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世界上任何一种组织机构的结构图，你会看到这张图中的理想化机构决策特别适合用幻灯片进行展示。最顶端的是领导者：总裁、四星上将或总统。领导者至关重要：如果他做出英明的决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他的决定太糟糕，整个机构就会跟着遭殃，甚至全盘皆输。
领导者怎样才能做出英明决定呢？很简单，既然他高高在上总揽大局，就应该好好利用这一点。他对一项任务贡献的方法越多，一切就会进展得越顺利，他要能对现场进行协调，不管是在结账处、工厂车间还是战斗前线。他的身边还应该跟一支后援团队，这支团队要对机构的前进方向与领导者保持一致。为了保证有效地执行策略，报告应该清晰，信息应该能传递到最上层并进行分析，相应的指导意见也应该能顺利下达，否则局势将混乱不堪。
尽管我们本能地认为领导力应该如此发挥作用、机构应该如此运作，但是这种看法却会让人误入歧途。问题在于没有哪个领导者每次都能做出正确无误的决定。拿破仑堪称历史上最卓越的将领，可他带领着50万大军入侵俄国，士兵们或战死或重伤被弃，部队损失高达90%的兵力。约翰·肯尼迪曾迫使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做出让步，但是也别忘记猪湾事件中他曾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训练的1 400名流亡兵能打败20万人的巴西军队、一举推翻卡斯特罗的统治，而且没有人会怀疑美国是该事件的幕后主谋。温斯顿·丘吉尔曾严厉地警告世人提防希特勒势力崛起，并且在战争期间鼓舞和领导英国人民战斗到底，但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控制英国海军的要员，他却强行打响了加里波利之战，结果伤亡惨重，几万盟军丢掉了性命却依然没能取胜。
在战争中、政坛上和商业领域里，我们面对的是复杂的问题和训练有素的对手，不可能长胜不败。正如一位俄国将军所言：“一遇上敌人，什么战斗计划都没用了。”领导者适应现状的速度有多快，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连最优秀的领导者都难免犯错，那么好机构就需要找到纠正这些错误的方式。前面讲到，人们认为理想的等级结构能够像机器一样产生正确的决策，因此极富吸引力。我们再回顾一下理想等级结构的特点吧：要有精准的信息使领导者可以统揽全局，要有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的团队力量，还要明晰职责以确保信息在指挥链中顺畅地流动。如果机构可以从错误中学习，不难发现每一个要素都有缺陷：统揽全局成了自欺欺人的宣传，团结一心退化成了集体决策，指挥链变成了僵化的等级组织。如此，整个机构完全退化，反而为最高层接受反馈信息设置了层层障碍。组织机构在整体上更加盲目、混乱且叛逆。
拉姆斯菲尔德先生的“顿悟”
读到伊拉克战争历史时，人们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战争计划不周。多年来军方在执行任务时表现得极端无能，这一点尤其反常。这种惨败局势何以持续如此之久呢？
2005年感恩节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防机构两位最资深的人物有个细节颇值玩味。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彼得·佩斯上将（Peter Pace）肩并肩站在一起。十天前刚刚发生了哈迪塞镇惨案，但是此次发布会的主题却是战争的总体布局。
几位观察员注意到了新闻发布会的怪异之处。拉姆斯菲尔德自始至终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叛军”这个字眼，而彼时逊尼派、什叶派和基地组织这三股“叛军”的势力都在与日俱增。这一异象太过明显，以至于在场的一位记者直接问国防部长为什么对这个词避而不谈。拉姆斯菲尔德解释说，在这个感恩节周末他恍然“顿悟”，意识到“这些人不配被用‘叛军’这个词来称呼”。
可惜佩斯上将一时没能跟上顶头上司的这句离奇的台词。他在描述当地情况时略带迟疑，然后局促不安地承认：“我不得不用‘叛军’这个词，因为我此刻想不出一个更恰当的词。”“‘合法伊拉克政府的敌人’，这个词怎么样？”拉姆斯菲尔德插了句话。但佩斯上将后来还是不小心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叛军”，他随即假意向拉姆斯菲尔德和忍不住轻笑的人们道歉。佩斯上将还告诉一名记者：“世界上没有哪支武装部队像美国的武装部队一样不遗余力地保护平民。”说这话时，哈迪塞镇惨案的真相才刚开始蜗牛般沿着指挥链缓慢地向上爬呢。
拉姆斯菲尔德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种“奥维尔式”（Orwellian）(5)举动如果只是对媒体自吹自擂的一种单独表现，也许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但它不是。它极大地影响着对战争的具体指导行动。显然我们亟需找到一种应对叛军的策略，而这种不用“叛军”字眼的做法很难探讨到底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对“叛”这个字眼的恐惧已经慢慢地渗入了整个部队。一位上校对记者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抱怨说，一位上将来分队巡视时宣布“这不叫叛军”，而他则默默地在心里回应道：“好吧，你最好能说出这到底该叫什么。”
