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指挥沙漠风暴行动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对海湾战争做出的简明扼要的战况简报，让年仅17岁的我看得如痴如醉。我还清楚地记得伊拉克建筑模模糊糊的灰色航拍图像，记得随着装载摄像机的隐形战斗机的移动，画面的视角不断变化。十字准线瞄准了桥梁或者掩体，给观察者几秒钟的警告，然后用激光制导导弹将目标彻底摧毁。摄像机想要拍得更清晰，但屏幕上一片刺眼的白光，然后就是漆黑一片。我和同学们站在学校公共休息室的电视前，大家一致认为精准轰炸实在是太酷了。
将近20年后，暮春时节，我坐在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洒满阳光的庭院里，听安德鲁·麦凯（Andrew Mackay）将这些图像所传达的信息娓娓道来。麦凯是曾在伊拉克服役的英国上将，也是英国在阿富汗最成功的指挥官之一。要想获得跟潜在打击目标有关的一流、实时的信息，盟军就要拥有完全的“信息优势”，也就是要摧毁敌人的电脑、电话线和雷达。不仅如此，还要把这些信息输入到能集中处理所有数据的超级计算机，把这些数据凝炼成直观形式，让三星或四星上将能够把握整个战场局势，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整战术和战略。这种计算机还要能计算出不同策略可能带来的影响，包括次级效应和三级连锁反应。采用基于效果作战策略（effects-based operation，EBO），将领就能选择一种精确的战术打击，确保用可预见的方式打乱敌人的逻辑、部署，甚至士气。这正是理想机构的三大原则之一：全局原则，即信息极其丰富又普遍存在的战争图景，能为无所不能的独立决策人提供最佳策略，麦克纳马拉把对越南战争进行的数字分析幻想在阿富汗变成了现实。
麦凯上将个头很高、体态威严，可他花白的头发和眉毛、和蔼的面容以及深厚的学识让他显得亲切。他放下咖啡，指着我肩膀后面说：“采用基于效果作战策略，计算机可能会计算出摧毁你背后那盆花就能得到期望的战略效果。我们会从80千米外发射导弹，以精确到分米的准确度打碎那盆花。”哇！我突然回想起诺曼关于沙漠风暴行动的简报，不过经过这18年的发展，技术更臻于完善。
麦凯端起咖啡。“唯一的麻烦是，教计算机下棋已经足够困难了，而棋盘上只有64格、32个棋子。”
麦凯带着这种恰到好处的顾虑来描述总规划师的梦想：坐在巨大的皮转椅上，面对着满壁的屏幕，掌控天下局势。这种幻想实在是太诱人，难以轻易消失。
当然，在总规划师最早版本的想象中是没有超级计算机的。他最初的想法只有足够详细的计划和满屋子善于计算的部下，这样去中心化的体系就会变得集中而理性。例如，20世纪60年代，苏联当局曾要求苏联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将数学手段运用到苏联钢铁工业的生产调度问题中。他的努力确实让生产过程变得更加高效，但是搜集计算需要的数据就花了6年时间，等分析结果出来的时候，苏联经济的需求早已大为不同。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麦克纳马拉也对集中定量分析法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深信不疑。他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钢铁生产，而是轰炸越南。美国轰炸机在越南投下的炸药重量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消耗炸药重量的3倍。有些地区每平方公里就遭受超过1 200枚炸弹的轰炸。根据麦克纳马拉的要求，每次轰炸都要一丝不苟地记录并加以分析，但他的集中分析方式并没有带来胜利。
有人不禁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康托罗维奇和麦克纳马拉拥有更好的计算机，他们可能就会成功。这也正是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和拉姆斯菲尔德的看法，这两个人算得上是他们衣钵的继承人。
1970年，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着手搞起了综合控制项目，这是总规划师最离奇的梦想的实例。综合控制项目旨在运用名为Burroughs 3500的超级计算机及一系列电传机，在逐渐国有化的经济中协助制定经济策略。
阿连德雇用了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控制论理论家，他对项目满腔热忱，不过要求每天要有500美元的酬劳，并且保证红酒、雪茄和巧克力的供应。管理者以及部分工人每天早上5点要发电报报告产品短缺额和其他信息。操作员会把信息输入Burroughs 3500，下午5点，一份报告会呈递给阿连德，等待他做出执行指令。和后来的基于效果作战的策略一样，综合控制项目允许回馈信息和次级效应。一些综合控制项目的支持者称，设计这一体系是为了将决策权下放到地方，不过阿连德似乎不是这么想的，他说：“我们现在和未来都会支持集中经济，公司必须要服从政府的规划。”
这个项目没有成功。野心勃勃的国有化方案引起了混乱，工业动荡不安，加上美国或明或暗的经济对抗，智利经济崩溃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发动政变杀死了阿连德。斯塔福德·比尔运气很好，政变那天他正好在伦敦。不过作为幸存者的他却深感内疚，后来他离开家人，搬到了威尔士乡村的一个小村庄去了。
即使根据今天的标准，Burroughs 3500也是台了不起的计算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父亲当时就为Burroughs工作，他经常提起和洗衣机一般大小的硬盘驱动器，套在一个轴上的8个硬盘总共只能存储几兆的内容，还不如现在一个普通手机的容量。检查计算机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因为要费好大劲儿才能把巨大的驱动轴和硬盘拉动。Burroughs 3500最吸引人的特色就是能分块存储的内存，每次存1万字节，正好存得下本章中的几页内容，而且价格公道。Burroughs 3500从来没被人当作超级计算机，不过它算得上是高效的公司装备，随着以后不断升级，几十年来它一直待在银行的密室里工作，最终成了支票分拣机的控制机器。
