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相提并论可能会混淆视听，但是从某个角度看，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诡异地遥相呼应：两大事件中，反对的声音几乎都不可能穿透五角大楼和白宫厚厚的墙壁，让战斗指挥室里的人听到如果这种声音来自战场则效果更甚。只不过在伊拉克战场上，反对的声音有了呼吸的空间，情况才得以改善；而越南战场从不容许反对的声音存在。
1997年，在一篇依据最新解密档案写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人们开始研究把美国拖进越南战争的决策。博士论文的作者麦克马斯特（H.R. MacMaster）当时被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军们的一错再错激怒，直接选用《渎职》（Dereliction of Duty）作为自己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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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错法则
麦克马斯特的《渎职》清楚地表明了理想的等级结构是如何起到事与愿违的作用的。我们再看一下理想化的决断等级结构的三个要素：对所有可能的信息进行细致分析后实现的统揽全局、向同一方向努力的团结团队、严格的指挥链。虽然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集齐”了这三个要素，但是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能被集中归纳和分析的全局信息都不是重要信息；忠心耿耿、团结一致的团队不允许其他看法存在；严格的指挥链将来自下方的坏消息齐刷刷地压制下去，高高在上的约翰逊根本就听不到。后来，拉姆斯菲尔德也重蹈他的覆辙，直到美国部队抛弃指挥链、不再热衷于整齐划一、放弃了制定全局性策略的野心，伊拉克战争的形势才发生了转变。
麦克纳马拉最为广为人知的就是他对数据分析非常痴迷，福特汽车公司因为他完善了数据分析而任命他为首位福特家族之外的福特公司总裁。而几个星期之后，他又被肯尼迪总统挖走当上了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认为，只要有足够多的电脑和足够多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即使距离前线万里之遥，他依然能计算出最佳战争策略。这种方案没能让远在越南的美国军队欢欣雀跃，不过其精神却依然鼓舞着后来的拉姆斯菲尔德。
麦克马斯特认为，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简直是天生一对。约翰逊因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而坐上了美国总统宝座，其实他很缺乏安全感，希望获得安慰、讨厌争执。麦克纳马拉将军是典型的好好先生，他无情地推行总统“只听一家之言”的要求，时时刻刻让约翰逊感到慰藉。约翰逊上任后不久，1964年总统大选就被提上了日程，约翰逊每周二都会邀请包括麦克纳马拉在内的三位顾问参加午餐会。在场的人士没有一位是军事专家，连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不在被邀请之列。麦克纳马拉和约翰逊都不信任军方，事实上，上任后不久约翰逊就解雇了三位军事助手，因为“他们碍事”。
约翰逊和他的这些顾问把越南战争当成一场政治足球赛，它既可能阻止约翰逊连任，也可能助其一臂之力。这三位顾问“堪称一家人”，他们时刻谨言慎行，在与约翰逊会面前，总会把建议润色成约翰逊喜欢的形式。麦克纳马拉寻找的是“通力合作者”，他宣称如果各部门领导者与总统的决定“意见相左”，政府就无法高效运作。这其实是最烂的理想化机构：仅仅忠心耿耿是不够的，连“意见相左”都是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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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错实验
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做过一系列著名的实验，这些实验表明了为什么追求统一意见的麦克纳马拉-约翰逊主义十分危险。阿希的一个经典实验是这样的：让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给他们看两张卡片，一张卡片上画了一条线，另一张卡片上画了三条线，分别标着A、B、C，很明显它们的长度不一。实验人员要求被试说出这三根线中哪一根与另一张纸片上的那条线一样长。这个实验看似简单至极，但是内藏玄机：在这些围坐在桌旁的人中，除了一个是真正的被试之外，其他人都是阿希聘来的演员。这些人围坐在桌边，一个个大声说出同样的错误答案。轮到真正的被试回答问题时，这个可怜人会困惑不已，进而频频随波逐流。后来与被试的谈话揭示了原因：他由衷地相信是自己的眼睛欺骗了自己，只需三个演员就足以制造出这种效果。