拉姆斯菲尔德极力否认现实，这种行为导致他拒绝接受了解实情的人的建议。最早接受反馈信息的机会出现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埃里克·新关将军（Eric Shinseki）提醒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伊拉克战争需要派遣几十万人的部队，这个数目是拉姆斯菲尔德派遣部队人数的2～3倍。新关将军不仅是陆军总司令，还曾是驻波斯尼亚维和部队的前司令。拉姆斯菲尔德的副手对他的提议置之不理，理由是“完全不相关”，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的说法确实很正确。五角大楼观察员报告称，新关将军从此之后倍受排挤，几个月后他就按计划辞官退休了。
第二个接收到反馈信息的机会是在开战6天后，陆军中将约翰·阿比扎伊德（John Abizaid）向拉姆斯菲尔德和第三号领导人道格拉斯·菲斯（Douglas Feith）提出了忠告。阿比扎伊德是伊拉克二号站地司令，而且很快就将担任美国中东地区部队的总指挥，他的话很值得一听。在所有陆军高级将领中，他是中东问题的权威人士。早在1978年，他就和怀有身孕的妻子、牙牙学语的女儿搬到了伊拉克的邻国约旦，他们住在约旦首都阿曼，当时的居住条件很差，不过这家人积极地接受当地文化，阿比扎伊德还学习了《古兰经》。他目睹了约旦人对伊朗革命的反应，并在约旦四处旅行，牧民们根据他的英文名给他起了个典型的阿拉伯名字：阿布·扎伊德（Abu Zaid）。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阿比扎伊德即兴指挥了一场出色的战役，迫使萨达姆的部队从伊拉克库尔德人处撤军，一弹未发就成功地阻止了一场大屠杀。他手下的指挥官说，这场战役体现了“我见过的最卓越的军事战略”。
转眼12年过去了，代号“震慑行动”（Shock and Awe）的伊拉克战争在开始阶段似乎进展顺利。阿比扎伊德依然有很多东西要与两人探讨，但是拉姆斯菲尔德没把握住学习的机会：电话会议刚进行了15分钟他就高高兴兴地挥手告别。接下来，听取阿比扎伊德对事态高见的任务就落到了菲斯身上。阿比扎伊德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忧虑：之前在伊拉克的经历让他认识到种族、宗教派别积怨已久，他担心萨达姆倒台后，五角大楼无力维持伊拉克的稳定。阿比扎伊德用事实说明，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虽难逃此劫，但为其工作的中下层雇员有几万人，其中包括管理者、警察和教师，盟军需要他们的支持。不过菲斯没有兴趣听他讲下去，他打断阿比扎伊德的话说：“美国政府的政策就是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化。”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化就是解雇萨达姆的所有党员，不管他们多么重要。这个政策将解雇伊拉克国内几乎所有了解国家运行方式的人。阿比扎伊德试图说服菲斯，这种方法很不可靠，会步入战后德国“去纳粹化”的歧途。
菲斯采用5岁孩童才会使用的久经考验的辩论技巧进行回应，他一味简单粗暴地再次重复自己说过的话：“美国政府的政策就是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化。”后来，阿比扎伊德将军的担心几乎全部应验。
现在再回顾这些时，我们才发现新关将军和阿比扎伊德将军说得没错。但直到美国在战争中的一切努力都付诸流水，拉姆斯菲尔德团队还是紧紧捂住耳朵，拒绝接受任何建议。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安德鲁·克里潘尼维奇（Andy Krepinevich）事件。安德鲁·克里潘尼维奇是一位国防分析专家，2005年9月，他在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描述并探讨了恰当的反叛军策略。拉姆斯菲尔德指示自己的顾问与克里潘尼维奇谈话，而当克里潘尼维奇应召参加早餐会晤时，却没有人听他的意见，相反，与会者说他根本不了解当地情况。据克里潘尼维奇称，拉姆斯菲尔德的一位助手甚至开玩笑说，他们应该把克里潘尼维奇丢到通往巴格达机场的死路上。而事后这位助手却否认自己说过这样威胁的话，不过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向局外人请教的意愿。
人们往往会把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归咎于上层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导致这一事件的不只是错误决策，毕竟战争中的决策错误不足为奇，也不只是未能因地制宜。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就拒绝适应当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