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投资时希望得到的回报无非是账户里百分之几的增值，或者股市上更具风险但也更可观的收益。但是亨利·凯夫·布朗·凯夫投资那一万英镑的回报又是什么呢？他的回报是从毒气室拯救了43万人的性命，让希特勒失去了研制原子弹的机会，最工于计算的经济学家也算不出这次投资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投资回报并不是评价新观念和新技术的有效方式。多数新观念最终要么毫无新意可言，要么太过新颖以至于无处可用。但是，一旦某个创见发挥作用，带来的回报就会高得无法衡量。喷火战斗机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这些看似不可能却出奇制胜的例子不胜枚举，有的令人起敬：1545年，嗜赌的数学家卡尔达诺（Cardano）首次提出了虚数的概念，后来证明，这种在当时看来毫无用处的奇特想法对收音机、电视和电脑的发展至关重要；有的让人啼笑皆非：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没有把实验室打扫干净，结果却在被污染的培养皿里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
可能我们会禁不住把这样的科研项目与买彩票联系起来，因为它们要么让人一无所获，要么带来极为可观的回报。事实上，它们可比彩票强多了。彩票是零和博弈，只是重新分配已有的资源，而研究和发展能让每个人受益。和彩票不同，大胆的创新项目既没有已知的回报，也没有固定的胜算概率。《黑天鹅》（The Black Swan）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把这样的科研项目叫作“积极的黑天鹅”。
不管叫什么名字，这样的冒险行为都让人颇为头疼。因为它们可能会带来惊人的回报，所以意义非凡；但是其结果又无法预测，所以也让人倍感烦恼；有时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回报。我们既不能忽视它们，也无法有效地控制它们。
只有在新技术看似能被人操控规划时，人们才会觉得它可靠。有时我们确实能对新技术进行规划：“曼哈顿计划”成功地制造出了原子弹；肯尼迪总统实现了10年内将人类送上月球的承诺。不过，这些例子之所以让人难忘，部分原因是它们非比寻常。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公司或者政府技术专家认为，采用某种独特的新技术很快就能解决能源问题，例如新一代的氢能源汽车、从水藻中提炼的生物燃料，或者新型塑料制造的廉价太阳能电池板等等，这些话听来总让人倍感欣慰。但是看到实例后，预测哪种技术会蓬勃发展的想法就烟消云散了，因为真相非常棘手，而且难以操控。
正因为如此，力排众议研发喷火战斗机的故事为那些希望用新技术解决当今问题的人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这种战斗机是在对未来飞行器几乎一无所知的氛围里研制成功的。1914—1918年，在英德对抗的初期，飞机是一种全新的技术，主要负责侦查任务，没有人知道飞机发展成熟后最有效的应用方式是什么。20世纪2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认为飞机的时速超不过418千米／小时，但是喷火飞机俯冲时的速度超过了724千米／小时。所以，英国空军长期忽视战斗机的潜在重要性根本就不足为奇，制造战斗机来拦截轰炸机的想法对多数设计师而言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而喷火战斗机直接朝前开火，这就意味着为了瞄准目标，整架飞机都需要改变飞行方向，这在多数人看来更是天方夜谭。很多人认为更可行的方案是在飞机上设置两个射击座椅，射击手坐在可旋转的塔台上向两侧射击。1938年，英德开战的前一年，一位很有见地和影响力的政治观察家这样说：
我们应该在飞机梁骨上安装可水平射击的旋转塔台，尽快、尽可能多地制造这种全副武装的飞机……德国人知道我们依仗向前方射击的突破型喷火战斗机，这种飞机……如果不能立即有效地展开攻击，就会将飞行员置于危险境地。
怀疑喷火战斗机的人正是未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他要求制造的无畏战斗机也不错，但是英国孩子们并不为无畏战斗机的英雄事迹欢呼雀跃。也难怪，无畏战斗机活脱脱像只蹲坐的鸭子。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
试错法则
我们会后知后觉，看出官方最初的原则大错特错，但是我们也容易从中得出错误的经验。空军将领能预测空战会演变到什么程度吗？当然不能。喷火战斗机带来的经验不是空军差点儿因为错误战略输掉了战争，而是当时这种错误战略不可避免，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成功地委托制造了喷火战斗机。
经验就是通过多元化途径鼓励创新，实现“变奏”。空军没有将所有的鸡蛋放在远程轰炸机这个看似最保险的篮子里，而是在程序上留有足够回旋的余地，所以空军准将凯夫·布朗·凯夫才能在政策容许的尺度内，为看似不那么有前景的、但“非常有趣的”方案进行投资，以防万一，即使像喷火战斗机这样经常被嘲弄或不屑一顾的方案也因此有了机会。