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塞德勒的又一次尝试。40岁时，他去过好莱坞，当然，“这个年纪的人大多都已经在考虑离开好莱坞了”，他在好莱坞经历了一系列差一点成功的尝试，却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一开始，塞德勒为弗朗西斯·F.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创业先锋》（Tucker: The Man and His Dream）写了剧本。但在接下来的25年里，他在美国一直接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就在德国和新西兰拍摄电视电影。不过，这并不是他想要的工作。他原本有一个剧本计划，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和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也打算参与，但这事并没有成功。塞德勒的剧本没有一个被搬上银幕，以至于他觉得：“我觉得这么想不对，但我真的开始感觉自己被诅咒了。”
谈到《国王的演讲》时，塞德勒说：“我必须做成这件事儿。如果做不成，那我的生命基本也就到头了。”他写了草稿，又扔掉，在手术后的6个星期内，他在租来的一间宝马山花园的房子里完成了剧本的第二稿。这部电影讲述了艾伯特王子意外登上王位，成为乔治六世，以及他在语言治疗师莱昂内尔·洛格的治疗下克服口吃的故事。
塞德勒也口吃。他出生在英国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由一名照管人抚养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照管人在闪电战中失踪了，战争摧毁了塞德勒在伦敦的家，他从英国出发前往美国的那艘船也被德国的潜艇击中了。塞德勒不再相信自己的声音有力量，于是就变得结巴了。塞德勒的父母鼓励他听乔治六世的广播，他们说：“看，国王的口吃比你还严重呢。”7
塞德勒并没有向好莱坞的制片公司推销《国王的演讲》，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机会。他告诉我：“如果我说要拍一部关于英国已故国王的口吃的电影，那他们肯定会随便问我一些别的问题，比如我抽什么烟、在哪能买到，然后就让我离开。我不用试就能知道结果。”塞德勒的经理说很喜欢这部电影，但他并不认为有大的制片公司会愿意投资，就连塞德勒的儿子马克也对剧本的主题充满了怀疑：“没有人会花一个半小时去看别人克服口吃的故事的。”
塞德勒把剧本寄给了杰弗里·拉什（Geoffrey Rush）的经纪人，毫无疑问，他被拒绝了。于是，他把剧本寄给了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室友的侄子汤姆·明特（Tom Minter），而明特是伦敦的一名演员。明特把剧本给了一名叫琼·莱恩（Joan Lane）的制作人，莱恩负责为英国王室准备诸如女王的生日会之类的活动。过了一段时间，莱恩又把剧本拿给了Bedlam制片公司的西蒙·伊根（Simon Egan），而这个制片公司留下了《国王的演讲》的剧本。当然，他们对《国王的演讲》的期待其实并不高。在英国名单上看到这个剧本之前，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这么说的：“我们希望能拍一部成本在100万到200万英镑的BBC第四台的电影，仅此而已。我们觉得《国王的演讲》会是一部不起眼的小电视电影。”
《国王的演讲》的制作成本只有1500万美元，而票房收入近5亿美元。该片获得了12项奥斯卡奖项提名，并将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原创剧本奖4项大奖收入囊中。那一年，塞德勒73岁，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人中年龄最大的。不过次年，伍迪·艾伦就打破了塞德勒的纪录，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了个玩笑——“我告诉伍迪，上一个在100多岁获得奥斯卡奖的人是个坏家伙”。
降低从众心理对影视行业的影响
人们不再低估那些登上黑名单的剧本，这对一些人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大牌编剧的作品频繁地出现在这份清单上，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些经纪人为了让自己的客户得到足够的票数和支持而在背后操控着这份清单。
2009年，一位评论者在《好莱坞头条》（Deadline Hollywood）上咆哮道：“这不再是一份‘最受欢迎’的榜单，而是一个‘高管们在胁迫下做出的不情愿选择’的榜单。”还有些人将黑名单称为电影编剧和经纪人的人气竞赛。一位编剧以《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为例，表达了这种不满的情绪——尽管当时已经在制作中了，但它仍然在2009年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二。一位博主说：“我不知道黑名单创建时的精神是什么，但我从来没想过这原来是一种辨识阿伦·索金（Aaron Sorkin）和索尼影业已决定要制作的电影的方式。”
伦纳德提醒我，最早的黑名单虽然有几行文字写明了谁代表或者制作了这份榜单，但并没有说明剧本是否已经进入拍摄流程。后来，黑名单宣扬了这一点，他认为正是这种区别扭曲了人们的看法。在以前的黑名单上，剧本通常是未得到拍摄的，也没有其他人参与进来，如今，得到拍摄的和未得到拍摄的都有了。
黑名单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伦纳德说，如果说它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像嬉皮士抱怨的那样，“既然每个人都喜欢它，那它肯定就不酷”；就像在电台司令走红之前，你会听他们的歌，但他们走红后，你又觉得“既然每个人都喜欢他们，那我在日落大道和锡尔弗湖开车时就不能听他们的歌了”。
黑名单如此醒目，对很多编剧来说，这个平台可以帮他们改变自己的整个世界。迪亚布洛·科迪的半自传式剧本《朱诺》是她第一次尝试写剧情片的剧本，她说，“没有人认为这部电影会引起轰动”，但它确实引起了轰动，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黑名单对剧本的曝光。这部电影的票房收入超过了1.4亿美元，科迪向斯科特·迈尔斯（Scott Myers）坦白说，在经历了长久的无名的沉寂后，她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成功。不过，她认为这种程度的认可是很宽容的，而知道自己“能做任何想做的事”毫无益处。有一天，她承认自己犯了太多的“错误”，《朱诺》里的有些台词仍让她感到难堪。她说：
虽然这也是其魅力和吸引力之所在，但我写《朱诺》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写电影剧本，也不知道它会被拍出来！实际上，被拍出来只是一个假想。
这之后没多久，几乎科迪写的任何东西都能顺利得到关注，但是，轻而易举的成功往往会让人付出代价。
科迪说，太多的成就会让人自负，人们常常会“在顺风顺水时做出草率的决定。如果别人只对你说‘这个行’‘那个也行’‘一切都有可能’，那你真的会把事情搞砸”。
有些人因为黑名单而出名了，接着又担心自己的作品风格会因此而受到限制。例如，编剧乔舒亚·祖特曼（Joshua Zetumer）的《恶棍》（Villain）出现在2006年的黑名单上，这是“一部关于一个人被困在恐怖的防火监视舱里的惊悚片”。祖特曼说：“之后，他们扔给我的项目连惊悚片都算不上，只是关于‘一个人被困于某地’的电影。他们会问我：‘你会写一部关于一个被困在电梯里的人的电影吗？或者，一个被困在阁楼里的女人的电影怎么样？’”当然，还保留着一个被困住的角色已经不错了，总比一个角色都没有要好。
不过，祖特曼也认为：“就其存在本身而言，黑名单让好莱坞变得更好了，而这就足够了。”
黑名单是如何变得如此强大的？毕竟，它终究不过是一份清单而已。伦纳德很谨慎，从不夸大黑名单在好莱坞的影响，但在我看来，他把黑名单安排得十分巧妙。仅靠研究或许无法解释整个行为，但我必须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黑名单消除了人们的从众心理。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通过研究证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在以下这两种情况下完全放弃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