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2006年在伊拉克的行动陷入僵局到2008年、2009年，军事策略和普通伊拉克人的生活状态都有了巨大的改进，其间也出现了数量惊人的试错行为。这不是换将军或者换国防部长那么简单，而是在艰难的实地经历中学习，例如摩苏尔的彼得雷乌斯、塔尔阿法城的麦克马斯特和拉马迪市的麦克法兰，他们开创了成功的方法，把这些成功的案例和其他地方的严重失败进行了比较，美国陆军才跌跌撞撞地找到了成功策略。
不过，真的有必要经历这样痛苦的摸索过程吗？如果麦克马斯特能如愿以偿地获得提拔、彼得雷乌斯没有被驱逐到利文沃斯堡、拉姆斯菲尔德愿意倾听别人提出的警告，学习的过程确实可能会更快。但是，美国军方就真的能跳过战争的“犯错”阶段，从一开始就找到更好的策略吗？
当我指出美国军方在通过试错法解决问题时，战斗在巴格达的反叛军历史学家约翰·纳格尔却提出了上面提到的观点，他正是彼得雷乌斯召集起来起草反叛军新原则的小组成员之一。
“我们不是随意地尝试。”纳格尔不能认同，还进一步指出应该像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麦克马斯特和彼得雷乌斯都有历史博士学位，尽管没有人认同纯粹随意的试验不失为一种好主意，但历史确实是一位不完美的向导。几分钟后，纳格尔回想起了阿比扎伊德上将的例子，于是只能接受现实。
“1983年，阿比扎伊德从黎巴嫩吸取了错误的经验，”纳格尔解释道，“阿比扎伊德相信西方部队是激发阿拉伯社会进行抵抗的异己部队。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将责任移交给伊拉克。”这个结论导致了“撤退”策略，美国部队撤出了沙漠中固若金汤的前线作战基地，留下了准备不足的伊拉克部队和警方应对叛军。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不过，这个例子只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提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策略根本就不可能。阿比扎伊德上将在战争打响几个月后就开始指挥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所有部队，他是这个地区的专家。他曾经在约旦居住过一段时间，而且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在维持地区稳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敏锐的他早就警告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化会导致灾难，这一判断非常准确。除了阿比扎伊德，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足够经验和成就、能将伊拉克引入正轨的人。但连他都从历史中总结出了错误的经验，由此可见，汲取正确的历史经验并非易事。菲利普·泰特洛克对专家判断力的研究揭示了同样的道理，这也是任何机构解决复杂、多变问题时都会采用试错法的原因。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历史不具有完全的引导性，那就是1990—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让萨达姆的部队经历了彻底的失败：几天前它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之一，如今却连伊拉克最强大的部队都算不上了。美国多数军事策略家认为这次行动证明了其主要策略原则英明无比：这是一场以实力雄厚的空军和陆军作后盾的科技驱动型战争。事实上，它还表明改变的时刻即将到来：胜利如此势不可当，以至于此后敌人们无法再用开放的阵地战战术来对抗美国陆军。这种优势真的这么明显吗？
即使美国的策略无懈可击，入侵之后的因地制宜也必不可少。随着叛军策略的改变，问题的本质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昨天还行得通的战术，今天就成了不利因素。纳格尔将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时学到的东西放到反叛军的历史中进行检验时，再次发现了这个问题。伊拉克到处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如果得到密报有人在布置路边炸弹，美军没办法简单地跑去抓住嫌疑人，因为伊拉克没有街道名、路标或者房子门牌号码；告密者不能让人看到自己和美国士兵在一起；如果纳格尔想开着没有明显标志的汽车作伪装，他就失去了《日内瓦公约》赋予的权利。即使国防部长竭尽全力，五角大楼也预料不到这些实际困难。因此，不同程度的因地制宜必不可少。
伊拉克战争得到的教训是美国陆军应该建立一个能更好地适应失败策略的机制，还应该更关注成功的地方试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训。拉姆斯菲尔德绝不是唯一一个自认为比现场士兵知道得更多的人，在他之前，很多领导人都犯过同样的错误，无论是军方、政界还是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