因为智利经济承受着国内外的重重压力，崩溃不可避免，所以综合控制项目之所以有趣，不是因为它证明了用电脑控制集中型经济是场灾难，而是说明在拥有了最新设备后人们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判断力了。西方报纸嬉皮笑脸地报道操控智利经济的是一台电脑，而这台电脑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只是一个玩具。不过当时综合控制项目似乎非常尖端，这就足够了。在其标志性的操控室里，椅子的扶手就能控制屏幕和控制面板，就像是为柯克船长和史波克(7)量身打造的一样。对项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而言，这间控制室代表着综合控制项目。不过控制室从来没有投入使用过。
拉姆斯菲尔德使用的电脑比阿连德的更加高级，但他们的梦想并无区别：详细的实时信息传递到控制中心，电脑辅助形成的决定再从这里传送回前线。拉姆斯菲尔德仔细研究战场传来的数据，把次要军事问题的备忘录发给阿比扎伊德和凯西这样的将军。不过，即便拉姆斯菲尔德不那么具有控制欲，这种技术权力本身也是为集中的政策制定者设计的，不管他是国防部长还是四星上将。在伊拉克战争中，控制中心在卡塔尔金属掩体中一座装有空调的帐篷里，部队和飞机的动向数据在这里时刻进行着更新。
这些体系并非无用。在智利饱受罢工和工业蓄意破坏事件折磨时，阿连德的综合控制项目配合他做出了相应的反应。而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初始阶段，电脑协助配合的攻击计划发挥了惊人的作用。但是这些体系传递的信息都达不到预期的水平，因为它们没法记录需要意会的信息，而需要意会的信息才是真正重要的。
设计综合控制项目的意图是让总统及其经济规划师注意到存在的问题，然而这个项目只是成功地报告了地方工厂经理想要报告的问题。经理们能毫不费力地掩盖他们想要掩盖的问题；如果赶上好年景，更是难以指望他们用电报来报告有用的信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而且他意识到的东西似乎连阿连德和比尔都没意识到：复杂世界里充斥着知识，这些知识具有地方色彩，还容易转瞬即逝。关键在于，地方信息往往是地方机构出于自身的目的愿意使用的一些东西。哈耶克的论文出现在现代计算机问世之前，但即使到了计算机能读懂人思想的那一天，他的观点也依然具有影响力(8)。
和综合控制项目一样，拉姆斯菲尔德在军事领域掀起的计算机化革命往往无法穿透战争的迷雾，只能提供一种信息丰富的幻想。2002年1月，阿富汗的联军指挥官花了两个星期计划“蟒蛇行动”（Operation Anaconda），派卫星和无人侦察机密切关注沙希库特（Shah-i-Kot）山谷的一个区域，然后调遣直升机空降步兵进行突袭。直升机几乎直接将士兵们空投到毫无察觉的塔利班武装头顶上，但是阿帕奇（Apache）武装直升机却被不知名的攻击者击落，精准轰炸机无法定位塔利班目标，整个行动对联军而言是个巨大的灾难。在伊拉克战争初始阶段，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联军部队。他们经常在没有接到信息控制指挥中心警告的情况下撞见敌军部队。
控制战场知识局限性的一个早期例子不是发生在塔尔阿法城狭窄的街道上，也不是发生在科索沃密林覆盖的重山之中，而是发生在最有可能让计算机辅助作战策略大展拳脚的战场上，即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在伊拉克那开阔的沙漠中。当时，由9辆美军坦克组成的“飞鹰坦克队”正冒着沙尘暴在沙漠中急行军，这时，他们意外地遭遇一支兵力远超自己的伊拉克装甲部队。
“我们正在沙漠中穿行，这片沙漠相对平坦，看起来平常无奇，所以我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坦克正顺着一个稍稍倾斜的坡往上爬，”飞鹰坦克队的队长回忆道，“等我们爬到坡顶准备往坡下走时，视野中突然出现了整个敌军阵地。”由于正刮着沙尘暴，美军没有空中支援，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竟和萨达姆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打了个照面，敌人的坦克和装甲车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且它们都有炮台作掩护。
双方都大吃一惊。飞鹰坦克队的队长必须马上做出决定：没有时间和上级讨论军情，也没有时间把情况上传到信息控制电脑中。他立即意识到撤退会更加危险，还不如马上展开攻击，把伊拉克人打个措手不及。他大声命令炮兵发射反坦克炮弹：“开火，发射炮弹！”一辆伊拉克坦克顷刻间被摧毁。他命令士兵重新装载炮弹，每3秒钟发射一枚炮弹，几秒钟之内他的坦克就又摧毁了两辆敌军坦克，这时飞鹰坦克队其余坦克也爬到坡顶朝着敌军开了火。9辆美国坦克在没有遭受任何伤亡的情况下摧毁了将近90辆伊拉克坦克，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队长的迅速反应、平时进行的训练以及精良的武器装备。信息控制或基于效果作战的策略并没起到什么作用。
这次遭遇战迅速、高效，极为壮观，被称为“东73战役”（The Battle of 73 Easting），成为如今各大军校研究的范例。飞鹰坦克队的队长也因此被美国军事作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中，他的名字还出现在了陆军海湾战争官方历史记录首页的第一句话中。《必胜》（Certain Victory）一书的作者对飞鹰坦克队更是不吝笔墨，说它“戏剧性地展示了美国陆军的巨变，走出了幻灭与痛苦交织的越战阴影，开始了自信和必胜的沙漠风暴行动”。
也许这话说得没错，但这场战役还戏剧性地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有最先进的技术作武装，主将操控的指挥中心对战场局势的把握也具有局限性。美国飞机用精准炸弹控制了战场，但是在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中，飞鹰坦克队只能自力更生。
这位飞鹰坦克队队长的名字就是麦克马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