现出高层次的状态，其结果都取决于参赛者的能力、精神、意志、信念和专注力。这些参赛者不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追求卓越，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与自己竞争。
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表示，差一点成功这种现象，很容易在银牌和铜牌得主身上看到。吉洛维奇参与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1992年夏季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得主。研究团队评估了所有可能的因素，比如视觉和语言反应、赛后采访时的回答以及在领奖台上的站姿，结果发现，相比于铜牌得主，银牌得主似乎更加沮丧，也更重视接下来的比赛。这是因为铜牌得主离丰收、胜利的荣耀更远，而银牌得主差一点就成功了，所以他们很容易被“如果……就好了”这样的想法困扰。8吉洛维奇发现，虽然铜牌得主排名最低，但他们往往有一种满足感，对自己也有奖牌而不是第四名感到欣慰。9
这种心理活动互换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有反事实思维，会出现一些“如果……那么……”的想法。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已故）通过一项思维实验首次发现了这一点。这项实验要求人们想象自己在错过预定航班5分钟或30分钟时的沮丧程度。对于晚了5分钟的乘客来说，他们能很轻易地想到影响自己赶上航班的原因，于是就会想“如果在去机场的路上把车开快点就好了”，或者“如果出门的时候能早点找到钥匙就好了”。而对于晚了30分钟的乘客来说，他们就很难想到导致自己迟到的因素了。当然，人们越沮丧，就越有可能在未来改变自己的行为。
差一点成功会给人带来持久的冲击，正是因为这一点，老虎机和现场摇奖活动的程序才常常被设置成只比玩家预期高一个数字，以此来鼓励玩家继续游戏。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心脏塞子”的彩票不断控制游戏的持续时间，后来，英国皇家赌博委员会将其列入了行业“滥用”的范畴。每次拉杆时，老虎机都会将赢钱的概率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而这种差点儿就能中奖的感觉会让玩家觉得胜利近在咫尺，进而不停地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