随后进行的另一个实验知名度不是很高，但一样重要。实验中，只要有一个演员给出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答案。从众的压力便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十比一影响下给出了错误答案的被试，在九比二的影响下会愉快地提出异议，给出正确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持相左意见的那个演员给出的答案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只要他的答案与众不同，就足以把可怜的被试从社会强加的认知束缚中解放出来。
心理学家弗农·艾伦（Vernon Allen）和约翰·莱文（John Levine）进行过一个更离奇的变形实验，在这个类似的视觉实验中，他们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场情景剧，其中一位被试带着夸张的、厚厚的近视镜，这副近视镜由当地一位配镜师专门打造，看上去就像玻璃瓶底那么厚。这位貌似滑稽人物“脱线先生”（Mr. Magoo）的被试也是位演员，他会向主持实验的人表达自己的烦恼。“这个实验需要多好的视力啊？我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主持实验的人精心安排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哄骗真正的被试相信这位“脱线先生”几乎连放在面前的手都看不清，然后实验开始。当然，“脱线先生”会不断犯错，结果发现，被试还是很难给出与众口一辞的错误答案相左的答案，也还是一个不赞同的声音就足以让被试得到解脱。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持不同意见的人是喊出绝对错误答案的“脱线先生”，被试也会如释重负。
对与众不同观点提出研究结果的是复杂理论家卢宏（Lu Hong，音译）和斯科特·佩奇（Scott Page）。他们实验中的决策者是对社会压力无动于衷的简单机器人。但是卢宏和佩奇在运行模拟程序，让这些电子被试按照程序寻找解决答案时，却发现一组最聪明被试还不如一组相对笨拙但更具多元化的被试。尽管“不同”经常意味着“错误”，但尝试不同的东西却有着自身的价值，这正是帕金斯基在欧洲工业中心城市游历时积累的经验。阿希发现的从众效应，加上听取多种意见大有裨益的实验结果，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在意见多元化的团体里，人们会做出更好的决定。
这样一来，避免分歧的建议就很有误导性。约翰逊总统最不需要面对的就是众口一辞的看法，他迫切需要听到不同的意见。只有这样，他才能自由使用自己的判断力；只有这样，他才不至于落入陷阱、被狭隘的选择方案所困。即使是一个拥有不同看法的、能力欠缺的顾问，也可能改进约翰逊的决策，因为这个顾问可以在政治上做一个像艾伦、莱文实验中的“脱线先生”那样的人。可惜约翰逊想要的是保持一致，麦克纳马拉确实也让他如愿以偿。
更麻烦的是，约翰逊还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想化指挥链，坚持认为没有人可以逾越界限。他不是直接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话，因为会议中将领们经常的意见不一致让约翰逊很不舒服，而是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麦克纳马拉来过滤消息。约翰逊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多少东西会被隐瞒。麦克马斯特的《渎职》一书中有一个显著的例子。1964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委托设计了一个名为《特种兵部队I》（SIGMA I）的战争游戏，这个游戏的结局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战斗最终升级成了全面战争，人们倍感绝望却又无力阻止。麦克纳马拉对这个游戏下了禁令，因为这个游戏的结局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约翰逊从来没有看到《特种兵部队I》的结局，这一事件折射出了约翰逊与军事顾问之间糟糕透顶的交流方式。
参谋长联席会议曾试图用其他非官方途径与约翰逊总统交流，但约翰逊明确表示他想让军方“通过麦克纳马拉”与自己沟通，要不是这件事“证据确凿”，人们很容易把错误归结到麦克纳马拉一人头上。约翰逊只与自己的政治顾问交谈，他所做的决定为他带来短暂的政治胜利，却最终导致了军事上的灾难。这种理想化的等级结构带来了惨痛的负面效应，向着同一个错误方向努力的团队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指挥链变成了阻止重要信息向上方流动的障碍。正如麦克马斯特总结的那样，从1963年11月到1964年7月，约翰逊做出的“关键性决定”在不知不觉中把美国拖进了战争的泥沼。
40年后，拉姆斯菲尔德同样拒绝倾听不同的建议，注定了联军部队在伊拉克失败的命运。是的，拉姆斯菲尔德的决策很糟糕，不过真正不可原谅的是他一直在阻止事态好转。麦克马斯特的著作中记载了一系列失败的例子，美国军方高层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但是情况似乎一如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